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法律进程说”中的两个关键理念是“互动”(interaction)和“内化”(internalization)。互动是指“一个或多个跨国行为体启动与另一个或多个跨国行为体的交流和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旨在解释国际法的含义”。内化是指“启动交流和沟通的一方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强迫另一方服从国际法,而是将国际法规则的新解释转化成为另一方的内部法律规范,试图‘强化’另一方将国际法规则的新解释作为它内在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予以遵守”。因此,“跨国法律进程具有规范性、灵活性和构建性。这种互动创造法律规范,指导互动各方将来的跨国行为;将来的互动再将这些规则内化;最终,通过反复参与该过程来重构参与者的利益和身份。”〔124〕“互动”与“内化”的结果就是通过国家间的互动实践,使其行为与既定国际规则相符而实现国家对国际法规则的价值认同,从而实现遵守国际法的身份和利益。
(一)WTO裁决执行过程中的“互动”
WTO成员解决经贸争端并执行WTO裁决的正常程序包括WTO成员申请DSB解决经贸争端,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经过审理作出WTO裁决,裁决由DSB审核并通过后,败诉方应在合理执行期内完成WTO裁决的执行;或者在争端方对执行提出异议时诉诸执行复审程序。在正常执行WTO裁决的过程中,申诉方、被诉方、第三方、专家组、上诉机构等展开了多层次全方位的“互动”实践,为WTO裁决的“内化”打下了良好基础。整个裁决和执行过程是由申诉方发起诉讼,在申诉方、被诉方和第三方的共同参与下进行“互动”实践,由专家组、上诉机构对WTO涵盖协定相关条款的含义、成员在涵盖协定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司法解释。“互动”过程涉及多方主体,多个环节和多项内容。
“互动”考察实例一: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WTO涵盖协定含义的解释
任何法律适用机构都必须对适用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因为任何法律规范都是对社会现实的高度抽象,只有经过法律适用机关的解释,才可能对具体的社会关系予以适用,另外,在某些情况下,法律规范不得不作出笼统、模糊的表述,这时法律的适用更需要法律适用机关的解释,因此,司法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必经环节。国际法的适用也不例外,在WTO已受理的案件中,凡经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解决者,几乎都涉及WTO有关协定的解释〔125〕。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WTO涵盖协定含义的解释,尤其是对那些表述不很清晰的法律条文的解释显得格外重要。例如,在“海龟案”中,上诉机构依据《WTO协定》“序言”中“依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寻求环境的保护和维护”这一立法宗旨,对GATT1994第(20)条作出大力向环境保护倾斜的司法解释,从而作出了肯定美国相关立法符合GATT1994第20(g)条规定的裁决,为协调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开辟出一条道路〔126〕。
通过这个“互动”实践过程,经过包括第三方在内的争端各方对WTO涵盖协定含义的辩论,最终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仔细认真的司法解释,各争端方事实上应该已经理解了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和享有权利的界限。
“互动”考察实例二:合理执行期限的确定
从WTO争端解决实践情况来分析,确定合理执行期限的主要方式有协商和仲裁。据统计,通过争端方协商确定裁决执行合理期限的共有143起〔127〕。如果协商不成,则争端各方应在DSB通过WTO裁决报告后的90天内提交仲裁,以仲裁确定的时间为准。
DSU第3.3条规定,迅速解决争端对WTO的有效运转和保持各成员权利义务的适当平衡是必要的。相对迅速地解决争端也包括WTO裁决必须得到迅速执行或实施。在执行阶段,如果争端各方还有问题需要解决,如执行WTO裁决的合理期限的确定,而继续寻求专家组程序,则重复前述程序,费时费力,因此,DSU特别规定,执行WTO裁决的合理期限的确定问题,必须由仲裁方式解决。关于确定合理执行期限的仲裁制度的确立意义很大。首先,这类仲裁属于强制仲裁,只要一方愿意就可以提起仲裁,无须对方同意。其次,仲裁裁决具有约束力,就像给自由贸易体制装上了“牙齿”,以便执行WTO裁决。因为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裁决都没有对败诉方应该在何时执行WTO裁决做出规定,只有关于合理期限的仲裁能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要求败诉方在一定期限内执行。最后,这类仲裁有很严格的时间规定,而且时间很短,可以加快WTO裁决执行的进程。
关于通过仲裁确定的合理执行期限的时间长短问题,DSU第21.3(c)条仅规定了一个指导性标准,即从DSB通过WTO裁决之日起一般不超过15个月,但是此时间并非绝对标准,可视具体情况缩短或延长。“合理期限应是败诉方国内法律制度中所允许的最短期限”的判断标准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予以确立并得到普遍遵循,甚至被作为确立合理期限的基本原则之一,从此之后在合理期限的仲裁实践中意味着长于或短于15个月均可〔128〕。“败诉方国内法律制度所允许的最短期限”作为确定合理执行期限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充分表明WTO已意识到执行裁决需要尊重各成员内部关于法律、行政法规的修改程序和期限,WTO裁决在败诉方内部进行“内化”需要合理的时间。据统计,由仲裁裁定确定合理执行期限的案件共有37起,除6起案件外,其他案件的合理执行期限均少于15个月〔129〕。无论是通过协商确定还是通过仲裁程序裁定合理执行期限,DSB都要充分考虑胜诉方对执行WTO裁决的迫切要求以及败诉方对国内法律制度的修改,通过多次反复的“互动”,最终确定执行WTO裁决所需的合理时间,也是WTO裁决需要“内化”的时间。
“互动”考察实例三:执行复审程序
由于有了DSU第21.5条——执行复审程序,争端方对执行措施存在争议时就需要通过“法治”(独立程序)而非“人治”(争端方自我认定)手段进行处理。在实践中,针对DSU第21.5条专家组裁决争端方还可以提起上诉,由上诉机构作出更权威的裁决,这一做法增加了执行复审程序的法治特征。对败诉方是否执行了WTO裁决通过专家组程序和上诉程序进行复审,明显加强了执行措施是否合法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复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案件中的一些解释,明确了DSU第21.5条——执行复审程序中的很多问题。复审专家组在Australia-Salmon(21.5)案中认定,要确定败诉方是否执行了WTO裁决,必须举证证明以下两点:一是执行WTO裁决的措施已经包括所有相关要求和标准;二是已经付诸实施这些要求和标准。这些要求和标准的存在意味着只有框架性立法不能证明已经执行了WTO裁决。复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认为,“为执行裁决所采取的措施”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执行措施必须是新的措施;二是除了审查该措施以外,还要审查该措施的具体实施;三是在复审专家组成立之后败诉方采取的措施也应该受到专家组的审查。如在Canada-Aircraft(21.5)案中,上诉机构提出,“为执行裁决所采取的措施”应该是成员为了执行WTO裁决而已经采取且应该采取的新措施〔130〕。通过上述解释明确了何为真正的WTO裁决的执行以及判断执行的具体标准,为败诉方执行WTO裁决的具体操作指明了方向,同时明确对复审专家组报告仍然可以提起上诉,因此,从原争端解决程序到执行审查程序,甚至复审程序的上诉审查程序,可谓经过多轮的重复“互动”,更加有利于WTO涵盖协定的“内化”,最后达到执行WTO裁决的目的。
据统计,需要败诉方执行WTO裁决的案件共有343起,虽采取了执行措施但争端方对执行措施是否符合WTO裁决发生争议而经过了DSU第21.5条的“执行复审程序”的案件有47起。除了正在进行执行复审程序的7起案件之外〔131〕,其余40起执行复审案件均已结案。在这40起案件中只有一起案件即“美国——海龟案”(DS58)经执行复审程序裁定美国的执行措施符合WTO裁决,其余39起案件都裁定败诉方采取的执行措施不完全符合WTO裁决。在这39起被“执行复审程序”裁决执行不符合要求的案件中,最后有32起案件通过不同的方式得以执行,占比为82%。通常情况下,经过“执行复审程序”的案件都是比较复杂的案件,如“欧共体——香蕉案”(DS27)、“欧共体——荷尔蒙牛肉案”(DS26和DS48)、“美国——境外公司销售法案”(DS108)、“美国——归零案”(DS294和D5322)等。通过多轮反复的“互动”实践,这些复杂案件的裁决最终得以执行,为后面顺利地“内化”奠定了基础。
“互动”考察实例四:授权报复
授权报复(retaliation)是指败诉方没有在执行合理期限内执行WTO裁决,也没有与对方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胜诉方可以向DSB申请授权中止对败诉方承担的减让或其他义务。授权报复是胜诉方通过强制性手段迫使败诉方失去某些贸易利益以维持双方之间的利益平衡,促使败诉方执行WTO裁决的最后措施。“保护国内市场将会得益,以抵消败诉方采取的违规措施所造成的利益损害”是授权报复的假定前提。但从授权报复措施的实践应用效果来看,无论是中止减让还是其他义务,胜诉方实施的授权报复措施均是在扩大国际贸易上的一个倒退,犹如针尖对麦芒,与败诉方的违规措施一样,两者都不在WTO涵盖协定的轨道上,最终通常会造成两败俱伤,客观上不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132〕。因此,授权报复作为一种临时性的特殊状态下的措施与WTO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是相抵触的,所以DSU第22.8条已明确指出:“减让或其他义务的中止只能是临时性的……DSU应继续监督已通过的裁决的执行。”
在GATT1947时代,授权报复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恢复争端方之间的“减让平衡”,而在WTO时代,胜诉方获得授权报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使败诉方执行WTO裁决。“欧共体——香蕉案”的仲裁员认为,“授权报复是相关成员完全执行WTO裁决之前的临时措施,我们同意美方的观点:这种临时性意味着贸易报复的目的在于诱导(induce)败诉方执行WTO裁决。”〔133〕在“欧共体——荷尔蒙案”和“巴西——飞机出口融资案”中仲裁员都有类似的表述。但WTO贸易报复机制与国际法院的制裁机制不同。在国际法院作出的裁决得不到执行时,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集体的力量采取行动,具有外部的强制性;而WTO的贸易报复机制依靠的胜诉方自身的力量,不具有外部强制力。
授权报复机制发挥“诱导”作用的过程是一种极有意思的现象,通过对授权报复实施的实践情况的观察,我们发现胜诉方得到授权对败诉方采取报复措施的领域通常是遵守国际法规则的生产者,即实施授权报复的结果是在败诉方内部,受益方是违反WTO规则的生产者,受损方反而是遵守WTO规则的生产者。受损方就会向政府提出质疑,为什么采取违反WTO规则的措施牺牲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反而保护了另一些生产者的利益?在“欧共体——香蕉案”和“欧共体——荷尔蒙案”中,欧共体采取的违反WTO规则的措施使欧共体的香蕉商和牛肉生产者因而获益,但美国没有采取措施对这些货物实施授权贸易,而是对来自欧共体的纸、洗浴用品、亚麻布、床单或电池等商品实施报复措施,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商受到损失〔134〕。因此,败诉方内部受损方、受益方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授权报复措施的“互动”,这种“互动”就是“诱导”败诉方执行WTO裁决的有效推动力。
授权报复是一种特殊形态下的“互动”,在实践中确实发挥了促使败诉方执行WTO裁决的作用。在需要执行的343个WTO裁决中,胜诉方根据DSU第22.2条规定向DSB提出贸易报复授权的申请有27起案件,其中在胜诉方提起贸易报复授权申请后得到有效执行的案件有16起。在其余的11起案件中,中止贸易报复申请程序而等待DSU第21.5条执行复审程序结果的案件有2起。在另外9起案件中,也能明显看出授权报复措施在促使败诉方执行裁次过程中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在美国“持续反倾销反补贴抵消法案”(DS217和DS234)中,美国先后于2005年4月和8月在欧共体和日本分别通知DSB,其将根据授权报复向美国实施中止减让措施,在2006年2月17日的DSB会议上,美国提出国会已于2006年2月1日通过了《赤字削减法案》(the Deficit Reduction Act),并于2月8日由总统签署生效,据此美国认为其已执行了WTO裁决。欧共体和日本表示欢迎美国执行裁决的努力,但对美国已经完全执行了WTO裁决的说法表示怀疑。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授权报复”确实能够起到促使败诉方执行WTO裁决的作用。
(二)执行WTO裁决过程中的“内化”
WTO作为一个以规则为导向的国际组织,由于既定规则中大量存在着成员方达成重大政治妥协的痕迹,WTO裁决的合理性问题经常受到一些质疑。欧盟对WTO作出的影响消费者保护标准的裁决所表示的担忧,美国对WTO作出的影响本国反倾销法的裁决所进行的批评,都对WTO裁决的执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1.“内化”的基础:WTO裁决的公正性
如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际裁判机构一样,WTO争端解决机构并不具备立法权限,它的裁决也不具有“先例”的性质,只是对现有规则的解释。
DSB能否公正地处理成员提交的案件直接决定了WTO裁决能否得到成员的有效执行。因为“如果国家内心相信规则是公正的,该国就更可能自愿遵守规则”。〔135〕“当一种问题满足了某些公正的标准而被认为是公平的,它更趋向于产生被各方都视为合法的结果。这些结果持续得更加久远,因为当被视为公正程序的产物时,它们往往不易煽动不满的人起来颠覆它们。”〔136〕作为东道主的摩洛哥国王哈桑(Hassan)二世在马拉喀什会议结束正式签署WTO协定时,就激情宣示:“今天,WTO的诞生,我们铭记这一国际经贸关系的法律规则,从此单边主义和弱肉强食的诱惑将让位于我们所确立的普遍的国际规则的纪律。”〔137〕他看到了WTO协定的公正,但这种公正需要由WTO裁决来验证是否能从纸面上落到实处。
考察WTO裁决能否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前提条件有:(1)如果WTO裁决是不公正的,属于权力导向型的,那么作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和欧盟的败诉率应该较低;(2)如果WTO争端解决程序受权力引导而不是规则引导,那么权力越大的被诉方将更加倾向于在磋商阶段解决争端,以发挥其在经贸谈判中的影响力;(3)如果WTO裁决是不公正的,那么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和欧盟,应该是消极执行或者干脆不执行WTO的不利裁决;(4)如果WTO成员普遍认为WTO裁决是不公正的,并非建立在中立和公平的程序基础上,也不是以规则为导向作出的,那么整体执行率应该很低。
表3-1_WTO争端解决机制运作情况统计表
通过表3-1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作为被诉方的美国和欧盟的败诉率高于平均败诉率,这说明在处理美国和欧盟作为被诉方的争端中,DSB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依然坚持了客观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在美国和欧盟作为被诉方的争端中,申诉方更倾向于将争端提交给DSB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进行裁决,而不愿意通过磋商的方式解决争端,这说明绝大多数的WTO成员方相信WTO裁决的公正性。美国和欧盟执行WTO的不利裁决的比例与WTO成员执行的比例非常接近,超过70%的执行比率更加反映了WTO裁决的公正性得到了普遍认可。
2.“内化”过程中的互动:以美国国内利益集团互动为例
在执行WTO裁决过程中,有多个主体参与互动,形成了多角度,全方位的互动关系。DSB与争端各方、胜诉方与败诉方之间的互动属于国际层面的互动。而在WTO裁决的执行过程中,还有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正是将WTO裁决内化从而顺利执行WTO裁决的过程。
以安妮·马利·斯洛特(Anne-Marie Slaughter)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决定因素主要取决于国内体制,而不是国际力量。遵守国际法主要依赖于有代议制的政府、公民权利的保护、致力于法治的司法系统,即国家以“自由”为特征的身份确认上。“自由民主者更可能与另一自由民主者讲法律”和“民主政体不会与另一民主政体发生战争”〔138〕是自由主义学派的主张,但WTO裁决执行的实践并不支持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以美国为研究对象,截至2019年3月31日,美国执行WTO裁决的比率为67.4%,稍低于世界71.4%的平均水平;有58起案件的WTO裁决未执行完毕,美国自己就占了23起,占比达40%;胜诉方提起“执行复审程序”的47起案件中,美国就有22起,占比达46.8%;在申请授权报复和已经授权贸易报复的9起案件中,美国作为败诉方的有7起〔139〕,占比高达78%。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无法圆满解释上述数据,美国也不可能承认它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为了履行“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定”,1994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向国会提交了《乌拉圭回合协定法案》(Uruguay Round Agreement Act,URAA)。URAA首先明确了乌拉圭回合协定与WTO裁决在美国国内不具有直接效力。以此为基础,为了建立美国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与WTO协定的有效衔接,URAA根据WTO裁决所涉措施种类的不同,分别制定了具体的执行程序:对于针对美国法律的WTO裁决,URAA将是否执行的自由裁量权交给了国会,并建立了联邦立法与州立法之间的协调程序;而对于涉及政府行政措施的WTO裁决,URAA则建立了一套以美国贸易代表(USTR)为中心的执行机制〔140〕。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重大立法事项,在普通的行政执行程序中,国会很少直接干预行政机构的执行措施。而在URAA行政执行裁决程序中,相关国会委员会通过USTR积极地参与到了WTO裁决的执行程序中,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URAA的规定,USTR应当将WTO裁决的执行方案向国会委员会进行通报并征求其意见,从而形成最终的执行方案〔141〕。这一沟通协调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立法机构和相关行业的意见充分体现在了执行方案中,从而确保最终的执行结果符合国会认为的国家整体利益。美国执行DS294案的WTO裁决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欧盟针对美国在计算倾销幅度过程中使用的“归零”算法于2004年2月将美国诉至DSB,要求DSB做出对美国商务部在15起初始反倾销调查以及16起行政复审和日落复审等复审程序中使用的“归零”算法违反WTO《反倾销协定》的裁定。上诉机构于2006年4月作出裁决支持了欧盟的主张。在2006年3月6日即上诉机构发布报告前,美国商务部率先在《联邦公报》上发出拟停止在反倾销调查中使用“归零”做法的通知,并征求公众意见〔142〕。11位参议员于2006年12月中旬联名致信商务部和USTR,提出拒绝对现有的倾销幅度计算方法进行修改的建议。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两位主席于2007年1月再次致信商务部和USTR,主张推迟执行WTO裁决,应该给予国会更多的时间考虑对策〔143〕。经过与相关国会委员会的反复磋商,USTR于2007年2月13日要求商务部对DS294案中涉及的12起反倾销调查(另外3起的反倾销调查裁定由于其他原因已被撤销)开展URAA第129条程序来执行DS294案的裁决。经过美国内部的不断协调,再经DSU执行复审程序审核,商务部于2012年4月6日才正式明确并颁布了《反倾销复审的最后修订程序》(Final Modification for Reviews),其中对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的初始调查、行政复审和日落复审中使用归零法计算倾销幅度的做法予以修改。本案的裁决执行拉锯战长达6年时间,究其主要原因是国会的相关委员会在协调各利益集团诉求中消耗了大量时间。
3.“内化”过程中充分尊重败诉方选择执行WTO裁决方式的自主权
DSU第19.1条的规定:“如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认定某措施与WTO涵盖协定不符,则应建议(recommend)有关成员使该措施符合WTO涵盖协定。除此建议外,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还可以就执行DSB建议的方式提出意见。”据此规定,败诉方在执行WTO裁决的方式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因为DSU只要求败诉方执行WTO裁决应使违反WTO规则的措施纠正为与WTO涵盖协定相符(bring measures into conformity),在执行过程中,由败诉方自主决定使违反措施变成相符措施的具体方式,执行结果并不一定意味着撤销违反措施〔144〕。例如,某WTO成员对来自本国的产品征收7%的营业税,而对来自其他国家销售进口相同产品征收12%的营业税,这一做法很明显违反了WTO国民待遇原则。WTO裁决建议该成员将违反措施纠正为相符措施。对于执行该WTO裁决败诉方可采取多种方式,如对来自所有国家的产品征收相同的12%的营业税,取消对来自本国产品营业税的优惠;或者对本国产品继续征收7%的营业税,而将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的营业税也降至7%。具体采取哪种方式执行WTO裁决,完全属于败诉方的自主决定权,并不一定采取撤销7%营业税的措施,如果将进口产品的营业税降低至相同水平,那么营业税优惠措施依然可以保留。
败诉方拥有自主选择裁决执行方式的权利有其特定的意义,因为柯恩教授指出,“互动”与“内化”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国家间的互动实践将国家行为与既定国际规则保持一致而实现国家对国际规则的价值认同,不是简单地将国际规则复制嵌入到国内政治法律结构中去。败诉方冒着与其他WTO成员产生经贸争端的风险也要实施违反WTO涵盖协定的措施,主要的根本原因是其背后总是有国内利益集团的驱动,如果只有撤销该违法措施才能执行WTO裁决,必然遭到国内有关利益集团的抵制。那么当败诉方政府对裁决执行方式有一定的选择权时,它们就会尽可能地选择一种最不容易遭到抵制的方式来执行WTO裁决,这在客观上对于WTO裁决及时有效的执行是非常有利的。
“跨国法律进程说”提出的“互动”和“内化”两个过程较好地解释了败诉方执行WTO裁决的法律机理。实践证明,执行WTO裁决的过程描绘了一幅单边与多边全方位多角度的互动关系图。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自由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的理论从国际法学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角度都无法解释WTO裁决执行的实际情况。“跨国法律进程说”中的“互动”和“内化”理论较好地解释了WTO成员执行WTO裁决的法律机理,提供了全新的解释理论路径,比较符合实践。通过观察经过“互动”后能否“内化”即可预测WTO裁决能否最终被执行。该学说进一步表明,执行WTO裁决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即评判WTO裁决执行与否的标准不是单纯的“好”与“坏”“快”与“慢”“对”与“错”的简单价值判断,更与败诉方的政体无关,而取决于WTO裁决被“内化”时间的“长”与“短”问题。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WTO成员执行WTO裁决应具有灵活性,具体执行过程应视“互动”与“内化”的实际情况而定,这一结论为妥善运用包括执行机制在内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
【注释】
〔1〕John H.Jackson.The World Trading System: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2nd ed.).The MIT Press,1997:55.
〔2〕John H.Jackson.World Trade and the Law of GATT.Indianapolis Bobbs-Merill Press,1969:181.
〔3〕J.C.Thomas.Emerging Institutional Issues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Paper presented at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mposium,March 27,2000,Ottawa.
〔4〕See Mexico-Definitive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Beef and Rice,WT/DS295/10.
〔5〕John H.Jackson.Emerging Problems of the WTO Constitution:Dispute Settl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WTO.in Liberalisation and Protectionism i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Philip Ruttley et al.eds,1999:278.
〔6〕WT/DS46/ARB,para.3.42.
〔7〕John H.Jackson(eds).Leg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Cases,Materials and Text(5th ed.),StPaul,MN:Thompson/West,2008:371.
〔8〕Ernst-Ulrich Petersmann.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ispute Settlement.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82.
〔9〕Robert E.Hudec.Broadening the Scope of Remedies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In:Friedl Weiss,Jochem Wiers(eds.).Improving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Issues and Lessons from the Practice of Other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London:Cameron May International Law&Policy,2000:390.
〔10〕William J.Davey.Dispute Settlement in GATT,In John H.Jackson,William J.Davey,Alan O.Sykes Jr.Leg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3rd ed.),West Publishing Co.,ST.Paul MINN.,1995:369.
〔11〕Steve Charnovitz.Rethinking WTO Trade Sanction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1.95(4):832.
〔12〕Ernst-Ulrich Petersmann.From the Hobbesian 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 to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Editorial JIEL 1,1998:190.
〔13〕John H.Jackson.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WTO:Background Note for Conferenc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New Round Multilateral of Trade Negotiations.London:Harvard University,1999:56.
〔14〕傅星国.WTO争端裁决的执行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98.
〔15〕Robert Hudec.Broadening The Scope of Remedies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Improving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Issues and Lessons From the Practice of Other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Friedl Weiss,2000:459.
〔16〕傅星国.WTO争端裁决的执行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20.
〔17〕顾婷.国际公法视域下的WTO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7.
〔18〕Petros C.Mavroidis.Remedies in the WTO Legal System: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0:78.
〔19〕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国家对国际不法的责任条款草案.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2002(1).
〔20〕Edwini Kessie,Dispute Settlement,WTO: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the Course on Dispute Settle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Invest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ited Nations,New York and Geneva,2003:34.
〔21〕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concerning Meat and Meat Products(Hormones)-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under Article 22.6 of the DSU,WT/DS26/ARB,12 July 1999,para.18.
〔22〕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concerning Meat and Meat Products(Hormones)-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under Article 22.6 of the DSU,WT/DS26/ARB,12 July 1999,para.20.
〔23〕Robert E.Hudec,Broadening the Scope of Remedies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In Friedl Weiss,Jochem Wiers(eds.),Improving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Issues and Lessons from the Practice of Other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London:Cameron May International Law&Policy,2000:389-390.
〔24〕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Brazil-Aircraft(Article 22.6-Brazil),WT/DS46/ARB,28 August 2000,para.3.18.
〔25〕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European Communities-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under Article 22.6 of the DSU,WT/DS27/ARB,9 April 1999,para.6.1.
〔26〕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European Communities-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under Article 22.6 of the DSU,WT/DS27/ARB,9 April 1999,para.6.3.
〔27〕Joost Pauwelyn,Enforce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WTO:Rules are Rules—Toward a More Collective Approach,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0:343.
〔28〕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US-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 of 2000(Article 22.6-US),WT/DS217/ARB/EEC,paras.6.2-6.3.
〔29〕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EC-Bananas(Article 22.6-EC),WT/DS27/ARB,9 April 1999,para.7.1.
〔30〕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Brazil-Aircraft(Article 22.6-Brazil),WT/DS46/ARB,28 August 2000,para.3.60.
〔31〕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US-Section 110(5)of the US Copyright Act(Article 25-US),WT/DS160/ARB25/1,9 November 2001,para.4.24.
〔32〕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US-Anti-Dumping Act of 1916(Article 22.6-US),WT/DS136/ARB,24 February 2004,paras.5.32 and 5.40.
〔33〕Robert E.Hudec,Broadening the Scope of Remedies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In Friedl Weiss,Jochem Wiers(eds.),Improving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Issues and Lessons from the Practice of Other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London:Cameron May International Law&Policy,2000:390.
〔34〕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US-Tax Treatment for“Foreign Sales”Corporations(Article 22.6-US),WT/DS108/ARB,30 August 2002,para.5.61.
〔35〕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US-Tax Treatment for“Foreign Sales”Corporations(Article 22.6-US),WT/DS108/ARB,30 August 2002,para.6.36.
〔36〕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US-Tax Treatment for“Foreign Sales”Corporations(Article 22.6-US),WT/DS108/ARB,30 August 2002,paras.5.62.
〔37〕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US-Tax Treatment for“Foreign Sales”Corporations(Article 22.6-US),WT/DS108/ARB,30 August 2002,paras.5.61.
〔38〕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US-Tax Treatment for“Foreign Sales”Corporations(Article 22.6-US),WT/DS108/ARB,30 August 2002,paras.8.1.
〔39〕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US-Tax Treatment for“Foreign Sales”Corporations(Article 22.6-US),WT/DS108/ARB,30 August 2002,paras.5.57.
〔40〕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US-Tax Treatment for“Foreign Sales”Corporations(Article 22.6-US),WT/DS108/ARB,30 August 2002,paras.5.60.
〔41〕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US-Tax Treatment for“Foreign Sales”Corporations(Article 22.6-US),WT/DS108/ARB,30 August 2002,paras.5.62.
〔42〕Minutes of the DSB Meeting,WT/DSB/M/149,8 Jul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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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Canada-Aircraft(Article 22.6-Canada),WT/DS222/ARB,17 February 2003,para.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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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Canada-Aircraft(Article 22.6-Canada),WT/DS222/ARB,17 February 2003,para.3.105.
〔48〕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Canada-Aircraft(Article 22.6-Canada),WT/DS222/ARB,17 February 2003,para.3.105.
〔49〕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Canada-Aircraft(Article 22.6-Canada),WT/DS222/ARB,17 February 2003,para.3.106.
〔50〕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Canada-Aircraft(Article 22.6-Canada),WT/DS222/ARB,17 February 2003,para.3.107.
〔51〕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Canada-Aircraft(Article 22.6-Canada),WT/DS222/ARB,17 February 2003,para.3.107.
〔52〕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Canada-Aircraft(Article 22.6-Canada),WT/DS222/ARB,17 February 2003,para.3.121.
〔53〕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Canada-Aircraft(Article 22.6-Canada),WT/DS222/ARB,17 February 2003,para.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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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本书中出现的“报复”和“中止减让和其他义务”含义相同,可替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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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EC-Bananas 3(US)(Article 22.6-EC),para.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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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Brazil-Aircraft(Article 22.6-Brazil),para.3.44.
〔86〕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US-FSC(Article 22.6-US),para.5.60.
〔87〕WT/DS222/ARB,para.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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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参见http://www.worldtradelaw.net/databases/implemontationperiod.php,(2019-3-25).
〔128〕See Award of the arbitrator,United States–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Oil Country Tubular Goods from Argentina-Arbitration Under Article 21.3(c)of the DSU.WT/DS268/12par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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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Decision by Arbitrators,European Communities—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the EC Under Article 22.6 of the DSU,WT/DS27/ARB,para.6.3.
〔134〕See Decision by Arbitrators,European Communities—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Recourse by US to Article 22.2 of DSU,WT/DS27/43,p.3.
〔135〕Harold Hongju Koh.Why Do Nations Obey International Law?Yale Law Journal,1997: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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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同上书:101.
〔138〕Anne-Marie Burley.Law Among LiberalStates: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Act of state Doctrine.92 Columbia Law Review,1992:1907.
〔139〕这7起案件分别是:DS217、DS234、DS267、DS285、DS160、DS268、DS406。
〔140〕See URAA Section 123(g).
〔141〕See URAA Section 123(g)(1)(A);also see URAA Section 123(f).
〔142〕See Antidumping Proceedings:Calculation of the Weighted Average Dumping Margin During an Antidumping Duty Investigation,71 Federal Register 11189-01,2006 WL519289(F.R.).
〔143〕See Jeanne J.Grimmett.WTO Dispute Settlement:Status of U.S.Compliance in Pending Case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RL32014,p.41.
〔144〕参见曹建明、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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