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料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元素,据研究表明,农作物产量增加约30%—50%,应归功于天然肥料和化学肥料的作用。
然而天然肥料的积取是十分辛苦的,我吃过这种苦。五洞闸的农田,每块之间都有开有小河。每年冬闲就要把这些河挨个儿抽干挖掘一遍,挖掘出的河泥是很好的基肥,所谓“一斤河泥四两花皮”。17岁刚到农村的我什么都生疏,自然先打“下手”活儿——车水,即用水车把河水抽干。整个冬天几乎每天早晨都赤脚破冰下水车水,五洞闸的水车不是脚踩的而是趴在车头上用双手摇的,这样胸前易被车上来的水打湿,起初车水时衣服前襟湿透,冷得发抖。老农民不忍心我如此挨冻,拿出收藏的塑料布围在我胸前。那时塑料布可是个稀罕物,它是队里少量分配到的进口尿素的包装袋。车完水接下来开始掘河泥。
掘完河泥后还要把半干的河泥一担担从河边挑走,把河泥均匀分散到田间各处。这活儿叫挑河泥。河泥经日晒、雨淋、冰结、霜打后质地变松,就把河泥一块块敲碎,雍入豆、麦根部,这叫敲河泥。这种肥力的获得真是来之不易啊!
若施人粪、畜肥,也有此等辛苦,而且更臭更脏,自不必多说。
自从有了化肥就一改前况,它来源简单,使用方便,效果明显。化肥只消在就近供销社购得,白色小颗粒的进口尿素又轻盈又干净,捞在手中有凉凉的感觉。它性能良好,遇水即溶,在潮湿的土上只要直接撒即可,毋用任何农具。就这样轻轻地一撒,不日,发黄的棉花就变成绿油油的,真是立竿见影。短期内,一袋尿素的肥效比几船河泥还明显。
20世纪70年代的慈溪农民已由过去对化肥的半信半疑转变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农民称这种尿素为“肥田粉”。看来,那时中国农业已开始步入化肥时代。
只不过当时国内化肥产量有限,农民不能按需而得;进口化肥更是因外汇太少,一袋难求啊!据《浙江省慈溪市供销合作社志》载:慈溪县的化肥供应主要采取了计划分配和奖售两种形式,即按种植面积实行计划分配和按产量高低作奖励性销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奖售是从1961年开始的。1987年慈溪县的办法是:对定购内的粮食,每百公斤供应平价尿素5公斤;定购内的菜籽每百公斤供应标准氮肥10公斤。
这些都说明,农民普遍使用化肥后,化肥成了紧俏商品,慈溪的化肥缺口是很大的。尽管县政府曾设法调剂和筹集地方外汇,以增加尿素的进口;县农资公司还组织人马外出寻购计划外化肥,但缺口依然很大。
慈溪水泥厂办公室人员经常参加铲煤义务劳动(1987年)
认真检验出厂的每一批产品(中间为工段长周永建,左二叶善伟,左一车间工会主席郑建华,右二吴大健,右一姓名不详,1984年)
慈溪化肥厂领导人员:右一书记吴振永,右二厂长吴吉丰,中工会主席肖杰(1980年)(www.daowen.com)
厂内举行的党史知识竞赛(1984年)
在厂门口的团员义务服务活动(1984年)
保全工卢相春正在操作维护(1986年)
解决缺口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兴办化肥厂。
当时,一直为慈溪棉花生产呕心沥血,又凭慈溪棉花高产声名鹊起的“棉花姑娘”——县委书记黄建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横下一条心,要在慈溪建立一家像模像样的化肥厂。
建立现代化的化肥厂对工业基础薄弱的慈溪县来说是个考验。化肥是舶来品,在中国没有生产的传统。在慈溪的主干国营工厂中,动力机厂有铁业、农具制造业的前身;棉纺厂有三北深厚的纺织传统和得天独厚的原料;酒厂有传统的酒坊;机榨油厂有传统的油坊;金丝草帽厂更是历史悠久。唯独化肥厂是全新的。尽管在1958年“大跃进”时慈溪也搞过土化肥、土农药的“双土”生产,但毕竟只是运动式、群众性的积肥造肥活动,终因无科技含量、无实际效果,又劳民伤财而很快被叫停。
1970年12月化肥厂终于搭起了筹建班子,后在原浒山镇金山村的东首担山江的南岸征用4.12万平方米的土地。1973年10月基建工程总算破土动工。工厂累计投资440.83万元,经过近4年时间的建造,于1977年6月12日开车成功,翌日全面投产。
慈溪化肥厂青工在杭州蔡永祥纪念馆前(1982年)
每个车间都有一块黑板报(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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