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对经济监管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政府对环境的监管不但没有放松，反而有所加强，并成为政府管制的核心内容之一，一直延续到90年代。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全面兴起了政府改革的浪潮，在由政府发挥作用的传统领域，尝试引入了市场化工具。英国、美国在这期间开始将经济激励手段广泛应用于环境管制。这些国家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可划分为以下几种:

(1) 环境税或收费。环境税或收费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排污者为其污染行为所支付的价格。环境税或收费主要可以分为对排放或污染物征税或收费和产品税或收费两种。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不仅提出了外部性的概念，同时也提出了解决办法，他提出对那些间接给别人带来损害的厂商进行征税，[1]从而减少这种有害影响的供给，保证社会福利不降低。庇古提出的修正性税，后来通常称为庇古税。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专家提出的“污染者付费”，都是基于庇古税的原理。庇古税是政府对排污主体使用环境资源所征收的费用，即排污收费或排污费。政府对污染征收相当于边际外部成本的税率，使外部不经济生产者的私人成本尽量提升至社会成本。假设在公平竞争市场中生产某一种商品，其生产将会产生工业废水、废气等污染物。由于生产商的生产行为只考虑私人边际成本 (MPC)，忽视了破坏环境的边际外部成本 (MEC)，产品的生产会过量，如图5-1所示，厂商在Q点生产，该点处社会边际收益 (MSB) 刚好等于生产该产品的边际私人成本 (MPC)。Q*点对应着社会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相同的均衡点。

图5-1 用庇古税解决外部性效应

征收庇古税的目的是让厂商将边际外部成本 (MEC) 考虑到生产决策中，实现社会成本内部化。正如图5-1所示，这一政策工具推动MPC曲线往上移了ab段距离到MPCT曲线的位置，从而使厂商的产出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庇古在理论上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一个完美的方案，但他并未对计算外部性税收的原则做出论述。[2]政府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是庇古税实施的主要障碍。有些因素会影响到庇古税的应用，如变化的供求情况会影响税收的执行效率。此外，庇古税并不能保证污染的排放总量控制在理想的水平。(www.daowen.com)

(2) 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在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下，一旦确定允许的总体污染排放水平后，就可以排污许可证的方式将其分配给相关排污企业。倘若出现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低于其允许的排放水平的情况，则允许该企业将剩余的许可证出售或者用来抵消本企业其他设施的过度排放，从而确保该企业可以从中获利。

(3) 实行押金退款制度解决废物的再循环利用问题。美国纽约州处理狼藉一地的瓶瓶罐罐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他们不是建造复杂昂贵的垃圾再生工厂，而是要求消费者在购买瓶装罐装物品时每一只罐多付5美分作为押金，退还瓶罐时可以取回，该政策引起了显著变化，公园内碎玻璃瓶少了，垃圾填埋处的垃圾废物少了，纽约市每天减少了近50万只丢弃在街道上的饮料容器，全纽约州垃圾填埋量减少了4%。押金制度可有效控制易拉罐和固体废弃物流向循环或处理中心。[3]

(4) 适度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为了减少污染物排放和促进环保生产技术革新，政府应加大投入，可以给予相关企业财政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