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对技术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从漠视到正视，并纳入哲学范畴的发展过程。

关于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讨论，学者们大体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其一，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外生动力”。这种观点认为技术具有中立的意识形态，将技术逻辑看成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独立于人类社会以外的规定力量。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如韦伯认为：科学技术具有独立的品格和意志。人类在从事社会实践的时候，使用技术工具受到技术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被迫按照科学技术的意志进行重构。

其二，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这种观点将技术看作人类从事社会实践的产物。如马克思认为：由于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手中的工具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人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属性就扩散至工具层面，因此科学技术具有人的社会属性。

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技术观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亚当·斯密最早提出技术进步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但观点并不清晰；熊彼特提出技术创新的概念，强调技术作为外生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决定论者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则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在技术进步上，认为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在于内生化的技术知识或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新制度经济学者诺斯则首次在经济增长分析中引入制度变量，认为制度安排决定着技术进步的水平，进而体现在经济增长上。

数字技术究竟会使媒介发展到何种境地？要确保此番预测性探讨的学术规范性和科学合理性，全面把握媒介发展理论，并从技术变革与媒介发展视角选取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是必要前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数字传播背景下的媒介发展景观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描述。

媒介自诞生之日起，在人类实践的历史长河中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中，三个划时代产物——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的出现，在媒介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我们只要在这三种媒介形态的字眼上多做停留，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三次重大的传播技术革命——印刷技术、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之于媒介发展的重大意义。从实践可知，技术变革与媒介发展关系密切。然而，若提升至理论高度，技术变革与媒介发展的关系究竟该怎样理解？技术变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媒介发展？媒介发展的动因仅仅是技术变革还是另有其他因素？以下的理论梳理，将重点解决这些疑问。

上文提到的持有“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外生动力”观点的学者，较容易成为技术决定论者。在媒介研究领域，持“技术决定论”观点的首推多伦多学派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他们的媒介技术决定论主张从媒介技术的角度考察媒介对人和社会历史的影响，认为媒介技术的变迁导致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加拿大学者英尼斯的媒介理论具有开创性。他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联系起来，认为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将会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他把历史上的传播媒介分为偏倚空间的质重的媒介和偏倚时间的质轻的媒介。前者如碑石、雕刻、建筑、铸器等，适应于等级森严的王朝对于有限区域的强制统治。后者如人造纸张、天然草纸等，便于书写、批量制造、携带和传播，适应于文化的扩张和传播，便于建构一个版图辽阔并有统一宗教道德信仰的帝国。^[3]英尼斯认为，文明的兴起或衰落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传播媒介的优势造成新的权力统治形式，导致新文明的出现。一切文明都依靠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而存在。

英尼斯的学生麦克卢汉进一步发展了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等观点。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的形态本身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一种新媒介的问世，不管其传递什么内容，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些变化。“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强调了媒介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传播的内容，而在于将内容传播出去的媒介形式。另外，麦克卢汉还研究了通过不同的传播工具体验世界的过程。他认为，每一种新媒介都超出了早期媒介所能触及的经验范围。所有的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因此也是我们感觉的延伸。他把焦点放在“我们如何体验世界”上，而不是我们体验了什么。麦克卢汉的这些观点仍然体现出强烈的媒介技术决定论色彩，他认为由媒介技术决定的媒介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因。

将自己视为“温和的科技决定论者”的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也认为媒介技术在社会变迁中起着关键作用。在他看来，书写的发明、15世纪印刷术的发明、19世纪中叶开始的电讯传播以及1946年因大型计算机的发明而开启的互动传播时代，是人类社会重要的转折点。新技术的“互动性”“个人化程度以及小众化本质”及“不受时间限制的异步性”将给社会传播体系以革命性的影响。^[4]

的确，人类社会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变革都对媒介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社会文明的发展也相应地一步步向前迈进。然而，社会是一个结构繁杂的庞大系统，其发展会受到来自各个结构系统的多方面的影响。若仅仅将媒介技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因，未免显得有些极端和片面。对此，媒介社会学路径下的媒介发展研究给出了不同答案。

从历史和社会层面展开的媒介研究，为我们理解数字传播背景下的媒介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和理论资源，其中也不乏对数字媒介未来图景的暗示性描述，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一种新的媒介技术的兴起到依托此技术的媒介形态最终形成并真正融入人类社会，往往需要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例如，1450年德国人古登堡发明铅合金活字印刷术并运用于实践，但报纸、书籍等印刷媒介是在经历了整个18世纪后才真正被普遍接受的。1895年无线电技术已经形成体系化的研究格局，但在其最终定形于广播这一媒介形态前，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世界各地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看作实现全球范围内双向沟通的媒介。电视作为最受青睐的大众媒介走入千家万户也足足历经了一个世纪的漫长等待。由此看来，目前的数字媒介形态并不能看成是媒介发展的最终成果，依托数字技术的媒介形态的最终确立尚需时日。

其二，媒介形态的发展之所以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能最终确立，说明除去媒介技术的促进作用之外，还有其他社会因素发挥作用，是多种因素作用于媒介的博弈结果。罗杰·菲德勒认为，“媒介形态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通常是由于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5]丹尼斯·麦奎尔认为，媒介发展是政治、经济和技术这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媒介发展受到技术与制度双重逻辑的制约。“如果说技术逻辑源于技术形式特有的规定性，那么制度逻辑则充分体现着人类作为技术的开发者和使用者对工具的支配态度。”^[6]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好的制度选择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好的环境，促进技术创新。反之，则扼制技术创新。例如，电报在晚清时期刚从西方传入中国时被认为“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当外国人在中国经商、谈判各种事务中使用电报传递信息时，中国却依然不许架设电报线，仍靠马匹驿道传递信息。直到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率兵援台的钦差大臣看到外商能越洋架线，信息往来无阻，而台湾却深陷困境，便上奏朝廷提出架设福州陆路到厦门、厦门海路到台湾的电线。从此中国才引入了电报这一媒介新技术。^[7]此例充分证明制度环境对于技术使用和媒介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探讨数字传播与媒介发展的话题时，应将制度逻辑作为一个关键变量来考量。

其三，新媒介发展与旧媒介形态息息相关。在旧有的媒介中潜藏着能够决定新媒介发展道路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新媒介又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独有形态。人们对新媒介的认知也源于旧媒介中的这些潜藏因素。^[8]正如媒介形态理论的代表学者杰克·富勒所言：“每一种媒介都有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它也会将这些强加在所携带的讯息上。新媒介通常并不会消灭旧媒介，它们只是将旧媒介推到它们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9]保罗·利文森的“窗户理论”指出：媒介形态的变化是“补救性媒介进化”的结果，即每一次媒介形态的改变都是修正前一次媒介形态的缺陷。^[10]在电视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将电视看作“有画面的广播”，电视弥补了广播只有声音没有图像的形态缺陷。而广播最初被认为是“像电话一样的东西”，之后受到电影、音乐、话剧等媒介形式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为拥有独特个性的媒介形态样式。如此看来，数字媒介在其发展过程中，短期内仍将受到旧有媒介形态的影响，并在此影响下逐渐凸显发展方向，最终确立独立的数字媒介形态。

从上文对媒介发展理论的阐释可以看出，尽管由于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联系起来，使媒介技术决定论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合理性，但这一理论终归是极端和片面的。媒介社会学路径下的媒介研究将媒介发展置于历史纵向面和社会结构横向面的坐标系进行综合考察，从多维视角审视媒介发展的动因和过程，更加科学合理。在此，我们将进一步利用这些媒介发展理论来检视历史上三次重大媒介技术变革背景下的媒介发展状况，为媒介形态演进的探讨积累更多来自历史实践的参照。

印刷技术的发展历程通常被划分为：“铅与火”的模拟时代和“光与电”的模拟与数字并存时代^[11]。

1.“铅与火”的模拟时代报纸媒介的发展

“铅与火”的模拟时代的主要特征是铅字排版、铅字印刷。用铅铸字离不开高温，铅字排版后到上铅印机印刷也离不开高温，于是“铅与火”密不可分。这一时代的开端要追溯到11世纪我国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它比1450年德国人古登堡发明铅合金活字印刷术早了400年。但正是随着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的普及，报纸逐渐完成从初始形态到现代报纸形态的转型，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其形态演变简要概括如下：

15世纪下半叶，印刷的新闻传单开始流行；

16世纪后，出现印刷的小册子和新闻书（信息容量更大，趋于定期发行）。

17世纪初，定期报刊开始兴起。

1640—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报刊逐渐从初始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

1665年创刊的《牛津公报》是历史上第一张真正的现代形态报纸。

社论、特稿、标题、插图、广告等是现代报刊必备的要素。这些要素的出现首先需要印刷技术的支持，但却无法脱离当时社会环境的需要。英国革命战争极大促进了人们对各种信息的需求，这是现代形态报纸首先在英国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最早在中国诞生的活字印刷术却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印刷品数量的猛增，也没有成为报纸等近代文明利器成长的沃土，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当然，现代报纸体系的形成与随后各种印刷技术的创新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来讲，19世纪的报业史是新技术不断发明和应用的历史。其中包括40年代的圆筒印刷机、80年代的纸浆造纸机、90年代的自动排字机以及半色印刷机等。1868年《泰晤士报》开始使用卷筒纸的轮转印刷机，1885年又安装上自动折叠装置，1小时内可自动印刷2.5万份报纸。总体来说，这些印刷技术主要从产量、质量等方面改变着报纸生存的形态。

2.“光与电”的模拟与数字并存时代(www.daowen.com)

随着电子技术和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开始在印刷中得到应用，印刷技术进入了以电子分色和（计算机辅助的）照排技术为代表的“光与电”时代。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最早开始在报纸印刷中使用照相排版和胶版印刷。在此过程中，排版和印刷的技术发展逐渐分离，其间还出现过有报社使用照相排版的同时坚持使用铅版印刷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技术开始被运用于报纸的排版和编辑中。

时至今日，电脑和互联网搭建起“光电”时代报纸编辑印刷的空间架构。在远程传版技术的帮助下，报纸新闻的整个生产、管理流程实现全面数字化，21世纪90年代中期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CTP）也在报纸的印刷环节被越来越多的报社使用。^[12]当前，印刷技术的发展已进入一场更加全面和彻底的技术革命——即以“0”和“1”为基本单位的数字时代。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数字印刷技术已经对报纸的生产形态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报纸的PDF版在互联网上的呈现、通过阅读器浏览数字报纸等。但数字时代的报纸最终将以怎样的形态生存，这将是我们下节所要探讨的内容。

电波技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

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并确定了电磁感应规律。

1865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提出电磁波理论，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

1888年，德国物理学家亨利希·赫兹首次发现电磁波（无线电波），并实验论证了电磁波的存在。

真正将无线电通讯技术带入实际运用阶段的是俄国物理学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其最早的运用成果并非广播这种媒介形态，而是电报。

1894年，波波夫研制出无线电报机。1896年3月24日，成功拍发人类第一份无线电报。

1895年，马可尼在家中成功完成电磁波传递信号的实验。1901年12月，马可尼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飞越大西洋的远距离无线电通信，并将无线电通讯技术运用于航海等方面。

当无线电技术被广泛用于通信联络时，科学家们利用无线电技术传播人的语音的试验在欧美取得成功。广播成为继电报之后又一个利用无线电技术的大众媒介形态。

1906年圣诞之夜，费森登通过无线电报装置进行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语言广播。

1907年，美国人福斯特发明三极真空管，使电波的大功率发射与高灵敏度的接收成为可能。

1920年11月2日，世界第一家广播电台KDKA在美国匹兹堡正式开播。

广播技术发展初期使用的是调幅广播（AM）。1933年，美国科学家阿姆斯特朗研究的调频广播（FM）达到实际应用水平。1940年，美国政府开始准许设立调频广播电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调频广播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得到陆续推广；60年代以来，广播的技术手段迅速发展，调幅广播、调频广播、立体声广播并存；70年代，调频广播电台广泛兴起；80年代，卫星传送技术逐步得到推广；90年代以后，数字音频广播（DAB，即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开始勃兴，堪称广播技术上的第三座里程碑。数字广播技术能对数字传送、发射、接收过程中各种干扰引起的误码进行自我纠错，保证节目制作、发射、接收全过程都达到高质量，极大提高了广播系统的整体技术性能。1995年9月27日，英国广播公司首先进行了数字音频广播。1996年12月16日，中国数字音频广播在广东佛山广播电视中心试播。

电视是晚于广播出现的利用电信号同步传送语音和画面的媒介形态。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着电视媒介形态的变化，历经黑白电视——彩色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1904年，英国人贝尔威尔和德国人柯隆发明了一次电传一张照片的电视技术，制作出了第一台电视传播和接收设备，电视得以真正诞生。

1925年，英国科学家“电视之父”贝尔德通过他所制造的一台机器成功传送了人的面部活动。但当时的机械电视设备笨重、噪音大且难于操作。

1929年7月，美国科学家菲洛·法恩斯沃斯研制出第一个全电动电视系统。

1946年，美国第一次播出全电子扫描电视。从此，电视由机械扫描时代进入电子扫描时代。电子扫描比光电机械扫描快得多，而且可以做到扫描的行多、点多，将图像分解得颗粒更细，产生更加清晰稳定的图像。

彩色电视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电子技术的科研突破。1902年，澳大利亚物理学家芬·伯兰克提出彩色图像传送三基色原理。1938年，德国人弗莱彻西格提出三枪三束彩色显像管设想。之后，随着美国、日本等国对彩色显像管技术的不断改进，彩色电视的发展日趋成熟。

有线电视（CATV）是通过电缆或光缆组成的传输分配线路，将电视节目直接传送给用户接收机的一种区域性电视传播方式。与无线电视相比，它不受外界天线干扰、工业干扰和其他无线电信号干扰，传输节目的容量更大，传播效果更加清晰。20世纪70年代，性能比电缆更加优良的光缆的问世直接促成了有线电视的迅速发展。

自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英、法、日等科技大国迅速开始了卫星传播技术的研发工作。随着通讯卫星技术的发展和成熟，电视的发展进入了又一个新的时代。1965年4月6日，国际通讯卫星组织的第一颗商业通信卫星“国际电讯卫星1号”（又名“晨鸟”）升空，标志着世界正式进入了卫星通信时代，电视节目国际传送和转播成为现实。

1946年，人类科学技术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新起点诞生。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通用电子计算机问世，它标志着人类开始迈入数字技术时代。数字技术是一项与电子计算机相伴相生的科学技术，它是指借助一定的设备将各种信息包括图、文、声、像等，转化为电子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和“1”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的技术。由于在运算、存储等环节中要借助计算机对信息进行编码、压缩、解码，因此也被称为数码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数字技术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许多传统上使用模拟技术的领域都转而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的转型。例如，数字技术的应用使电子计算机从模拟计算机升级为数字计算机，通信领域的数字技术使通信技术逐步转为利用数字信号的数字通信，而网络技术在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快速发展。同样，数字技术的产生、应用以及迅速发展给新闻传播领域也带来了一场巨变。

一方面，传统新闻媒介步入数字化发展进程，进行着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报纸媒介领域，数码相机、数字录音笔、网络采访等数字采集方式成为新闻采集的重要方式，数字排版、数字制版和数字印刷广泛应用于报纸的印制流程。电子媒介领域，数字摄像机、卫星数字摄影等数字采摄方式成为主流，虚拟演播室、虚拟录音棚、非线性编辑系统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提高了节目制作的效率和质量，数字压缩技术、数字传输系统、数字播控系统等技术为节目播出的大容量、准确性、实时性和高质量提供了保障。

另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而诞生的数字媒介层出不穷。如前文的界定，数字媒介是利用数字电视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通信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和卫星等渠道，以电视、电脑和手机为终端，向用户提供视频、音频、语音数据服务、连线游戏、远程教育等集成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一种传播形式。网络和手机是最早且最典型的数字媒介形式。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和手机又成为更多新数字媒介诞生的平台。例如，传统大众媒介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利用网络和手机，诞生了网络报纸、手机报纸、IPTV等媒介形态；以网络为平台诞生的网络电视以及博客、播客、微信等个人媒介也成为深受网民喜爱的媒介传播形态；还有楼宇液晶电视、移动车载电视、卖场视频等覆盖细分受众的数字媒介成为备受广告主青睐的理想广告媒介。

依靠数字技术，无论是语音、文本、数据形式的信息，还是图像或活动影像形式的信息，都可以变成由“0”和“1”组成的数字信息。数字媒介的融合发展成为必然趋势。例如，目前通过手机，我们可以语音通话、视频聊天、发短信、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拍照、录像、发邮件、刷朋友圈、GPS卫星定位等。这些以前要利用多种媒介载体才能分别完成的活动，现在只要通过一部手机就通通能够实现。

数字技术为数字媒介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媒介形态还将在现实的演进中不断改变。这将是以下篇幅要探讨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