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首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经落下帷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Better city，Better life)，这样的主题词，给我们一个思考城市生活质量的机会。有人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正处于大步迈向城市化的时期，还会有相当多的农村人口“流动”至城市。虽然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大中小城市建设还是存在很多问题，中国城市化道路应该怎么走，现在确实需要认真思考。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的发展和变化非常迅速，涌现出了许多现代、后现代的建筑，城市马路也越修越宽，但它们并没有带给人们亲近感，在一些城市，交通是拥堵的，天空是阴霾的。很多市民总是抱怨自己的城市，人们似乎并不满意目前的城市交通、环境、住房以及公共设施。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金融危机深刻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它造成的后果绝不只是经济衰退和失业。如果这场萧条是一场温和的、短期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中国政府采取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政策足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因为外需很快就能恢复起来。但情况显然比预期的要严重。对中国来说，这场危机可能是推动政府和市场进行改变的契机。在中国过去的30多年发展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方面，政府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中国的市场却还处在发育和完善阶段。中国应该反思自己的增长方式，靠政府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未必适应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工业化时代，规划建造一座桥梁或生产一辆汽车，信息都是可以参数化的，政府在信息方面并不处于劣势，政府在动员社会资源方面还具有相当的优势。但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都陆续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的文化创意、动漫设计等产业都是靠脑力劳动的。信息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复杂，政府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优势也越来越小。应给予民营企业在行业准入和发展方面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空间。政府并非完全退出，而是要实现职能转变，转到更多地进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

中国的经济振兴方案必须立足于应付一场严重的、长期的世界性萧条，必须有战略性的考虑，城市化是解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的重要战略。中国内需不振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滞后有关。[1]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城市之间的GDP规模的差距要远远大于人口和面积规模的差距，这说明，城市的经济规模差距主要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而人口和面积规模的增长则更多地受到了某种行政力量的限制，由此导致了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城市面积的增长速度，可以说中国城市扩张主要是面积意义上的扩张而不是人口意义上的扩张。这种差别在中部和西部体现得更明显，广大农村地区农村市场消费力匮乏，工业生产的产品只好转向国外市场，于是就形成了内外失衡、产能过剩的局面。经济学中有一个规律，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越靠内需，国家规模越小，越靠外向经济，所以一般是国家越小，贸易依存度就越高。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贸易依存度是20% ～30%，而中国是65%，我们的贸易依存度高出一倍多。[2]所以通过城市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将可能为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很多研究表明，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现代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是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完成的。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两者不可分割，因为工业化创造的现代消费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体系中才能得以顺利实现。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要靠工业化来推动，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2008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考虑如何解决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问题，如大力组织开展的“汽车下乡”、“家电下乡”计划。

中国未来5～10年间，应当进入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型中，重点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如果继续按照前30年的路子走下去，将越走越困难，只有建立在国内需求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从投资主导到消费主导，经济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在发展的重心上，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应当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方向转型和改革。因为要建立在消费主导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城市化的进程，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目前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一些弊端，比如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客观上造成片面追求GDP，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拉动经济方式的结果，这与未来消费主导和城市化主导的转型目标是有差别的。

中国下一步推进城市化，特别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并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中国工业、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二是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更好地发挥城市化的效应并能促进服务业的更好发展、承载更多的就业，更多地消化从工业析出来的人口。被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消化了欧洲许多国家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它是一个自然过程。大城市的推进规模效益要高于分散式的城市化。城市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从全世界来讲，虽然大国小国有一些差距，但一般城市化水平在30%时就从起步进入了高速成长期，就中国的城市化而言，1997年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加速期，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了45%的水平。[3]城市化直接推动了公共支出成本的大幅度上升。2000—2006年，许多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从20世纪90年代的40%降到了2006年的25%，政府主要的投资方向不再是经济，而重点转向行政管理、公共支出、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城市化给政府支出带来了压力。一个农民变成市民，最大的差别在社会保障上，农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而一旦进入城市，他交了一份税，就要享受养老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公共福利，所以城市的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出现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问题不同程度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在解决温饱以后，广大市民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生活环境等公共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如何在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高效运行的同时，解决好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是许多城市进入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的重大公共政策难题。城市化不仅是城市规模和面积扩大、市容焕然一新、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的过程，更是土地用途发生转移，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和农村人口真正转变成城市市民的过程。城市化可以实现基础设施的集约利用，促进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更多的农民可以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或服务业，获得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和农民工是低收入阶层，因此，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应是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一个国家要实现城市化，就必须使农民能转移到城市，而且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现在，我国虽然已有将近2亿农民从农村转移至城市，[4]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尚未获得长期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收入，因而只能称为“准城市人口”。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大批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他们结束了自给自足、分散而居的农业社会生活方式，开始了城市的新生活。随着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水电、垃圾处理、环境保护、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需求也急剧增加，公共政策是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推动力量。我们必须研究如何科学利用有限的资源，多提供价格低廉、高质量的各种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还需对诸如怎样对公用事业进行有效的组织，如何对公用事业的成本与价格进行严格监督等问题加以研究。在城市化进程中，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研究者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必须面对上述现实问题认真开展调研，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探讨，更有效地制定和协调相关公共产品价格政策，使城市化进程更加和谐、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www.daowen.com)

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没有完善的市场价格机制，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难以发挥，因此只有深化垄断行业、公用公益事业价格改革，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才能促进企业加强成本约束，提高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减少浪费，增加社会福利。价格监管需要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决定了价格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由于市场调节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需要政府承担起监管价格运行，弥补市场缺陷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政府管制过度。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尽量减少对价格形成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必须正确选择城市化发展战略，充分运用市场价格机制推进城市化进程。

[1]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经济可能面临调整扩大内需刻不容缓——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2006年展望. 中国证券报， 2005-10-12.

[2] 陆铭.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0: 5．

[3] 杨宏山. 城市管理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 许经勇. 我国城乡二元制体制改革滞后的困扰. 调研世界，2008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