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微观经济主体往往只考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损害他人的利益从而带来负外部性。从根源上说，外部性是由于产权不明晰造成的，如果能明确产权关系则有助于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背离的问题。[3]以环境监管为例，庇古在提出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及外部性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为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依据。他认为: 当存在外部性时，要给予补贴或税收上的优惠，鼓励其多生产; 当存在负外部性时，则需要公共部门通过征收污染费，矫正私人厂商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距，规范私人厂商行为，从而减少其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征税使得污染行为的成本提高，从而使其产品的价格提高，进而减少对这种产品的生产或消费。庇古税将外部性内在化，在某种程度上有效解决了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及交易成本的存在成为政府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依据。又如交通需求管理可以使交通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交通拥挤的外部成本，是指发生道路拥挤时，由于车辆相互干扰其他道路使用者增加的车辆运营成本和时间延误费用，它是道路使用产生的外部成本中最主要的内容。减少交通拥挤的外部成本的方式有道路拥挤收费、停车需求管理和其他交通限制措施。通过这些措施向道路设施的使用者征收费用，使得交通拥挤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当个人边际交通成本大于社会边际交通成本时，人们会尽量选择以公共交通方式出行或减少出行，从而改善交通状况，以间接地补偿那些因为交通拥挤而承担损失的道路使用者和城市居民。在城市公共交通、停车场收费等价格管制政策方面，可充分考虑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利用收费政策引导市民的出行方式，缓解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状况。停车收费调整应有利于促进停车场的建设和发展，改善停车位的供求矛盾，体现城市整体交通发展战略和公交发展战略，当然也应考虑用车者的经济承受能力。(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