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县解放后，广大青年在西安县委青年组织的领导下，投身到民主政权的建设当中，积极参与恢复经济发展和土地改革运动，谱写了西安县青年运动史的恢宏篇章。

1947年6月，西安县重回人民手中后，中共西安县委非常重视广大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征途。9月中旬，中共党员罗衡带领从通化公学结业的学生阎竞、范暾、罗铭3名学员来到西安县，接收西安县联合中学。阎竞、范暾、罗铭3人在校学习期间，都是东北民主青年联盟的盟员（东北民主青年联盟代号“MC”，简称“民青”，是中共东北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三人组织关系也随人一起转到了西安县。他们到西安县后，在联合中学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促进“民青”盟员的发展。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共党组织是公开的，“民青”盟员则是秘密的。在总负责人罗衡的领导下，西安县的“民青”盟员队伍也在悄悄壮大，先后在民主政府各机关、电业局、发电厂、税务局、公安局、麻袋厂等单位发展“民青”盟员六七十名，开启了西安县青年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随着“民青”盟员队伍的逐渐壮大，“民青”组织带领广大青年参军参战，积极参加恢复经济发展和大生产运动，在中共西安县委的领导下，发挥了青年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组织青年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是当时西安县“民青”的重要工作之一。因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撕毁国共协议，挑起了内战。为了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西安县广大青年在“民青”的组织下，积极响应中共党组织和民主政府的号召，掀起了保家保田、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的高潮。“民青”盟员深入到矿山、工厂车间和农村的村、屯，宣传和动员青年报名参军。许多青年盟员还以身示范，带头参军参战。各级青年组织还组成了拥军优属小组，帮助军烈属担水、打柴、代耕，为参军支前的青年解除后顾之忧。通过这些工作，推动了广大青年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的运动，涌现出许多父劝子、妻送丈夫、弟弟劝哥哥参军、参战支前的感人事迹。据西安县征兵局统计，从1945年至1948年，有近2万西安县适龄青年报名参军参战。

1948年，西安县更名为西安市后，根据东北青年工作委员会的批示精神，成立了东北解放区“毛泽东青年团西安市团部”，总负责人罗衡。青年团西安市团部首先在联中建立了团支部，团支部由3人组成，门抒任团支部书记。“民青”盟员也都统一转为毛泽东青年团团员。

1949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精神，将东北解放区“毛泽东青年团西安市团部”更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安团部”，罗衡任书记，阎竞、王忠智负责组织工作，乔亚钧负责青年妇女和少年儿童工作，范暾、佟楷负责宣传工作。1949年2月，西安市各基层单位开始建立团组织，市团部组织建团工作组来到矿山，相继建立了大成矿、太信矿、富国矿、东城矿等团总支。据1949年年末统计，全市已拥有团员2300余名，先后建立了16个团总支、115个团支部，分布在矿山、工厂、机关、学校，并在学校普遍建立少年儿童队组织。

从“民青”到“毛泽东青年团”，再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安团部在中共西安市委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民主政权建设、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和生产建设当中。西安县煤矿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期间，矿工们深受奴役和压迫，苦难深重，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中共党组织和民主政权接收西安县后，便组织先进青年深入矿山，通过矿山工会组织的活动，对矿工们进行阶级教育，提高矿工们的阶级觉悟，搞好生产，支援前线。

当时“民青”的主要任务与活动，是进一步联系社会上的闲散青年到校复学，接受党的教育，为全国解放培养干部。在学校开的课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简史》《四大家族》以及《中国历史》等，向青年人介绍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延安抗大，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等英雄事迹，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通过大诉苦、大揭发、大讨论，对比共产党与国民党，谁是为国为民，谁是祸国殃民；是谁维护团结、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又是谁发动了内战，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地主、资本家如何剥削穷人，等等。教育青年学生转变思想，提高政治觉悟，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跟着共产党走。当时，在北京曾发生了美国兵污辱北大学生沈崇事件。于是，西安市“民青”以青年盟员为骨干，配合全国学生反对美国兵污辱北大学生沈崇的大示威活动，在西安市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还编排了活报剧《张裁缝之死》，在县联合中学内外公开演出，用国民党霸占裁缝之妻，又抓走裁缝致死的真人真事，教育广大青年和社会各阶层群众，使广大青年和各阶层群众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认清国民党的丑恶面目，跟共产党走，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从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先进学生，再让其到广大群众中开展宣传，既提高了学生素质，又扩大了群众的教育面，使新民主主义政权深入民心，并为中共党组织输送了一大批青年骨干。

“民青”组织带领广大青年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积极参加土地改革。1947年冬至1948年春，“民青”组织工作队下乡。当时的先进青年是学校的青年盟员，如范汉、罗铭带领工作一队到梨树河子；阎竞、门抒、屈申带领工作二队到渭津；王老师（联合中学教员）、季锋带领工作三队到辽河源，每个工作队约有盟员二三十人，在农村工作了两个多月。青年们通过与农民的密切接触和联系，又生活在他们中间，使参加土改斗争的青年盟员经受了充分锻炼。他们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让农民们自己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取得土地，并在农村组织起儿童团，参加土改斗争。以李人朴等青年盟员为主的土改小分队深入到辽河源以后，到各个自然村、屯，发动贫雇农搞忆苦思甜，对地主和富农子弟进行教育，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树立爱憎分明的立场。在当时，由于西安县刚刚解放，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和地主武装还时常来骚扰、破坏土改工作。为此，工作队为农民进行了“算账”对比，通过浅显具体的道理，讲清什么是剥削与被剥削。工作队在当时还教给农民学唱一首歌——《谁养活谁》，让农民在寓教于乐当中提高阶级觉悟，也让青年盟员在土改运动中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www.daowen.com)

在西安县第二次解放以后，“民青”带领各级青年组织宣传、发动广大青年开展参军参战、支前运动，为前线出担架、出民工、捐献物资等。西安县煤矿医院、西安县医院青年医护人员日夜守护在伤病员身旁，精心为他们治疗和护理，使伤病员很快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杀敌立功。据统计，1948年西安市出担架9337副、民工2967人次、技工1278人次，西安县（今东辽县）白泉区出战勤民工，立功者达523人，集体受奖者有11个村子，占全区总村数的半数以上。在上述战勤工作中，西安市的青年起到了积极骨干作用，为东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西安市的青年团组织在配合中共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中，积极团结和带领各界青年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为搞好生产建设和支援前线斗争做出了贡献。在1949年，青年团组织在工矿生产中开展了一系列运动，如反浪费运动、创新纪录运动、推广安全生产运动等，充分发挥了青年团组织的作用，成为当时西安市各项工作任务的积极宣传者和推动者。

西安市的青年团组织还在生产建设创新运动中组织青年在生产建设中不甘落后，发愤图强，练好本领，踏实工作，争当先进，在生产建设中涌现出先进生产者曾广文、鲍云普；在建立生产责任制和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涌现出劳动模范谭金章和郎金殿。特别是在改进技术、发明创造、突破定额、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产品质量上，青年团组织不仅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而且还对运动起了突击队作用。如：太信矿的谭金章在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指导全体工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试验成功了阶梯式采煤方法；矿务局机电科的团员黎志学和陈家兴在最开始组织车间生产劳动竞赛的时候，他们首先接受了第一批新的定额任务，面对旁人的质疑，他们合理安排工序、工时，不但做到了按时完成新定额任务，还超额完成了新定额的15%，打消了群众顾虑，提高了职工的劳动热情。在安全生产方面，矿山的青年团员在团组织的带动和引领下，都能明确树立“安全生产第一”的思想，大部分团员都能自觉遵守各种操作规程、保安规程和劳动纪律，并以自己的积极行动来影响和推动职工群众。如西安竖井团员在入井前都要非常仔细地检查各项工作操作规程，为防止事故，还带头进行宣传劳动纪律，受到了表扬。

1948年，西安团部书记罗衡在纪念“一二·九的光荣历史永垂不朽”大会上讲话。

在那个年代的西安市，青年人都有上进思想和愿望，他们在中共党组织和“民青”的宣传教育下，不仅成为学习的积极分子和骨干，还大大提高了自身的文化技术水平。青年团组织经常组织进行时事教育，根据青年人的特点，组织歌咏队、宣传队、秧歌队，唱革命歌曲等。据当时统计记载，在文化技术学习上，有80%以上青年都参加了冬学和识字班，其中大部分人都能看懂《西安工人报》。技术学习也是通过不同形式进行的，如工矿师徒合同，有十余名青年升为工匠。青年团组织还紧紧围绕中共党组织的中心工作，开展了一系列适合青年的活动，深受青年的欢迎。

西安市青年组织，从创建到壮大，走出了一条光荣的道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市的青年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荣传统，不愧为时代青年的先进组织，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助手和可靠的后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