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6]

中国正在开启新一轮经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历过一次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转型，大致时间是1978～2010年。在这一轮转型中，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现了经济高速成长。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这一轮转型的经济绩效都是十分明显的。有很多标志性的成果，经济年均增长10%左右，按照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中国有6亿多人摆脱贫困，并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这些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公认。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跨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由低收入经济体迈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2015年中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可以说，这一轮转型是成功的故事。

市场化取向改革是这一轮经济转型取得成功的根本动力。改革采取了渐进的增量的改革模式，很多成功经验都来自地方探索和创新。改革促进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再配置，特别是从农业部门大规模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提高了全社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同时，改革也伴随着对外开放，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些都表明，改革开放是中国第一轮经济转型取得成功的关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发生阶段性变化，并呈现出新的特征，现在将之概括为新常态。新常态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速换挡，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如果看季度增长率，从2007年第二季度最高点14.8%，到2016年第一季度6.7%，下降8.1个百分点；年度增长率2007年是14.2%，2015年是6.9%，下降7.3个百分点。国际金融危机后，实施一揽子经济计划，主要是从需求端发力，扩大投资、促进消费，经济出现强劲回升，但这个过程仅持续4个季度。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经济基本是在波动中下行，到2016年第一季度已持续下行24个季度（如图5.1所示）。

图5.1　2007年以来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季度增长率）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也集中显现。从供给侧来看，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2012～2015年四年累计减少1200多万人，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劳动投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放缓，资本投入随着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下调和投资率变化，增速也逐步趋缓，经济增长要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从需求侧来看，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户均达到了1套房，现在差不多是1.1套，房地产市场供需发生变化。现在房地产库存量较大，粗略统计，待售面积大约是7.2亿平方米，2015年底在建规模是73亿平方米，共计有80亿平方米。2014年每千人拥有汽车超过了100辆，现在大概是110辆。从国际经验看，到这个阶段，汽车市场供需也在发生变化。2015年前三季度，汽车销量是-0.7%，第四季度国务院出台小排量车车购税优惠政策，汽车销售有所回暖，但也已经告别过去两位数增长时代。

由此可见，“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多样化，除了“住、行”以外，其他领域的需求正在迅速扩张。二是高端化，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商品和服务的品质、质量、性价比提出更高要求，在国内市场难以满足的情况下，转化为庞大的境外消费需求。2015年境外消费额达到1.5万亿元。三是服务化，旅游、养老、教育、培训、医疗和各类生产性服务需求与日俱增。

那么，供给结构能不能跟上需求结构变化调整呢？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历了制造业“井喷式”扩张，扩张速度之快在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从而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在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现在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特别是跟“住、行”关联的产业，比如钢铁、煤炭、石化、建材这些行业过剩尤为严重。有的由于供大于求，出现了全行业亏损。供给为什么不能随着市场需求变化而做相应调整呢？厂房、设备、人员、资金为什么不能从过剩的领域退出来，进入有需求的领域？这里面肯定有体制性因素。现在商事制度改革，叫“先照后证”，企业“生出来”很容易，但是如果说不想活了，要死，可没那么容易。你欠银行的钱谁替你还？职工怎么办？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很多都是大型国有企业，企业破产了，人怎么办，债怎么还，资产怎么处置？现有体制条件下都会遇到障碍。

经济持续下行，有需求不足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需求已经发生变化，而供给跟不上需求变化。所以，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供需错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供需结构错配，矛盾的主要在供给侧。受传统体制束缚，供给侧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再简单用过去扩大投资办法来化解供需矛盾，投资的边际效应就会明显递减。2015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也就是每新增1元GDP需要的投资达到6.7元，比2010年4.2元提高近60%，到了历史高点。投资的边际效应大幅度下降，对经济的拉动明显减弱。同时，还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比如债务杠杆率大幅攀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测算，2010～2015年，我国非金融部门负债总规模年均增长16.6%，比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快约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再用“老办法”稳增长，不仅投资效率会继续下降，债务杠杆会继续攀升，还将增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短暂回升后继续下行的态势。

从国际比较视角看，中国的经济转型也不是孤立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国际样本的对比，例如日本和韩国。“二战”后，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从高速转向中速再转向低速增长的一个完整过程。日本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中间的大致是在1968年，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基本结束了高速增长。韩国的拐点在1992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也结束了高速增长。如果在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这个变化过程中，能找到一个可比的拐点，然后再推延五年，那么日本是在1968～1973年，韩国是在1992～1997年，中国是2010～2015年。从图5.2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放缓趋势面与日本和韩国基本是一致的，而且相对来说更加缓和。

图5.2　经济减速：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比较

注：中国为2010年，日本为1968年，韩国为1992年。

从产业层面看，拐点以后，日本和韩国的人均钢材消费量增速基本上在零增长线波动，也就是说需求规模不再大规模扩张了，基本达到峰值。日本的钢铁产量峰值在1.3亿吨。现在我国的钢铁产能规模是11.3亿吨，接近其他经济体的总和。再看用电量，拐点以后，日本和韩国的用电量出现大幅度回落，产业结构变化，用电需求就会下降。现在我国也出现这种情况，2015年全社会用电量接近零增长，工业用电量负增长。中国发电装机已经超过15亿千瓦，目前在建规模还有4亿千瓦，建好了谁用呢？现在又在用新能源替代火电，这些火电厂建好了，很可能又会成为新的过剩能力。再看汽车，拐点以后，日本和韩国的汽车保有量增速也出现了大幅度回落。中国也在发生变化，2015年汽车销售量2450万辆，而产能接近4000万辆，同时在建的汽车厂还有相当规模。这些厂建好的，生产的车又给谁呢？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传统产业产能已经达到或超过上限，传统产业大规模扩张阶段将要结束。如果再扩大产能，马上就面临需求问题。

过去，我们习惯了圈地、扩大投资、形成产能。现在需要反过来思考，如此庞大的生产能力有市场需求吗？未来的产业发展一定要向中高端推进，最核心的就是要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产业发展模式，要从过去“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这意味着产能规模不再扩张了，但是产业价值链要有明显提升，从过去加工组装为主，向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品牌这些环节提升，产品的数量不再扩张了，但是单位产品附加值要有新的提升。

在这个阶段，我们会面临新的挑战和瓶颈制约，最大的瓶颈就是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20世纪80年代，我们经历过能源瓶颈，由于电力不足，很多企业“停三开四”，现在发电装机有15亿千瓦，已经面临过剩压力。20世纪90年代，我们面临交通瓶颈，产品运不出去，现在有12万公里铁路，2万公里高铁和12万公里高速公路，交通瓶颈基本缓解。但是，我们又面临新的瓶颈，就是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这个瓶颈就像一堵“高墙”，跨越“高墙”，难度就大多了。但跨不过去，“上台阶”就很难实现。

经济增速放缓，何时能够探底？我认为要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投资要逐步探底。现在的投资已经跌破两位数了，2016年1～5月增长9.6%，这是2000年6月以来首次跌破两位数。如果房地产投资再回落的话，投资可能还有放缓压力。现在要观察投资什么时候能够探底，这对经济能不能触底至关重要。

第二，去除过剩产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现在工业品出厂价已经持续51个月负增长，尽管降幅在收窄，环比在转正，但还是负增长。这种态势要得到根本扭转，取决于过剩产能能不能有效出清。这也是经济能不能探底重要条件。

第三，新动力抵消旧动力衰竭。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能不能抵消传统动力的衰竭？房地产、汽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很大，但相比较以往，扩张速度放慢了。现在服务业的扩张在加快，特别是一些新型服务部门扩张加快。比如，2015年我国电影票房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在制造业领域，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成长也非常快，2015年新能源汽车生产增长1.6倍，工业机器人增长42%。新业态方面，电商、网购成长性也非常强。这些新的力量应该更加快速地成长，来抵消部分旧动力的衰减。

综合各方面信息，基本判断是，2016年下半年有望成为阶段性底部。对于触底问题，各方面判断不一，有的认为要到2017年。从综合条件来看，如果改革到位，还是有条件实现触底的。经济触底也并不意味着未来要出现一个强劲的回升，现在不具备强劲回升的条件，但经济的基本走势是一个L形。L形也有各种变化，标准的L形是一个直角，是大于90度还是小于90度，这也取决于经济走势和采取的宏观政策。

经济运行面临诸多挑战。第一，比较突出的是杠杆率攀升。2015年年底全社会杠杆率已超过240%，杠杆率水平短期内还很难降下来，2016年的M2和社会融资规模预期增长13%左右，远远超过名义GDP增速，杠杆率短期还难以出现往下走的态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非金融类企业债务率尤其高，2015年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已达到170%，明显高于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而目近五年攀升速度很快，出现违约的风险在增大，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非金融类企业杠杆率为什么高？很重要的原因是股权融资比重太低，近两年还有下降，主要都是债务融资，导致债务率不断攀升。

第二，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泡沫风险。前一个时期，受首付比例和利率下调、购置税减免、场外配资等因素影响，居民实际购房能力提升约30%，房地产销售价格涨幅明显扩大。房地产的泡沫主要集中在一线、二线城市，最近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攀升，又逐步传递到部分二线城市，南京、苏州、合肥等地价格攀升，居民在排队抢房子。三线、四线城市的情况又不一样，库存规模仍然很大，去库存进展缓慢。金融领域流动性很大，但实体经济收益率低，资金并没有向实体经济转移，而是在内部循环，搞各种理财产品、衍生品，金融资产也在积累泡沫，增加了发生风险的概率。

第三，结构性失业问题进一步凸显。随着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进入实质性阶段，原先通过调岗、轮班等方式安置人员的隐性失业问题将逐步显性化。外需订单减少、机器换人、部分企业向境外迁移，也将进一步增大低技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就业难度。2015年广东大概有5万台机器人上线，不仅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次品率还大幅下降。出现这种情形的原生动力，是因为人工成本越来越贵。企业觉得机器替代人的效果比预期要好。这样，下岗员工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自身技能缺失和择业的困难，带来结构性失业压力。

第四，南北经济分化明显加剧。过去区域发展主要表现为东、中、西部差异，从近两年情况看，南北经济分化似乎也趋于明显。北方受资源型产品价格回落和传统产业过剩产能冲击，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北方主要是资源性经济，转型的难度要大得多，而南方主要是外向型经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市场迅速收缩，倒逼南方较早启动转型。2015年全国增速最快的前10位省市，除了天津以外都在南方，而排在倒数5位的都在北方。这种南北分化也体现了市场化差异。以广东和辽宁为例，2016年第一季度辽宁主要经济指标都是负的，而广东的指标则比较良性。

从全国态势看，我们需要推动新一轮新的转型。过去30年多的第一轮转型主要是体制变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新二轮转型同样需要以体制改革为条件，但更重要的标志是经济增长方式要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第二次转型的主旋律是要提升产业链和全要素生产率。传统的靠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已走到极限，必须要转向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

“十三五”时期是转型的重要窗口期，我们不要再迟疑和等待，不要错失这次机会。经济下行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企业订单很满，生产满负荷运转，难以下决心推进调整和转型。宏观上也是一样，当形势好的时候，就不可能下决心去做。所以，当经济下行压力最大的时候，也就是转型压力最大的时候，恰恰是一次机遇，不要轻易浪费经济下行带来的转型机遇。

供给侧改革和重构新平衡

新一轮转型的一条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改革来重构新平衡。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明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这句话大概要从两个层面：一是供给侧是主要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必须作为主攻方向。二是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投资扩张只能适度，决不可主次不分。

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最迫切的主要是三件事：一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去除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二是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等问题的主要原因。要通过要素流动和资源再配置，满足已经变化的市场需求。三是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要推进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使生产要素能够重新流动起来，实现优化再配置。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欧盟和日本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但从实际效果看，市场需求持续低迷，投资和国际贸易并不活跃，大宗商品价格仍处于低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金融危机至今已经8年有余，世界经济未从根本上摆脱低增长困境。从一些指标来看，出现了一些两难困境。一是低增长与高负债。世界经济一直处在低增长环境，但各国负债率大幅攀升，大量投放货币应该刺激经济复苏，但并未转入持续复苏的轨道（如图5.3所示）。二是宽货币和低通胀。大量增发货币，理论上应该推动通胀，但现在主要经济体面临的却是通缩压力。三是全球贸易增长低于经济增长。过去四年都是如此，这也是很多年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如图5.4所示）。“二战”后相当一段时期，贸易增长都是GDP增长的两倍甚至还多，但是现在却出现了贸易增速大幅放缓和收缩，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价值链配置变化，还是由于去全球化？需要给出明确回答。四是发达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回落。根据最新的数据，美国2015年的劳动生产率是负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工资水平很难提升，因此出现了中产阶级规模收缩，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出现上述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过度依赖量宽政策，而不是推进结性改革。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的冲击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图5.3　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余额和占GDP比重

(www.daowen.com)

图5.4　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2012～2015年）

2016年9月G20峰会在杭州召开，要引导国际社会聚焦结构性改革，保持改革动力，为全球经济中长期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奠定坚实基础。可考虑通过一套结构性指标构建量化分析框架，可以相对客观地衡量改革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带来的整体效益，并为下一步改革行动提供参考和指导。我们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来摆脱当前全球经济的困境。

推进供给侧改革，是不是不需要需求管理呢？当然不是，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分不开的。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导供给，始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引导市场预期，供给侧改革重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中长期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改革会形成一定的收缩效应，比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都会带来相应的收缩效应，需要需求管理去对冲。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去对冲供给侧改革的收缩效应，可以为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进而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

供给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比如，补短板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建设城市地下管廊、停车场、充电桩等，都会扩大投资需求。去库存中，棚户区改造货币化，住户可以到市场上去购买存量房，可以消化库存，还会带来需求扩张。供给侧改革的很多内容，是与需求关联的，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

2016年，我们正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主要是五项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几件事都是互相关联的，如不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杠杆率也降不下来。如何有效地推进这五个领域的改革任务，对重构经济再平衡至关重要。

去产能

去产能改善了市场预期，但面临的困难较多。2016年初以来，受去产能政策信号作用和国际市场影响，国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回升，PPI（生产价格指数）同比跌幅逐步收窄，环比增幅由负转正，企业利润有所好转。但去产能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调整，加之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滞后，在操作中面临诸多难题。我们需要探索用市场化的办法来促进去产能，因为只有完善的市场机制才能去发现最优的产能水平，而且最优的产能水平也是动态变化的，很难通过学术研究去发现，也很难通过下指标的方式去除产能。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市场出清机制，这是去产能内涵的一部分。政府主要来对环保、能耗、质量、安全设定标准，并加大执法力度，达不到标准就应该淘汰掉，既达到去产能的目的，又倒逼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于僵尸企业，在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还需要政府部门去推动，否则是去除不掉的。

产能过剩是经济周期带来的必然结果，西方国家也有产能过剩，比如全年钢铁产能过剩，国际市场也闹得沸沸扬扬的，但僵尸企业一定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在市场机制健全、市场经济很发达的地区，几乎没有僵尸企业。因此，去除僵尸企业也是重建市场机制的过程。去产能一定要与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因为僵尸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改革去除了一批僵尸企业，但是十几年后又长出一批。如果不铲除僵尸企业产生的土壤，过些年又会重新长出一批。要下决心处置僵尸企业，切断外部输血渠道，加快破产清算程序，改变市场观望情绪。去除僵尸企业的基本原则就是“保人不保企”，采取再就业培训、政府公益性岗位吸纳、内部转岗、停薪留职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妥善安置下岗职工，企业该死的就应该让它死掉，通过国家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实施债务重组，这就是结构调整。

去库存

去库存取得一定进展，但一线、二线城市积累的风险增大。从2014年9月陆续放宽购房限制以来，房地产销售速度加快，商品房待售面积有所下降，2016年5月全国库存消化周期为2.8年，较上年同期下降了0.7年。但不同地区进展明显分化，一线和二线热点城市供求偏紧，三线、四线城市库存仍然高企。还要看到，房地产去库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杠杆率提升推动的，从长期看会加大一线、二线城市房地产泡沫风险。在实体经济投资回报下降的背景下，信贷资金过度向房地产市场集中，还会加剧金融资源配置扭曲。

去库存要因城施策，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在控制住房需求释放节奏的同时，适当调增新城市功能区住宅用地的供给规模，三线、四线城市适度控制土地供给规模，降低交易环节税收，促进消化房地产库存。从根本上说，去库存应该更有效地与人的城镇化结合起来，而不是通过增加流动性和加杠杆的办法。在人口净流出地区，要控制房地产用地供给量。要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保障性安居工程，包括棚改货币化安置2016年要达到50%，逐步达到100%，就能消化掉一块库存。要发展批量化租赁，房地产公司可以转化为房地产租赁公司，面向新市民搞批量化租赁，发展房地产租赁业。要鼓励农业转移人口购买城镇商品房，现在农业转移人口购房比例大概只有1%，如果能够扩大到5%，库存量就会消化一大块。

去杠杆

去杠杆共识度有所提高，但目前还缺乏总体战略安排。近年来，我国杠杆率快速上升，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增长绩效和企业利润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过度扩张债务致使杠杆的风险在逐步积累。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前5个月已有30多只债券发生违约，其中不乏过去被认为很安全的国企债券。商业银行呆坏账水平也连续15个季度上升，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不良贷款比例升至1.75%，不良贷款规模达到2.1万亿，同时关注类贷款比重则升至4.01%。对高杠杆的负面影响，各方面共识度在提高，但迄今为止仍缺乏去杠杆的总体战略性安排。

高杠杆必然会带来高风险，如果不关注就会带来系统性风险。去杠杆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尽快摸清企业债务规模和结构，研究债务战略性重组方案，分阶段有序推进去杠杆，先控制杠杆率增速，再稳定杠杆率水平并优化杠杆结构，最后达到降杠杆的目的。要积极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探索市场化的债转股，建立全国性不良资产交易平台，发挥价格发现作用。积极利用地方股权转让市场加快企业破产资产的处置。要有效地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地方融资平台也属于非金融类企业，也是国有企业。杠杆率真正高的是国有企业部门，去杠杆也要跟国有企业改革和去除僵尸企业有效地结合起来。

降成本

降成本取得积极进展，但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企的问题仍未根本缓解。2016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推出了一系列降成本的举措，利率、电价、部分税费、五险一金、铁路运费都有所下调。与此同时，制度成本高企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显性门槛减少，隐性障碍增多，各类“红顶中介”运作不规范，收费过多过高，降成本出现了“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降成本要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继续精简各种行政审批前置中介评估项目，推进中介与政府部门实质性脱钩，缩短行政审批和中介评估时间，降低收费，提高实效。推进政府信息统一平台建设和共享，加大市场监管力度，降低企业市场交易成本。

补短板

总体上看，补“硬件”短板进展较快，但补“软件”短板明显滞后。各级政府对补“看得见、够得着”的短板都高度重视，力度很大。但与此同时，影响制度供给的“软件”短板矛盾突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尚未建立，失信惩戒和诚信激励的机制不健全。要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整合工商、金融、司法等各部门有关信息，建立覆盖各类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打造完善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

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改革，是推进第二次转型的重要动力，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新一轮经济转型的多个维度

从更长期观察，新一轮经济转型要从多个维度展开。“十三五”规划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经济视角看，就是要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现在，全国已经有10个省区市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有的地方甚至更高。这10个省区市主要在沿海地区，总人口加在一起已经超过5亿。2015年，全国人均GDP达到7924美元，已经接近8000美元。如果按照年均增长6.5%来推算，按2015年平均汇率，到2020年能够接近1.1万美元，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如果“十三五”规划时期能够稳定发展，转型能够成功，那么跨越中等社会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新一轮转型的核心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从宏观意义上讲，“质量”就是要素生产率，“效益”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只有提高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要素成本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稳定增长，企业才能保持或接近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水平，积累的泡沫和风险才能得到有效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因此，提高要素生产率，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应是新一轮转型的主旋律。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并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有别于传统增长方式的速度。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如果在增速换挡中出现惯性下滑，就很难止住甚至可能出现失速局面。速度过低，风险就可能集中释放，泡沫就很容易破裂，企业也难以增加研发和创新投入，市场和社会预期会发生明显变化。今后一个时期，仍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稳定增长中逐步化解过高的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这就需要形成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进入新常态形成历史性交汇，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重要时间窗口，这就要求加大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力度，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国家层面，要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航空发动机、量子通信、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新材料、脑科学等战略性领域，按照国际标准建立一批重点实验室，实现战略性突破。在产业层面，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比如在IT领域，华为2015年的销售额超过4000亿元，净利润超过500多亿元，已经超过爱立信跃居全球第一。在其他产业领域，也要培育一批类似华为的企业。在社会层面，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在体制上，要营造激励创新和公平竞争的环境，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支持发展创投、风投、众筹等新型融资工具，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迈过创新的“高墙”，最关键的是人力资本条件。现在政府教育投入已经占GDP 4%，更重要的是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很多中等收入家庭，教育成为最大的支出项，这也为增加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创造了条件。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条件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中高端技能培训和中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成为经济转向高效增长的基础。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每年毕业大学生700万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600万以上，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将达到30万以上，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向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转换、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了条件。要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将“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等作为教育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鼓励民间创办小型高层次研究型大学，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合作办学的条件。推进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本科高校和职业教育转型，培育大批专业技能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建立技术移民机制，降低“绿卡”门槛，更加开放便捷地吸引国际人才。

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过去受供给不足困扰，产业发展主要依靠“铺摊子”。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产业迈向中高端，核心是提高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这就要求加快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领域，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智能制造。在体制上，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从管企业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增强国有资本流动性，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盘活存量资产，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促进产业政策从特惠向普惠转型，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预期，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2015年我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达到56.1%，但发达国家城镇化率通常都在80%以上，与之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消纳过剩生产能力，并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未来5年，要有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成为新市民。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建立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用地指标和预算内财政投入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三挂钩”机制。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随着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难以持续，迫切要求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重点地区生态修复，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未来5年，要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实行大气、水、土壤的污染防治计划，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在制度上，要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检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开放，意味着要参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在“引进来”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建设自由贸易区网络和区域金融共同市场。在体制上，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方式。有序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新一轮转型取得成功，我们将迎来新一轮黄金发展期。中国再持续稳定发展十多年，到2030年，就可以实现新的历史性变化，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中国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