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当今中美两国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影响因素的模型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美国作为最大经济总量的中心国家与中国作为最大经济总量的非中心国家，对于两类国家中其他国家间的对比具有代表性同时也更有利于指导中国改善国际不平等局面。另外中美间对比也能作为两类国家间的典型案例以进一步检验主成分探索性模型的有效性。中美间对比研究，采用的仍是1992—2013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包括世界银行数据库、WTO商品贸易数据库、世界劳工组织数据库、美国商务部数据库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等在内的官方数据库。

分析中美间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影响因素时，采用的假设前提以及指标的选取都与上文中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间对比研究方法相同。即假设在当今国际贸易中影响不平等交换（Y）的因素包括技术因素（Y1）、资本有机构成因素（Y2）、工资因素（Y3）、商品品牌因素（Y4）以及国家品牌因素（Y5）等五类因素，而在模型设定时也将其分为了四大类并选取了15个替代这些因素的指标，以及2个替代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指标。假设前提仍然如下：

假设1-1：Y1对Y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关系

假设2-1：Y2对Y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关系

假设3-1：Y3对Y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关系

假设4-1：Y4对Y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关系

假设5-1：Y1与Y2之间都存在相关性

假设6-1：Y1与Y3之间都存在相关性

假设7-1：Y1与Y4之间都存在相关性

假设8-1：Y2与Y3之间都存在相关性

假设9-1：Y2与Y4之间都存在相关性

假设10-1：Y3与Y4之间都存在相关性

根据假设1-1至假设10-1，并运用结构方程中的主成分探索模型分析国际不平等交换与五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度α为0.673，也即是该模型中因素之间存在可信的相关性关系，模型成立。同时这一拟合度高于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间对比的模型拟合度0.586。这说明由于国家间差异减小，主成分探索性模型对现实数据的模拟度更高，解释性更强。

运用SPSS19软件对各指标的相关性进行验证。验证结果形成了指标相关性矩阵（如表5-10），从矩阵中可知在0.05的信度值上，15项指标间基本都具有相关性，但相互之间的相关性没有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间对比数据高。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指标与其他指标间形成完全正相关关系。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与这是中美间单独对比有关，由于排除了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间内部的数据平均化，从而相关性结果随之减弱。从相关性矩阵中无法验证任何前提假设是否成立。随后通过Amos21.0软件进行主成分探索分析。

中美间对比和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间对比的模型间进行对比，结果存在相似性也存在区别。相似性体现在Y1仍然对Y作用不显著，即技术因素不是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直接原因，假设1-1不成立。Y3仍然直接作用于Y，国家品牌因素直接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另外，Y1与Y2以及Y1与Y3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4.68与6.19。这一相关性甚至超越了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总体的对比研究结果，从而再一次证明了虽然技术因素不是直接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原因，但其可以通过影响资本有机构成因素、工资因素与商品品牌因素，从而间接作用于国际不平等交换。这一结论也符合马艳、李真等研究国际不平等问题的当代政治经济学者关于技术因素对劳动客观条件和劳动主观条件都有影响的分析结论[50，98，99]，即假设5-1与假设6-1成立（见表5-10与图5-5）。(www.daowen.com)

然而，和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间的探索性模型结果不同，在中美间对比模型中Y2对Y作用显著，也即是资本有机构成与工资成了直接影响两国间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因素。同时，Y4对Y并未出现明显的相关性，也即中美间国家品牌因素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既与指标选取有关又与中国近20年来正努力缩小与美国国家品牌差距的结果有关。虽然中美间国家品牌因素不是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直接原因，然而Y4与Y3之间仍然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4.67，甚至高于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间的平均对比结果，即假设10-1成立。这就说明在中美间国际贸易中商品自身品牌差异是导致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导致这种品牌差异的原因仍然离不开两国国民对彼此国家品牌的认可度差异。

运用中美间对比作为典型案例再一次验证了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间国际不平等交换影响因素模型的有效性。结果显示，两模型中商品品牌因素都是直接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因素，技术因素都是通过影响劳动客观条件即资本有机构成因素以及劳动主观条件即工资因素而间接作用于国际不平等交换。对于资本有机构成因素、工资因素与国家品牌因素，则两个模型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在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间的整体对比中，由于被两类国家中众多国家数据所平均化，从而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差距与工资差距并不是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直接因素。而这一结果在中美间对比中则相反，两国资本有机构成差距与工资差距都是带来两国间不平等交换的原因。关于国家品牌因素的作用，在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间整体对比中是直接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原因，而在中美间则不是。

由于本章的主要目的是找出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因素，所以无论是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整体对比还是以中美间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单独对比，都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当今贸易中要想改变非中心国家的国际不平等交换地位，必须重视商品品牌建设。第二，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因素与工资因素或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并且两者也作为技术因素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中间环节，所以对于非中心国家而言，必须重视对资本有机构成的调整与工资制度的改革。第三，技术因素虽然一直作为间接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因素，然而其可以通过对资本有机构成、工资以及商品品牌建设施加影响从而导致非中心国家国际不平等交换地位的恶化，所以仍不能忽视技术因素的传导作用。第四，关于国家品牌因素，这一因素的作用在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整体间对比中得到证实，虽然其在中美间影响减弱，但从整体上看国家品牌仍然是制约包括中国在内的非中心国家商品品牌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牵制着非中心国家不平等交换程度的改善，所以需要得到非中心国家的高度重视。

主成分探索性模型得出的定量结论与五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国际不平等交换定性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然而，随着国际贸易中的商品更多地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为主，而心理需求又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品牌因素，以至于技术因素、资本有机构成因素以及工资因素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作用稍有减弱，而两类品牌因素即商品品牌与国家品牌的作用持续加强。另外，本节通过数理模型也再一次验证了技术、资本有机构成、工资、商品品牌与国家品牌等五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国际不平等交换。

表25 中美间国际不平等交换影响指标的相关矩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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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表示在0.01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的水平上（双侧）上显著相关；数据整理来源于SPSS10.0软件的相关性分析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