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西安县民主政府为让矿区的煤矿工人感受到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全面推行了民主改革，矿山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变。西安县煤矿工人自觉地开展劳动竞赛，提出了“多出煤炭、支援前线”的口号，用实际行动支援东北解放。

西安县民主政府正式接管了西安县煤矿和西安县发电厂后，派出一批同志来到矿山工作，组建了矿电委员会，由阎沛霖任总经理，分工抓矿山工作；汪德芳任副经理，分工抓发电厂工作。两个月以后，为了方便管理，矿区与发电厂分开，分别成立了西安煤炭公司和西安电业公司，阎沛霖任煤炭公司经理，汪德芳任电业公司经理。不久，工会主席张伯良调出，胡东皓继任工会主席，揭开了矿区民主改革的序幕。

1947年9月，矿山监察委员会成立，由辽宁二地委书记李砥平任监委，陈耕夫任副监委常驻矿山，周鉴祥任副经理。由于当时党的组织尚未公开，所以矿山监察委员会实际上是党的领导机构，矿区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由陈耕夫、阎沛霖、周鉴祥等担任。

各矿井根据广大矿工及家属的强烈要求，对日伪统治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汉奸、把头进行清算斗争。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富国矿，领导斗争的人叫于春，矿工和家属们在他的带领下，清算了伪职员赵作舟和妓院老鸨的罪行，还根据矿工家属的揭发检举，将古仙村一个为非作歹、民愤极大的伪村长郑树武处决。但是，由于矿山是第二次解放，许多群众对民主政权今后能不能站稳脚跟还有所顾虑，所以这一斗争开始不久就停止了。为了总结经验，以利再战，矿山工作队从基层抓起、从发动群众入手，在矿工和家属中进行宣传教育，向群众讲述国民党军队刚开始进攻的时候气势汹汹，还不到两年的工夫，就被东北民主联军打得丢盔卸甲，退出了西安县。共产党民主政权也由弱小变为强大，重新回到了西安县。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矿区总工会出面，按照党的宣传方针进行的。总工会的宣传员深入到矿工和家属当中，深入浅出地开展宣传教育，向矿工和家属们宣讲党的民主改革政策，分析矿工们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什么受压迫、受剥削，矿工们吃的苦、受的罪，有谁来为他们报仇等原因，使一部分苦大仇深的矿工很快就团结在总工会的周围，被吸收为骨干分子，与工会干部一道开展反压迫斗争。但是，由于四平还被国民党军占据着，一些汉奸、把头、伪警察、伪宪兵、特务和地主分子不甘心失败，他们还以为会有反攻倒算、卷土重来的机会，把希望寄托于困守四平的国民党军重新打回来，暗地里一直在进行反面宣传，蛊惑人心，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反对、破坏矿区的民主改革。有很大一部分群众听信了这些人的反面宣传以后，思想上的顾虑非常大，甚至不敢和工作队接触。

西安矿电委员会总经理　阎沛霖

针对这些情况，工作队的工作人员深入到各矿井开展工作。当时矿区总工会派刘宏欣、马竭、王杰、白玉林、苏醒等人，分别来到泰信、东城、大城、富国任工作队长。工作队到了井口以后，首先深入到大房子（矿工宿舍），找独身矿工唠身世、唠家常，向矿工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传民主政府的主张。经过一个阶段的初步教育，让矿工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矿工们要想翻身、过上好日子，就得起来斗争，彻底斗倒那些汉奸、把头、伪警察、伪宪兵、特务和地主分子，矿工们的阶级觉悟很快有了提高，斗争性也增强了。

矿工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斗争积极性就上来了，工作队就因势利导，决定将反把头斗争搞深搞透。矿区总工会根据矿工们发动的情况，决定在普遍教育的基础上，全矿集中办一期骨干培训班。1947年12月下旬，在东山小楼集中开办了全矿骨干分子学习班，培训班集中食宿。参加这次学习班的有刘传儒、薛景坤、沈殿元、张洪等工人骨干分子百余人。(www.daowen.com)

学习班由矿山副监委陈耕夫主持。学习班在组织矿工们学习中，首先启发工人诉苦，讲一讲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受过的苦。然后挖苦根，这个苦根究竟是打哪来的，引导工人们自觉革命。泰信三井的工人李铭贵在诉苦中讲到父亲被汉奸外勤打死，妹妹被汉奸把头糟蹋致死，死后连个棺材都没有的情景时，失声痛哭，悲痛愤怒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会场。广大工人们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当场强烈要求“血债要用血来还”“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会场上群情激奋，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斗争洪流。工作队感到，这个时候的骨干力量已经形成，斗争汉奸、把头的条件也成熟了，决定对罪大恶极的汉奸把头和外勤实施统一逮捕。经过培训，每3个人编成一组，由两个人执行逮捕任务，一人持枪配合。执行逮捕任务当天，全体行动队员于后半夜2点钟从东山集合出发，约定3点钟开始行动；等所有人都到达了指定地方以后，把很多个手电筒绑在一起，以射向天空的光柱作为联络信号，开始执行逮捕行动；到早上6点钟之前，将名单中的所有汉奸把头和外勤都抓获归案。

将这些汉奸把头和外勤抓住以后，就召开了斗争大会。根据矿区总工会的安排，斗争会由骨干分子主持，工作队配合。各工作队组织工人设立了临时法庭，法庭设有审判员、监督员、执行员，还设有陪审员，民主政府代表（工作队负责人兼任）也参加了审判。斗争会开得非常热烈，有的斗争会一直开到了深夜，群众还是不肯离去。为了防止斗争出现偏差和扩大化，工作队再次申明政策，严肃斗争纪律，提出了“树立斗志，打掉敌人的威风，彻底斗垮外勤、把头”的口号。在斗争会上，群众高声怒吼着“彻底坦白，彻底认罪”的口号，吓得这些昔日里为虎作伥、为非作歹的汉奸把头和外勤大气都不敢出。泰信一井的汉奸把头徐富，过去倚仗日本人的势力欺压工人，无恶不作。有一次，他看中了一名工人居住的房子，就强迫这名工人搬家给他倒地方。因为这名工人的妻子快临产了，行动不便，徐富照准孕妇的肚子狠狠地踢了一脚，当场就将孕妇踢死了。工人们在斗争会上听说了这件事，都气愤得怒不可遏，当场把这个恶贯满盈的汉奸把头打死了。经过发动群众召开斗争大会，全矿区共处决了30多名恶贯满盈、残害矿工的汉奸把头和外勤，其中有泰信矿的宋大金牙、高二愣子，大成矿的郭麻子、刘振海、刘玉山，东城矿的刘贵生，富国矿的谷学荣等，这些罪大恶极的汉奸把头和外勤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让矿工们吐出了闷在心头已久的恶气。斗倒了汉奸、把头和外勤，摧毁了昔日的封建把头制度，砸碎了旧的规章制度，工人们扬眉吐气。从此，西安县煤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新生，广大矿工真正成了矿山的主人，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

工作队在民主改革中还十分注重发挥和保护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积极性。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虽然很多人为日伪统治和国民党政权干过事，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为了谋生。西安县和矿山解放以后，这些人大多数都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工作队对大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了妥善安排，有的仍留在原岗位工作，对表现好的委以重任，安排他们担任了生产矿长、井长、科长、工程师等职务。如富国矿的关路山、泰信矿的马永悦、东城矿的刘正大和矿区机关的王广盛等人，都被大胆安排在领导岗位上。工作队的这种做法，让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这些留用人员后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西安矿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建设新矿山做出了贡献。同时，工作队还留用了一些日本籍的技术人员，他们中大部分人也都为西安矿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的西安煤炭公司分有4个煤矿，加上郊区的平岗矿在内，共有15个主要井口。由于战争的原因，四梅铁路中断，矿山急需的坑木运不进来，给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其中50%已经停产，各井口采区水、火、瓦斯灾情严重，对生产安全威胁极大。煤炭公司委派张大有为救护队长，带领救护队处理各井口的险情。在恢复矿山生产中，救护队做了大量的工作，仅大成二坑就抽出井下积水1.5万立方米，恢复生产工作进度非常快。自从工人们从矿山的臭苦力变成矿山的主人后，工人们的工作热情极为高涨，为了尽快恢复生产，许多人一干就是两个班，恨不得马上就生产出煤来，好支援前线斗争。

西安煤炭公司在努力恢复生产的同时，还根据辽宁省委和二地委的指示，组织工人支援前线。特别是在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大反攻阶段，由于四梅线铁路运输中断，四平战役急需的物资运不上去。为恢复铁路交通线的通畅，煤炭公司派出了以沈殿元为首的128名青年矿工参加修复四梅铁路工程。这些矿工和铁路工人们一样，在铁路旁安营扎寨，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地抢修损毁的铁路和桥梁，很快就完成了任务，使铁路运输恢复了畅通，为四平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西安煤炭公司向工人们提出了“多出煤炭、支援前线”的口号，通过开展劳动竞赛，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完成。由于矿山的民主改革确定了广大矿工的主人翁地位，使矿山的生产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7年，全公司煤炭产量仅为13.4万吨；到了1948年，煤炭产量即达到69.4万吨，增长了4倍多。

1948年夏季，辽宁省委决定撤销西安煤炭公司，成立西安矿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