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亚非拉各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此时，美国为了削弱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力量，也积极支持和鼓励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地区很多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然而，在西方国家主导和缔造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使他们冲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羁绊，这些独立的国家依然处在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在国际贸易中依然处在不平等交换的劣势地位上，一方面向西方国家出口高劳动成本和高资源消耗的工业原材料和农矿产品等，另一方面进口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和工业制造品。穷国与富国的南北格局因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发展中国家内在的问题一直存在[12]。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却在极力散布“殖民主义已经死亡”的言论[13]，企图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成功后的政治独立掩盖发达国家对许多亚非拉国家仍存在着经济压迫与剥削关系的事实。

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就是以探究南北贸易中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交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为契机而进行的[10]。也即是，在面对发达国家企图抹杀“经济依附”这一现象以及欧洲中心论试图用欧洲政治、文化、经济制度等内生因素解释欧洲富强的学术主流研究观点下，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诠释这一现象，强调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特别是富国之富有与穷国之贫穷之间的相互关系[6]。正是在这一世界政治经济变化以及学术大背景下，伊曼纽尔首先提出了他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并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现象的广泛研究和深入讨论，促使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和研究体系的诞生。

20世纪60—80年代，一些学者围绕国际剥削和价值转移是否存在、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利、国际分工的不平等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6]。其中一些学者认为只有生产能带来剥削；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交换也能导致剥削，即用少量价值交换较多价值，而这是不平等交换产生的理念原点。这其中，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萨米尔·阿明（Sam ir Am in）、安德森（J.O.Anderson）等学者再次系统地论述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不平等交换以及存在后者向前者的价值转移的原因，并总结出对外贸易只会维持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和加深发展的不平等。由于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强调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所以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也是依附学派的一个分支。随后，许多学者都加入讨论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的论战中。

具体而言，以伊曼纽尔、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萨米尔·阿明与安德森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学者都在形式上接受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模型，但他们认为应该将模型建立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之上。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认为比较成本模型的假设不符合国际经济现实，从而进行了修改，提出新的三点假设[6，9]。

假设一：在国际贸易中资本具有足够的流动性并且基本可以保证在国际范围上形成利润率平均化。

假设二：在国际贸易中劳动力不具有流动性，并由此产生了发达国家或地区与不发达国家或地区间足够大的工资水平差异，而这种差异大于生产率水平上的差异。

假设三：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集中在发达国家或地区，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集中在不发达国家或地区，且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是某种商品的唯一生产者。

谢富胜在《国外学者对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新探讨》一文中指出基于这三个假设，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研究将马克思的价值转换模型运用到世界市场上，建立了世界市场上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形成模型并揭示了等价交换背后的不平等性。伊曼纽尔、萨米尔·阿明等学者分析指出通过竞争和资本的自由转移可以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高资本有机构成部门和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低资本有机构成部门之间形成平均利润率和各自相应的生产价格，即这种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的生产价格高于其产品价值，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则反之，从而最终形成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生产的大量剩余价值流入发达国家或地区，形成财富的隐形转移。这一过程就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可以用较少劳动交换到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较多的劳动，剩余价值由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不平等交换[6]。这种劳动量差异与价值转移也就成了研究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的本质内容。

伊曼纽尔、萨米尔·阿明与安德森等学者是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奠基者，同时他们也引起了一场研究“不平等交换”问题的大论战，这场论战从1962年伊曼纽尔和贝特尔海姆发表题为“不平等交换与开发政策”的论文开始一直持续到1977年M.奥拉尔发表题为“不平等交换论”的专著为止，共持续了15年之久。

（1）伊曼纽尔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

伊曼纽尔发展并修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生产价格理论，提出“不平等交换”（unequal exchange）理论以论证国际贸易的不平等交换和价值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过程和机制。他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为依附论者反击发达国家的批判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武器。伊曼纽尔的基本观点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导致了国际价值的无偿转移，形成了富国剥削穷国的不平等格局，从而造成了依附[6，14]。

由于伊曼纽尔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可以在国际自由流动，而劳动要素不能在国际自由流动，即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也即资本的竞争性导致了利润的国际平均化，劳动要素的非国际自由流动化，也即劳动的非竞争性则造成了不均等的工资水平和剩余价值率，所以他指出基于工资成本在国际贸易的价格形成中是一个自变量，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低工资基础上的低价格就导致了不平等交换，致使发展中国家所创造的价值的相当一部分以国际贸易形式被无偿地转移到了发达国家[14]。

伊曼纽尔是研究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先驱，没有他对于不平等交换问题的分析与讨论，不平等交换不会成为后来学者竞相研究的问题。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的依据来源于模仿马克思的生产价格表格和认同格罗斯曼的国际利润率平均化。他在《不平等交换》一书中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的国际价值和价值恒等理论，通过生产价格表格表达了其核心思想[15]。图表建立在其假定资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动、劳工流动受限制、利润率均等化以及生产率相同的基础之上（见表2-1）。

假设A国与B国生产同样价值的产品，投入同样的总资本，但却存在不同的工资水平，则剩余价值率不同。A国的剩余价值率为1/5，B国的剩余价值率为5。同样在假设各国利润率相等（均为25%）的前提下，得出两国利润相等。但由于劳工工资水平不同，最终导致生产价格截然不同。A国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而B国以低于价值的价格销售。当两者发生国际交换时必然带来B国40V的价值转移到A国去（见表2-1）。所以伊曼纽尔指出在均等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等的剩余价值率即不相等的工资下的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是A国与B两国在运用等量劳工生产同样价值的产品时，由于工资不同导致的不同等的剩余价值率会带来不同的国际生产价格，从而以不平等的交换比例进行交换，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劳动价值转移到发达国家。同时他认为这种工资差距带来的不平等交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因为他指出工资水平的差异起源于国家之间的社会、历史、道德、制度差异和劳工的不流动性等。所以，他论述“很明显，仅仅是工资的不平等本身引起交换的不平等”[10]。

表2-1 伊曼纽尔的“本来意义的不等价”

附注：图表来源于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一书，其中A国代表富国，B国代表穷国。(www.daowen.com)

对于伊曼纽尔的这种思想，后续学者评价其为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开创者。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运用实证分析系统地批判了比较优势理论下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会到来双赢的局面，他认为贸易会带来财富的转移，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发达国家会越来越富有，不发达国家会越来越贫穷。另外，他借用马克思的生产价格表格直观而简单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这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方法受到后来学者的高度赞扬。更为重要的是，伊曼纽尔跳出了一些经济学家只用一国国内因素来探索和解释国际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局限性。最后，他是第一个从等价视角下对不平等交换实质进行系统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拓了以后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视野。

但是作为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开创者其理论有较多不完善的地方，为此引发了一场国际大论战。其中，有许多学者对他的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他曲解了马克思关于要在国际上修正其价值理论的原意，反对把工资作为国际贸易价格形成中的独立变量[16]。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针对伊曼纽尔提出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情况，后来的学者如萨米尔·阿明，中川信义都认为其也是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一种。二是关于工资不平等是否是导致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原因的争议较大。萨米尔·阿明较为认同，认为工资是带来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贝特兰、中川信义认为将工资作为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一个原因这一观点仍值得商榷。其中贝特兰认为工资不是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原因，而是结果。也即是正是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形成与发展才带来了各国工资的差距[9]。而中川信义则认为伊曼纽尔将“工资不平等”看作是产生“交换不平等”的原因，是一种同语反复。他提出疑问，如果将工资的不平等作为交换不平等的原因，那么又是什么带来了工资的不平等呐[10]？

关于贝特兰与中川信义反驳“工资是国际不平等交换原因”这一观点，作者表示不赞成。关于工资与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关系，就好比“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如果我们不从根源上分析就容易得出片面的、割裂的结论。如果贝特兰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即国际不平等交换是带来工资差异的原因，那么又是什么带来了国际不平等交换呐？国际不平等交换并不是自古就有，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的。而在经济全球化开始形成时，就似乎已经存在有各国的工资差异，而这种工资差异进一步带来了国际不平等交换，国际不平等交换反过来也在持续促使这种工资差异的加剧。所以工资差距与国际不平等交换不能简单地分出因果关系，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很难清楚地界定两者产生的先后顺序，但它们两者互相作用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两个因素却是有目共睹的。

再一个因素是关于伊曼纽尔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形成前提，即他认为国际利润率存在平均化趋势，也受到了后来学者的质疑。如中川信义指出伊曼纽尔和格罗斯曼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在于他们认为资本的国际流动必然导致利润率的国际平均化和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8，10]。作者认为确实如中川信义所述即使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资本的国际流动也无法一直保持利润率的平均化，如国际跨国企业的产生与壮大就是很好的佐证。若正如伊曼纽尔所述，国际利润率已形成均等化，那么就不会存在大量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一直涌入发展中国家建立工厂的局面。所以即使国际利润率随着资本的自由流动可实现平均化，这个过程也是漫长的，至少到当今国际贸易中也仍未真正实现，也即是各国利润率的差距仍然存在。

（2）萨米尔·阿明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

萨米尔·阿明在伊曼纽尔的基础之上拓展了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阿明进一步地对价值转移的世界规模进行了估算。他指出，中心地区每年将获得大约3000亿美元的物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估算是根据以下的计算原则得出来的，即假定工业不发达的外围国家的出口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同工业发达的中心国家的出口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相同的前提下计算其价值，再把这种计算的结果和实际出口额之间进行差额，最终作为“隐蔽的价值转移”计入不平等交换。这其中对于跨国公司在投资当地取得的高额利润，甚至包括跨国公司向母国的汇款和在当地的再投资，也都被认为是贸易带来的不平等交换[17]。

阿明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分析，也首先假定资本可自由流动、劳工流动受限、两国生产率相同，并由于资本可自由流动带来了各国利润率平均化现象[18，19]。表2-2便是阿明的“不平等交换”第一案例，即发达国家A国与发展中国家B国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工资相同的情况。这种情况与伊曼纽尔的分析相同，A国将得到B国额外2V财富转移。不同的是，伊曼纽尔不认为它是“不平等交换”，而阿明认为“这时候，交换还是不平等，但这一不平等性反映在生产的不均等上。事实属性依然不变”[18，19]，即阿明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也是导致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一种因素。

表2-2 萨米尔·阿明的“不平等交换”第一案例

附注：图表来源于萨米尔·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其中，A国为发达国家，B国为发展中国家，剩余价值：100%；平均利润率40%（17/43）。

同时，阿明也认同伊曼纽尔关于工资是国际不平等交换影响因素的观点。他在依附理论的影响下，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以划分为自主中心积累的中心国家和依附这些中心国家的外围国家，而规避工资增长是促使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扩张、制造并巩固这种依附关系的动力。在中心国家，工资“既是一种成本又是能产生对模式运转很重要需求的一种收入”，而在外围国家，工资“仅仅表现为一种成本，需求则是来自其他方面——或者来自国外，或者来自社会特权阶级的收入”[19]。阿明这段话明确地表明了在中心国家由于工人运动或其他因素已导致其工人工资明显高于外围国家，从而导致中心国家的工人有能力作为消费者购买其自身生产的产品，而在外围国家由于经济的低速发展、劳工保护制度的不健全等因素，导致其工资很低，低到生产商品的劳工无法用其工资购买其自身生产的产品，其生产的产品只能用于国外或者特权阶级的消费。

另外，萨米尔·阿明还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心国家还可以通过“五种垄断”的制度因素影响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间国际贸易商品价格的形成，即中心国家依靠对高新技术的垄断、对攫取全球资源方式的垄断、对金融的垄断、对国际媒体的垄断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以维持中心——外围积累体系[19，20]。然而遗憾的是阿明并未对这五种垄断进行详细解析，也未明确指出五种垄断是如何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

萨米尔·阿明的观点也受到很多后来学者的抨击。如美国学者巴洛内就对阿明的观点提出了四点质疑：其一，阿明提出的将工资作为一种独立的变量是否成立；其二，阿明提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剩余价值较高的假设并无证据；其三，在不同生产部门进行交换时如何决定劳动价值和做国际比较；其四，把交换领域当作生产领域的决定因素来强调的分析是否有效[21]。另外，日本学者中川信义认为阿明并没有明确提出并解释什么是“世界价值”以及其大小是如何被规范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同时中川信义还认为伊曼纽尔和阿明的理论都存在一个缺陷，就是他们没有将国际不等劳动量交换理解为国际剥削[10]。随后，苏联社科院非洲研究所的学者也对阿明的不平等交换理论提出了一些意见，他们认为不发达国家无论在生产或交换方面都是帝国主义强烈剥削的对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们指出这种剥削的主要的和现实的因素在于垄断资本对于世界市场的控制。而关于阿明提出解决不平等交换与国际剥削的办法是“与世界市场决裂”这一看法，苏联社科院非洲研究所的学者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绝不应该是闭关锁国，应适度地利用国际贸易以达到经济变革的目的。

作者认为无论是伊曼纽尔还是萨米尔·阿明都是从资本的国际可流动性与劳动的不可流动性前提出发，得出利润率国际平均化和形成国际生产价格。他们分析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根源都是认为各国民劳动是向统一国际性单位的还原[10]。这也表明他们都赞同将各国的单位劳动量所创造的价值进行对比与平均化，并得出国际劳动时间，如在出现国际平等交换时就应该可以得出各国劳动有相同的报酬，即劳动价值相同。同时萨米尔·阿明的两个观点是值得被认可的。一是关于中心—外围积累体系的观点。在国际贸易中，按照阿明的假设，让资本可自由流动，中心国家利用其资本优势进入外围国家以利用这些外围国家廉价的劳动力与更高的利润率进行价值转移，而这种价值转移远比伊曼纽尔两表分析下的各国独立生产下的价值转移更多，对外围国家的依附性影响更强。这使得这种体系更加难以被打破，从而中心国家越来越富，外围国家越来越穷。这也是阿明不同于伊曼纽尔的研究特点之一。二是阿明将经济问题与政治相结合，提出了五种垄断以分析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因素。这就不同于伊曼纽尔以及其他很多学者将政治问题与经济分析相割裂的态度，而选择将国际贸易中的经济问题与政治因素和国家利益相挂钩。

（3）其他学者关于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研究

安德森也是研究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将“不等价交换”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六点，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品与其进口品比较具有以下特点，那么这个国家就能从“不等价交换”中得到好处：①资本有机构成高；②劳动有机构成高；③剩余价值率低；④利润率高；⑤国内或国际级差租金高；⑥租金高而补贴少。反之，“不平等交换”的受害者往往具有以下特点：①资本有机构成低；②劳动有机构成低；③剩余价值率高；④税收收入少[22]。从其的总结可以看出，安德森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不平等交换的原因。但他将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实质理解为“不相等的国际价格交换”这一观点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另外，其表达的六点因素在当时的历史时代下较为成立，但是这六点并不需要同时存在，也即是发达国家一旦拥有这六点因素中的某些因素或发展中国家不具备以上六点因素中的某一因素就可能造成不平等交换。另外，关于其中一些因素，如利润率高低、税收高低，是否能解释当今时代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不平等交换现象也值得进一步商榷。

世界体系学派的创始人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也将世界体系理论的重点首先放在了“不平等交换”问题的研究上。他明确指出跨国公司是导致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些跨国公司将成本高或具有其他有害因素的工业首先转移到外围地区，并通过资本再投资及廉价劳动力赚取大量利润[23-25]。由于外围地区工业化发展受中心地区的直接控制，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也为中心地区的跨国公司所左右。每当中心地区工业技术发展到新的阶段，生产力的提高给这些国家带来的益处是工人工资的提高以及利润的增长，但技术发展在外围地区却意味着产品价格的降低。因此中心地区在世界市场上总是有着比外围地区更加优越的地位，可利用中心地区对世界市场的控制来进行国际不平等交换，从而对其他地区进行经济剥削[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