不可否认的是，建设跨境园区收益与风险并存，甚至相对于基本收益的可预见性，风险的来源更加多样、更加具有不确定性，预测并防范的难度更大，尤其是在市场体系发育不够健全、法制环境不够完善、产业体系不够完备、社会文明相对落后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看来，系统性风险大概可归纳为以下来源：①制度风险主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制制度建设上均存在或多或少短板，且对外开放及外商投资政策、质量监管、技术标准等领域难以形成统一；②准入风险主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存在的保护本国企业或市场的政策倾向，因为不少国家国内工业体系尚不完整、产业基础较为薄弱，政府期望收获外资带来利益同时，也会对国民经济核心产业或新兴产业的外资涌入保持谨慎，同时要求政府保护本国市场的呼声也普遍存在于本土企业；③基础设施风险主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对落后的交通、运输、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一带一路”沿线以北的国家主要依靠陆路运输，但是不少国家国内公路和铁路密度低、质量差、年代久，且地区分布不均衡；沿线以南国家主要依靠海路运输，抬高了跨境园区的物流运输成本。④宗教及文化风险主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样而复杂的民族及宗教结构，以及由民族和宗教问题所引发的政治冲突、社会不稳定，乃至武装斗争。基于以上原因，在选择跨境园区投资区位时，需要全面综合考虑各类系统性风险，最大限度减少投资及运营成本。

建设跨境园区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同样来自中国投资者自身，尤其是企业投资者。①政府方面，地方政府在长期形成的“以增长速度”为纲的观念驱动下，将跨境园区建设“指标化”“政绩化”，出台各种政策鼓励企业在境外投资建立园区，例如招标竞标、专项基金、税收减免、低息贷款、资金奖励等；企业方面，对外投资热情盲目高涨，尤其在政府扶持政策的推动下，疏于对投资的预期收益和风险进行系统性估计，前期缺乏科学可信的可行性分析，对园区的开发、经营和收益模式也缺乏系统性的中长期战略规划。②跨境园区盈利模式有限，盈利能力较弱且具有不可持续性。现阶段，跨境园区开发运营企业无法以海外资产为抵押，从国内金融机构获取贷款，园区建设基本依靠自有资产积累投入，由于建设周期长，经常出现开发商流动性不足、资本运转困难的困境；园区运营企业的主要收益来自厂房土地出租、土地分割转让、园区物业管理等，如果园区企业入驻率没有达到一定水平，难以形成可持续性的稳定利润边际。③跨境园区的经营管理也经常遭遇多方掣肘：东道国及园区地方政府可能无法有效落实先前承诺的优惠政策，甚至难以为园区的土地批租、道路平整、能源供给提供保障，将这些难题留给园区开发企业，而企业往往不具备与本地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的能力；中国各级政府也相应缺乏对跨境园区进行监管与提供支持的经验，不能完全做到“想企业之所想”，为园区提供足够急需的、对外投资贸易乃至外交领域的帮助；跨境园区在管理运转过程中，最常面临的便是当地营商环境不理想、管理技术人才短缺等问题；园区入驻企业则受到产业配套不足、本地供应链缺失、本地劳动力技术水平不高、劳资关系复杂等问题的困扰；此外，园区及企业在本地化经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宣传公关以树立品牌形象等均有或多或少水土不服问题。尤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历史较短，跨国管理人才储备有限，与东道国语言和文化迥异，因而较难执行有效的本地化战略。(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