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凡有痕迹着于他物，皆谓之“印”；用刷涂泽之，称之为“刷”；印书时多用刷子来施加压力，故称为“印刷”。印刷技术的发展，说到底是印版和压力方式的不断科学演进。现在人类已掌握多种多样的印刷方式，有代表性的有凸版、平版、凹版、孔版印刷等。上述的木刻版、活字版都属凸版印刷。凹版印刷的原理恰好与凸版相反。孔版印刷就是使油墨透过孔洞印到纸上或其他材料上，如常见的丝网印刷等。

石版印刷是典型的平版印刷，简称石印，它在鸦片战争前后由传教士传入我国，清末时盛极一时。我的忘年之交童茂遐先生年轻时在浒山东门诚心桥头附近开过石印作坊，用石版印刷扇面等字画。童茂遐（1923—1996），字千里，1941年宁波效实中学初中毕业入上海师承中学，肄业后考入上海新闻专科学校。辍学后在上海《自由论坛报》任校对一年。后读余姚师范，毕业后曾在白沙小学教过书。失业后搞石版印刷以谋生。石版印刷全为手工，很辛苦。老童于1948年前后搞石版印刷在浒山是开先河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童茂遐获得新生，历任慈溪第三、四届政协委员，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慈溪书法篆刻协会副主席，三北书画院副秘书长等职。

久违的古法手工印刷（2015年）

1951年的周巷光华印刷所合伙协议的局部

到了20世纪50年代，慈溪县文化馆利用石印印刷过海报等字画。小时我在文化馆见过厚厚方方、表面十分平滑、被俗称为“吃墨石”的石版。为了将石印过程写得简要又无误，我除了阅读，还多次请教当年搞过石印的原县文化馆资深画家马开达先生：先用富有胶着性的药墨，写字画图于特制的药纸上；再将药纸覆于石面，用强力压之，使药墨粘着石面；揭去药纸，拭之以水，水未干时即滚上油墨；敷上纸张压印之即成。石印利用的是油水不容的原理：石版上要印的图文部分亲油疏水，即能附着油墨而排斥水；不印的空白部分则亲水疏油。据载，这样的石印竟然不雕版能印书画，在当时被视为新奇事，而且印出来的细节清晰度远远超过传统的雕版和木活字。因此到19世纪中叶，传统的雕版和木活字印刷日趋衰落。

但是石印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活字有仍可以改进的优越性。人们发明了铅活字后又不断改进，这使铅印成了现代印刷的重要手段。现代铅活字由铅、锡、锑三种金属材料合成。掺入少量的锡是为了便于铅字的铸造和切刻，加进锑是为了增加铅字的硬度。随着印刷业的发展，铅字使用量越来越大，后来铸字机应运而生，手工刻字越来越少。

慈溪印刷厂的大门口（1975年）

1936年2月出生于长河的张正良师傅13岁去余姚金石斋学刻字，17岁在余姚街头摆刻字摊，1954年新的慈溪县建立后到浒山中街开了“正良刻字店”。1958年《慈溪日报》接收慈溪印刷厂时张正良进入该厂。当时虽然已有铸字机，但限于成本和设备，正良师傅的刻字活儿仍不少，如报头、临时用的图案、特大号字、整个大标题及个别缺字还得在木板上或铅坯上手工赶刻。那时虽然已有了“烂锌版”的工艺，但慈溪还不具备，去外地加工时间也来不及。

后来刻字的机会愈加减少，正良师傅的精力主要花在铸字（浇铅字）上。最早浇铅字方法是，用勺子舀取在锅中熔化的铅合金，浇入铸模中，再从铸模中拿出铅字，切去“尾巴”锉平锉光，如此一天大约能铸数百个字。后来出现了手摇铸字机，每天能铸字逾万。再后来，改进为全自动铸字机，每分钟能产字超百。

无论如何，铸字工都无法避免与铅的接触，特别是当年落后的铸字方法，更让铸字工与铅高度接触，久而久之张正良患上了严重的铅中毒病。他骨瘦如柴，全身无力，皮肤发黑，嘴唇发紫，厂里送他去杭州职业病医院治疗，每月发营养费6元。为了“脱铅”，张师傅出院后又管了5年的传达室，1979年10月46岁的他因职业病而提前退休，目前健在。

老工人陈永祥与切纸机（2000年）

老工人张正良的刻字老工具（2017年）

除了铸字工外，排字工也容易患铅中毒。上学时我参观过慈溪印刷厂。过去的银行也是印刷品大户，进银行工作后我也经常去印刷厂公干。我最喜欢观看的是铸字、排字和印刷车间。后来体会到排字工作虽然是安静无声的，但其实是很费劲的。在他们手上一篇篇稿子变成一本本漂亮的书籍，他们为传播文明付出了辛劳，也是我们可敬的人。好在，又一个新印刷术的发明，让他们真正“脱了铅”。

上面讲的是有关制版的事，接下来说说印刷的事情。我们不应忘记慈溪印刷厂在革新印刷机方面曾经闪过光。20世纪60年代初在工业战线掀起大搞技术革新的热潮，1964年慈溪印刷厂开始革新圆盘印刷机，直到1980年前后全自动圆盘印刷机研制成功，这让该厂火了一把。

一个首先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在近现代反而落后了。1959年建立的慈溪印刷厂是个“三老三少”的厂，即机器老，大多是解放前的脚踏圆盘印刷机，有的是兄弟单位拿来的报废机子；人员老，除了几个学徒外，其余都是老工人；厂房老，大都是原炼焦厂留下的工棚。“三少”是设备少、人员少、厂房少。当时使用的是脚踏圆盘机，一人只能管一台机子，双手双脚并用，每天只能印8000张。因此首先要在圆盘印刷机上突破。厂里成立了技术革新小组，由竺国定、陈士俊、胡广灿组成。其中竺国定是竺恩茂的侄辈，但比陈长1岁，1946年就在慈城从事印务。在革新中竺国定以机修为主，陈士俊以试印为主，胡广灿以采购为主，他们千辛万苦，努力把15台脚踏机革新成半自动机子，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1965年慈溪印刷厂年印量达到7077.15万印，比50年代的年印量增长近9倍。

他们没有停止革新，最后将圆盘机改进成可以一人挡三台的全自动机器。1978年4月在宁、绍、舟三地印刷工作会上，慈溪印刷厂作了题为《在斗争中不断实践，不断提高——我厂自动圆盘机印刷的情况》的发言，同时还有该厂挡车工马忠汝、陈士俊、盛再维以《我们“一人挡三台”的做法》为题作了发言。1985年10月陈士俊又在业内的《情况交流》上发表文章《提高自动圆盘机看台率的体会》。1987年慈溪印刷厂年印量达到15719万印，比1965年翻了一番多；工人增加到了164人。(www.daowen.com)

1960年1月陈士俊聘书

陈士俊师傅是我去年义务拍摄金婚时邂逅的。他1932年8月出生于观城南门头，从慈湖中学初中毕业后又在效实中学求读，辍学后参加工作，曾当过业余教师。在1990年退休时荣获了浙江省包装技术协会包装印刷委员会颁发的“从事印刷工作30年以上，为我省印刷工业作出贡献”的荣誉证书。

在多次采访中陈师傅向我娓娓而谈：

印刷厂是特种行业，对工人要求较高，每人都要到公安局备案。它关系到历来被重视的党的宣传和舆论工作，有些文件密级很高，达到绝密级，这要求我们嘴巴要谨慎。当年生活“百样凭票”，需要印制很多的票证，加上常用的凭据，这要求我们的手干干净净。

不时地有很多的政治任务下来，需要加班加点赶制，如“两会”召开前，新的运动掀起时等等。有时经济业务也要作为政治任务来抓，如那时慈溪产的豆面（粉丝）用稻草包转香港出口到日本，日商改成用漂亮的塑料包装，再返销到中国，赚了大钱。为了不使日本商人钻这个孔子，我们也要学会印塑料包装，就这样我们用完成政治任务的要求，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搞革新时经常没日没夜地干。把圆盘机改进成全自动后，接着又着手改进成方箱印刷机，使印刷幅面由16开增大到8开。这样的机子当时全国只有上海和慈溪两地有，1979年获得慈溪县科技成果三等奖。第二年在车间主任景石丁师傅带领下，革新上蜡机、电化铝印刷机成功，也获得了三等奖。当时的革新都是在不耽误生产的情况下完成的，无分文奖金。

慈溪印刷厂部分骨干合影，右5为厂长朱培军（1991年）

慈溪印刷厂1992年的中秋晚会

陈老又说：在当时“唯成分论”的极“左”思潮盛行，我家庭成分不好，但我以真诚待人、忘我工作、踏实钻研的态度取得了成果，赢得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当年技工工资最高是八级，而我从八级延伸到八级半，月工资约58元。加半级虽然没多少钱，但这是对我的肯定。

1958年26岁的我结了婚，仍住在厂对面的工人宿舍里，宿舍是茅屋，慈溪人称草屋为“草舍”。我们就这样真正“宿”在“舍”里，现在回忆起来反而增加了幸福感。

陈师傅的话也激起了我的回忆。过去县农行是慈溪印刷厂的大客户，这使我在慈溪印刷厂有不少熟人：景石丁在部队当工程兵，能吃苦耐劳，动手能力很强，1969年复员到慈溪印刷厂，后任机修车间主任，他还是我的老邻居。陈永祥人称阿祥师傅，1979年进厂，后任保密车间小组长，年年是先进，曾3次被评为慈溪市劳模。叶裕瑞，姓胡塘头人，排字工出身，后任供销科科长、副厂长。朱培军工作热情、细致、负责。胡可丰是该厂唯一入“正册”的美术员，我每次去厂时都要与他切磋一番，等等。

慈溪印刷厂从1959年建立到1998年改制、厂名注销，凡38年，先后共有10任左右的厂长、书记。第一任厂长罗祥水，第一任书记史济训。末任厂长朱培军1943年7月出生，1969年3月部队复员到慈印，做过铸字工、校字工、切纸工，历任车间副主任、供销科副科长、副厂长、厂长、书记。1985年12月他经过国家厂长、经理统考合格，1986年1月任厂长。1994年被授予工业经济师职称。1982、1987、1994、1995年被评为慈溪县（市）优秀共产党员，1990年被评为慈溪市优秀厂长、市级先进工作者等。

三十八年，一段不短的历史。慈溪印刷厂为慈溪的发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其中许多工人、领导作出了默默奉献。限于我写作的时间、采访的程度、文章的篇幅，无法把他们写全，感到抱歉。

到了2000年前后活字印刷已淡出人们视野，旧的印刷术只存于博物馆，印刷业已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据不完全统计，至今慈溪市有大小印刷厂不少于300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凯丽、福山、东海、德邦等企业。

2016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