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文第三章所阐述的，我国国有公司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公司治理问题就是经理人的聘任权问题。关于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将国有企业分为政府企业、特殊法人企业和股份公司企业三类而分别治理的思路。[16]也有学者提出了将国有企业分为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从事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先导性产业的企业，以及从事竞争性行业的企业三类。[17]笔者在前文已提出，在国有公司经理人的激励制度考量上，可以运用类型化的思路。在国有公司经理人聘任权的设计上，类型化的制度设计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上都是大有可为的。

国有公司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大量竞争性和非竞争性行业，如资源垄断型和政策垄断型行业，自然而然的，因为所处行业不同国有公司所承载的目标也不完全一致。所以，为了经营独立和国家控制的双重需要，对国有公司的经理人聘任权设计应该采取类型化的方式，分层次进行规范。[18]笔者建议，将国有公司分为经营性主导国有公司和政策性主导国有公司，按不同的类型设计经理人聘任权。

政策性主导的国有公司一般为国有独资公司，这类公司主要涉及国家安全、提供公共性产品和服务，例如，航空航天业，军工业和钱币制造业。这些公司大多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主要公共服务为目的，无法自负盈亏，也无法独立于政府运营。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这类公司经理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也无法适用诸如绩效考核和股权激励等经济手段进行经理人激励。鉴于此类公司数量有限，特殊性极强，笔者认为这类公司的经理人的人事制度和管理应该由各级国资委或相关政府部门负责。其经理人可以由政府直接从官员中挑选和任命，也可以拥有行政级别。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公司的经理人聘任与传统行政体制下的行政命令式委任还是应当有所区别，毕竟是公司而不是行政部门。国资委在聘任该类公司的经理人时，仍然需要听取公司董事会和其他公司治理机构的意见，以便形成公司内部治理的和谐统一和良性循环。

第二类为经营性主导的国有公司，包括垄断型国有公司和完全竞争型国有公司。这类公司因为承担的公共职能较第一类公司少，同时主要以营利为目的，所以经理人绩效判断的主要标准是明确的。虽然政府对这类公司的控制程度因社会发展需要仍有一定差别，但可以肯定的是，垄断型国有公司的存在是具有时效性和阶段性的，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必将逐步退出市场，而由完全竞争型的国有公司取代。所以，这类公司经理人在执行公司活动时的主要任务是把握经济规律，实现本公司的经济目标。这样看来，这类型的国有公司的经理人聘任完全可以与一般公司无异，由公司董事会全权负责公司经理人的聘任工作。同时，由于特定历史时期赋予该类国有公司的社会目标仍然在一定程度内存在，董事会在行驶聘任权时仍需考虑到国资委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意见。笔者认为，可以在法律上赋予国资委经由人才库向该类国有公司的董事会推荐经理人候选人的权力，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由董事会行使，并报国资委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备案。(www.daowen.com)

第三类为完全竞争型国有公司，它的公司治理模式大体上与一般的公司别无二致。按照政企分开、经营独立的原则，政府不再对该类型的公司进行直接的控制，公司应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经营和运作。所以，该类型公司的经理人是完全从市场公开聘任的。国资委和政府不参与董事会对本公司经理人的选聘，经理人也不会有行政上的级别，完全是市场化的，董事会行使该类公司经理人聘任的提名权和决定权。当然，董事会应该根据本公司的经营运作的特点从经理人人才库中通过公开选聘的方式选择人选并最终确定，并报国资委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备案。

有学者认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国有公司董事会行使经理人聘任权时，应该切实考虑到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经济建设中的政治导向作用和对国有资产运营安全的监督作用。[19]但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需要明确的是，党组织要积极支持董事会按照公开招聘的方式从市场上选择经理人，自己仅对候选人的资格进行审核和把关，而不加以干涉，更没有提名的权力。具体而言，党组织对于董事会选择的候选人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认为不合格的，董事会应该听取意见更换，但党组织并不直接向董事会推荐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