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职业经理人的出现

如果从企业制度的发展历程来考察职业经理人的变迁，就可以发现职业经理人的演进过程其实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不断博弈的过程，职业经理人的出现和发展是人力资本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以及企业治理模式不断改善的结果。

职业经理人最早在美国的铁路行业出现。19世纪40年代末，美国掀起了建设铁路的热潮。由于铁路建设需要巨额资本的投入，股份制的公司模式成为运作铁路行业的必然选择，于是，拥有庞大资本和超大体量的大型企业成为现实，随着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张，分工复杂细化，企业的管理越来越困难。在这个时期，铁路管理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面对事故、建设、协调、运输等诸多问题和障碍，传统的股东治理模式根本无法驾驭铁路企业。同时铁路企业的运营牵涉到各个环节，其管理人员需要专业性的特殊技能和训练。面对这些严峻困难和挑战，大批新型的专职经理人员（最初的职业经理人）开始在铁路行业应运而生，并慢慢地像医生、律师一样形成一个职业阶层。

这些新兴的职业经理人以其自身的才能和专业能力，不断探索，积极创新，为当时大型股份制公司的发展壮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841年10月5日在美国发生了一起大型铁路事故，针对这次事故，经理人乔·W.惠斯勒（Joe·W.Whistler）为美国西部线铁路公司设计出了一套现代化的内部分工组织方案。凭借这套方案西部线铁路公司一跃成了当时拥有最先进管理技术的公司；1846年，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的经理人本杰明·拉特罗布（Benjamin Latrobe）通过对铁路管理精确性与财务会计理论相关性的缜密研究，将财务会计从铁路作业中分离，首次提出了记录铁路运营的款项，并独立编制日报表、月报表以便考核的制度，为公司财务管理贡献了全新思路；丹尼尔·麦卡勒姆（Daniel Craig Mccallum）就职于纽约伊利铁路公司，从一名小小的监工干起，直到成为公司的经理人，并曾一度负责美国所有铁路的指导和监督工作。他利用电报技术加快内部信息传递，健全公司统计报表制度，控制企业经营成本，并提出了组织结构设计的5条基本原则[5]，同时明确了高管们的权责关系。这些措施迅速提高了运营效率，因此在铁路行业声誉鹊起；在总结上述职业经理人成就的基础上，1852年就任宾夕法尼亚（Pensillvenian）铁路总经理的J.汤姆森（J.Tomson）以明确中央管理机构，区段管理机构及各职能部门的关系为重点，创造了一套权力机构与职能部门分设的组织形式——这就是后来“M型”组织结构的雏形。自此分工严密、结构合理、协调控制的铁路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逐渐形成，而与之相适应的近代财务会计、统计制度的基本方法也在19世纪50～6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6]

可以说铁路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史就是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兴起和壮大史，职业经理人是伴随着现代公司制度发展起来的。一方面，这一时期发明发现的技术为现代化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铁路企业在组织管理理念上的创新，成为后来组织管理创新的基础，职业经理人从此成为管理学研究的对象。美国学者伯利和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对美国的200家大公司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数据对比发现：在1993年的美国，44%的公司不是由资产所有者而是由并不占有公司股权的经理人所控制的。因此他们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现代公司的发展，已经发生了所有与控制的分离，公司实际上已经由职业经理组成的控制者集团所控制。”[7]

（二）职业经理人的成长模式(www.daowen.com)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新兴事物产生的根本的原因，职业经理人的兴起和发展也如此。美国公司业史学大师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upont Chandler Jr）（1987）认为：“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充分发展，大部分的单位企业会在企业规模和经营的多样化方面达到一定水准，这样的企业会将管理权和它的所有权分开，同时经理也会变得趋于职业化，这样，现代企业制度（经理式资本主义）必然会取代传统企业家制度（家族式资本主义），而现代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则是能否形成足够的职业经理阶层。”在其《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详尽地阐述了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济，即美国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经济向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转型。在这一时期，美国的企业完成了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革命性改变。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发展，形成了经理资本，可以说，是钱德勒首次对职业经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8]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职业经理人的产生至少需要以下四个条件：其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专业化分工得以实现，使职业经理人开始从原有管理岗位分离出来；其二，产业革命以后，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的二分化，使得经理权拥有了与所有权博弈的资本，职业经理人得以控制企业；其三，拥有科学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企业制度是职业经理人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基础。企业内部规范的公司治理模式，成为职业经理人有效经营公司的重要保障；其四，企业外部开放的控制权市场以及职业经理人市场的竞争与淘汰机制，为职业经理人的成长提供了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的环境。

正是上述的四个条件，造就了美国繁荣的经理式资本主义。在美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相当完善，技术进步和产业扩张带来了管理科学的飞跃，职业经理人的培养也拥有肥沃的土壤。首先，公司治理相对规范，公司内部股东会、董事会权责分明，治理机构相互制约平衡、独立性强，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也能得到法律的保障；其次，美国拥有完善的资本市场和竞争性产品市场，大众能够从市场获得充分信息以判断职业经理们的管理绩效和创新努力；同时，控制权市场的激烈竞争，亦加强了职业经理人对自身约束；最后，美国的法律环境和信用体系有力地保障了职业经理人阶层的成长，如《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和垄断之害法》禁止家族企业形成卡特尔，信息透明度降低了搜寻高质量职业经理人的成本，经理式资本主义为特征的股份制公司得以迅速发展。[9]正如某位学者所言：“美国的经理式资本主义的产生首先是在企业内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相互博弈中引发企业的管理创新和企业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进一步扩展，引发了相应的制度变迁，这些制度变迁反映在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和发达的外部市场上。”[10]

相比较而言，我国形成职业经理人的条件不够成熟，可以说并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在公司机构方面，我们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甚至有独立董事和公司社会责任的设计。作为中国公司典型的国有股份公司也在不断的改革完善，国家寄期望于产权的置换来实现国有公司效益的提升。然而，在诸如企业用人制度、外部市场自由度和国有股权行使监督等实质性改革尚未真正进行之前，规范的公司机构制度是不可能发挥应然的效果的。中国企业目前的状态普遍是“有机构，无治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大都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公司内部也缺乏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更不论利益相关者（在这里主要指公司员工）的长效保护机制了。激励机制不足，人力资本逆向选择问题严重，经理层流动性过高。约束机制缺失，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容易产生道德风险，这都会影响公司的稳定经营和长远发展。在企业外部，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产品市场的竞争性不足，无法给予充分信息评价职业经理人绩效。再加上股票市场的严重不规范，股东的“用脚投票机制”失去意义，无法对职业经理人形成有效制约。另外国有股一股独大，导致控制权市场因为国有股权缺乏流通性而失去了应有的作用。种种因素共同导致了职业经理人市场在中国缺乏生存发展的环境。或者从制度变迁史的角度而言，起码说明了因为完全不同的制度环境，在中美两国，职业经理人的博弈规则是完全不同的。博弈规则不同，参与者的行为方向也应该改变，这种差异性必然应在公司法律制度上有所反映。回到笔者在开篇所提出的问题，中外在职业经理人的概念上是一致的，在一致的概念下中国不存在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最后，中外的职业经理人成长模式和发展路径因为各国环境和制度的不同，有明显差异。

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如我们一般的转型发展中国家，差异化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路径依赖会最大限度地约束公司治理制度。这种情况是公司法本身无法自足的，使得公司治理大大迥异于技术规则似的简单模仿。具体到经理制度上更是如此，我国企业内外部的环境使职业经理阶层的成长模式与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培育模式必然与钱德勒笔下的美国职业经理人的发展路径有很大区别。那么，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经理制度就是势在必行的任务，需要法学界和经济学、管理学界的通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