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投资总额快速增长，但仍处于起步阶段。2008—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呈快速增长态势，直接投资流量由41.34亿美元大幅上升至148.2亿美元，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20的国家和地区中，就有八个国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分别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老挝、巴基斯坦、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尔及利亚和俄罗斯联邦。同时，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为692.6亿美元，占总额的45%，同比增长7.6%。但总体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2015年中国对其投资存量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2.6%^[2]。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具有很大的投资潜力。

第二，投资重心转向发展中国家，区域分布差异较大。“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9%，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重心由原先的北美、西欧等发达国家转向南亚、北非、中亚等发展中国家，投资主要流向老挝、印尼、泰国、俄罗斯和新加坡等。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差异较大，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规模最大，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增速最快。2014年，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直接投资流量为78.19亿美元，存量已达476.5亿美元，均占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流量、存量的一半以上。2008—2014年间，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速达54.21%，远高于对其他地区投资的年均增速。中国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最少，截至2014年底对其直接投资存量仅有22亿美元。

第三，投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国际产能合作取得新突破。在“一带一路”建设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由原先的以资源开采业与制造业为主向基础设施等相关行业转变，投资排名前三位的行业为铁路、能源和核电。中俄、中印等能源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对“一带一路”能源投资的步伐，目前中国已在海外开发运营70多个境外产业园区，在促进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加快了国内产能的出口。2015年，“一带一路”建设在铁路（雅万高铁、中泰铁路、中老铁路）和核电（“一带一路”首个核电站项目——巴基斯坦卡拉奇K-2/K-3核电）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大力推动了“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在推进东道国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带动了中国优势剩余产能的转移，实现互利共赢^[3]。

第四，投资资金支持渠道增多，金融支撑力度加大。“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断完善的跨境投资金融支持体系为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包括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以及企业金融机构海外债券的发行，等。此外，国家财政支持不断加强，如中国出资设立了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中阿共同投资资金，同时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分别赴境外发行80亿美元、30亿美元债券，重点用于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总体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增长势头强劲，在投资数量、投资覆盖面、投资产业结构、融资等方面均取得重大突破。(www.daowen.com)

第五，投资效率处于中低水平，规模收益处于有效或递增阶段。田泽和许东梅（2017）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法（SE-DEA）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发现投资总体效率不高（中低水平）。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到DEA有效（理想水平）的有阿联酋、俄罗斯、捷克、卡塔尔等14个国家，占35个样本国家的40%；投资效率达到中等水平的有阿尔及利亚、埃及和阿富汗等11个国家；其余10个国家投资效率处于较低或很低水平。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效率值从0.356到3.72分布不均，国别差异较大。从规模效率和规模效益来看，2008—2014年除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和埃及等10个国家投资规模效率值下降外，对阿联酋、波兰和俄罗斯等10个国家规模效率保持在有效状态，而对其他14个国家的规模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同时，中国对沿线多数国家的规模收益处于有效或递增阶段，反映出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具有一定的潜力与发展空间^[4]。

在以上背景下，为了提升沿线国家投资效率，需要加强境外产业园区规划与建设，打造核心竞争力。通过产业园区的“磁石效应”在一定空间范畴内对有限的生产要素进行最大限度资源整合，提高工业化集约强度，突出主导产业，使之成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产业升级发展要求的产业分工协作区。通过吸引劳动力或资本密集型的国内外制造业及服务业投资，为东道国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本地劳动者工资与技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境外园区建立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系，参与国际竞争，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推进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不断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