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2]

“一带一路”提出以来，在海外引起很大的反响，且海外的热度似乎高于国内的热度。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什么是“一带一路”？为什么是“一带一路”？怎样推进“一带一路”？

反观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崛起，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讨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也必须要跟世界连在一起。比如人民币问题。2015年11月30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意味着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从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本身进展来看，它已经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货币，从全球支付的使用来说是第五大货币。人民币的问题已不仅是中国问题，而是世界问题。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需要对世界承担责任

“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世界性经济大国的背景下提出的。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第一大贸易体。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中国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被称为奇迹，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高速增长。在过去35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多数年份都超越两位数。

二是持续时间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持续30多年，为全球各国所罕见。

三是经济增长质量高。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

四是稳定性较好。中国经济波动的波峰与波谷差距小。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表现更为明显。表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有效。

五是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文盲几乎绝迹，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明显。婴儿死亡大幅下降，人均寿命持续延长。“十三五”规划重新强调了这个指标，即人均寿命要再提高两年，从现在人均寿命76岁左右，提高到78岁左右。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究竟由何而来？

第一是改革。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无外乎亚洲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的翻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前我们也在走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先导”，但是那时工业化是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是在计划条件下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使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变成了市场主导的工业化，中国开始从非传统增长模式走向典型的亚洲增长模式。

第二是开放。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工业化。通过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改善资本外汇双缺口的约束，有效地加速资本形成。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出一个外向型增长的特征。通过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相互循环，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纳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引起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动，使工业化大大加速。并由此呈现出总量一倍的高速增长。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以工业为基础，但这个工业更多是外向型的，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最高年份时占到GDP的70%，说明中国经济是高度融入世界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世界经济总需求不足，中国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中国的产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如果世界经济总需求萎缩，中国的产能必然过剩，如果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中国经济就必须调整，从外需型转向内需扩大型。总之，过去这么多年以来，中国有效地利用世界市场，加速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从利益角度讲，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融入世界经济中，和世界经济共同发展，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那么，全球化的红利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经济全球化在我们看来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方两个对峙阵营瓦解了，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各国经济体制选择的唯一趋向。由于制度的趋同，交易成本开始大大降低，从而使全球的可贸易程度大大提高。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快，而且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国际金融的发展速度又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于是我们经常说，全球化就是金融一体化的过程，就是投资贸易自由化的过程。这是经济体制选择趋向一致，交易成本降低带来的结果。

第二，是指生产力布局的全球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生产布局开始跨区域、跨产业，横贯在各个国家之中。中国沿海经济的发展，是把加工贸易环节放在中国境内，而原料、市场在外，只是生产在内，这充分显现了在全球化情况下产业生产力布局的重新分布。中国经济纳入全球化的过程，实质就是中国把低成本的制造优势，尤其是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纳入了全球化的过程。在同等质量，同等技术条件下，我们的生产成本最低，于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产品可以销往全世界。中国也因此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最重要的表现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内，中国的外汇储备由数千亿美元上涨到四万亿。

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世界经济似乎并没有走出危机，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这个状态区别于过去全球化的状态，是以低增长、低通货膨胀为代表的。全球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下降中。这意味着，上一轮世界经济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已经走到了末期，全球正期待新的技术革命。

全球贸易的发展，金融的快速扩张支撑了全球化。但是由于总需求的下降，扩张就变得非常困难，于是出现了一个经济低迷，杠杆高企的局面。如果快速去除杠杆，就意味着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就是快速去除杠杆，导致资产负债表的快速衰退。只不过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间杠杆最长，所以把这种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危机定义为金融危机，其实它不只是金融机构的危机。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房贷还不起，所以银行的坏账增加，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开始衰退，政府为了拯救银行，美国财政即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不可持续就开始显现。这说明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不只涉及金融机构，还涉及政府、企业和居民。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后，尽管全球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但是经济增长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防止了更大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但不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是随机的。控制总需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走到了尽头，全球都在寻求新的道路，这个道路就在供给侧，需要在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政策。

总需求政策发挥不了作用，导致总需求不断萎缩，那么经济全球化的前景不容乐观。人们会担心各国相互间竞争性的政策，会演变为去全球化，导致新的经济政治风险。如何维持经济全球化变成了世界人民共同的责任。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我们维护这个全球化的环境。这个环境不仅对世界有利，对中国更有利。举例来说，2015年中国对外石油依赖率已经达到62%，换言之，62%的石油消费来自国际供应。所以，一个和谐的世界和一个自由贸易的环境，对中国的能源安全非常重要。

同样，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我们对食品的需求也在提高。现在我们还有20亿亩耕地，未来只有18亿亩耕地，因此中国不仅需要自力更生，而且需要国际贸易有一些比较大宗但又不是主要的农副产品放在国际贸易的基础上，比如食用油、糖及肉食品，这些都有赖于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护一个自由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是“一带一路”提出的背景，这是针对去全球化提出的维持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主张。

如图4.1所示，经过战后70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经济体在GDP含义上已经相差无几了。如果我们说发达经济体、发展经济体还有区别的话，就是在金融，在服务业，而不是在制造业，不在GDP。如果在GDP这个含义上相差无几，世界面临什么重大的挑战？

图4.1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GDP占全球比重

过去的国际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建立在发达与不发达的基础上。如果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GDP差距缩小，这个差距基础不存在了，国际治理体系因此陷入一个困难之中。为什么国际治理变成一个全球性的任务，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中间开始发挥作用，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发生变化了。

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体，我们显然对这件事有义务，这就是中国的国际责任，而作为世界性的大国，中国也开始具备能力承担这一责任。中国在联合国等各种国际场合都呼吁，要改善国际治理。“一带一路”的提出是改善国际治理，加强国际合作的一种新努力。

为什么是“一带一路”

中国经济对经济全球化要有历史担当，这既有利于世界各国也有利于本国。但为什么是“一带一路”？

其实“一带一路”是三条路，一是西汉时期张骞开辟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二是西南陆上丝绸之路。从四川开始经过贵州、云南进入缅甸，然后转到孟加拉进入印度，再与丝绸之路会合；三是海上丝绸之路。即从福建泉州开始，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再经过苏伊士运河到达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三条路把中国全境都纳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图4.2　丝路区域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

从地理位置上看，“一带一路”地区包括了65个国家（地区），占世界人口的60%以上，占世界GDP的1/3左右（如图4.2所示）。无论工业、农业、进出口贸易都是世界最活跃的地区。

这个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对全球的贡献是持续上升的。尤其在金融危机以后，它的贡献程度是大大提高的，其中中国成为显著因素。

这个地区是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不仅这个地区贸易增长很快，而且相互间贸易量非常之大，同时这个地区也是对外资高度依赖和外资流入最快的地区。

这个地区尽管有65个国家（地区），但是前20大经济体是这个地区的核心区，2013年，“一带一路”经济体中占全球GDP超过5%的国家有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如表4.1所示）。换言之，三个国家如果能携起手来，这个地区的经济和发展可能就解决了一大半问题。

表4.1　“一带一路”经济体GDP全球占比　单位：%

续表

图4.3　“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体外汇储备分布情况

这个地区是一个外汇储备丰富的地区。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国家，收入加快增长加传统文化的影响，居民储蓄率都非常高，说明这个地区具有投资能力（如图4.3所示）。

这个地区是全球经济潜力最大的地区。这个地区占全球人口的将近2/3，但是GDP只占全球1/3，这个差距说明它依然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依然是快速发展的地带（如图4.4所示）。

图4.4　“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体收入分布

与此同时，这个地区是高度外向性地区，不仅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而且也是外资流入最多的地区，即贸易和机会最多的地区（如图4.5所示）。

图4.5　丝路区域的贸易依存度和外资净流入依存度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不仅受中国关注，同时它也受全球高度关注（如表4.2所示）。

表4.2　世界对“一带一路”的关注

早在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就有丝绸之路复兴计划，并从那时开始不断推行这个计划。200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出的复兴计划，由230个项目组成，投资总额到2015年达到430亿美元。它的目标和“一带一路”相同，期望改善欧亚大通道的软硬件条件。

日本在1997年提出所谓丝绸之路的外交，主要是立足于经济和能源的合作，提出的规划也和我们相近。2011年，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和中国的计划类似）。计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连接中亚、南亚的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改善经贸制度包括减少贸易壁垒等，希望形成一个新的丝绸之路。欧盟提出的“容克计划”，向东投资超过一千亿欧元，目的是连通亚洲。这些大国都在关注这个地区，因为它是全球经济最有潜力的地区。

“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经济呈低迷和平庸的增长。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如果世界需求不够，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持续，意味着中国的产能会出现绝对性的过剩。

如图4.6所示，可以看出我们面临的严重形势。增长的高点在2010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达30%，之后不断回落。2015年为负增长。2016年第一季度为负增长。中国的产能是为全球需求准备的，中国钢铁产能占全球产能的60%以上，中国钢铁出口一亿多吨，超过日本全年的钢铁产量。如果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意味着产能过剩会变得更加严重。由于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经济准备的，当出口困难时，产能的国际合作就变得十分必要，“一带一路”成为最重要的合作区。

图4.6　2000～2014年中国进出口增长情况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的阶段。以往中国经济增长是低成本的制造，主要靠廉价劳动力。亚洲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就是二元经济转换的方式吗？一个弱小的工业部门，其劳动生产率比较高；一个庞大的农村部门，劳动生产率却比较低，尤其是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零。为什么会有经济增长过程呢？是因为较高劳动生产的工业部门能提供较高的工资，农村部门的劳动力愿意到城里的工业部门就业，于是就会有劳动力的转移。

工业化不仅表现为工业品的产值在整个GDP比重提高，更重要的在于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在整个劳动力的比重中持续提高的过程。中国是二元经济增长的模式（刘易斯模式），即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开始增长模式大规模展开是在1993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后，随着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到深圳或到沿海地区打工，便成就了沿海的经济发展。大批农民到沿海去打工，劳动力竞争非常激烈，工资常年维持在较低水平上，缔造了中国的廉价制造业，使中国产品从此有了竞争性，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

图4.7中的曲线，是外出农民工占乡村青壮年人口的比重，已经接近50%。青壮年是指45岁以下的人，其中有50%已经不在农村部门就业了。而25岁以下的青壮农民中甚至80%已不在农村了，农村已经成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地方。这意味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再充沛，工资会呈上涨之势。

图4.7　1996～2008年中国农民工情况

图4.8是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全国无一例外都在上升，而且不存在东、中、西部的差异。如果说存在东、中、西部的差异，只能说西部的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中部与东部，快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在过去几年中，新疆、甘肃、广西都是工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于是出现了一个现象，如富士康把深圳的工厂关了，又从郑州挪到重庆，结果还是找不到便宜的劳动力。如果想采取廉价制造方式，那么最好的场所是在海外，如东南亚，或者非洲。

图4.8　部分省份最低工资标准

中国企业“走出去”，还不仅仅是几个国有大企业去海外搞点油或资源，更有希望的是中国民营企业抱团“走出去”。我们银行人员非常清楚，他们是主要的客户，是中国“走出去”的主要推动者。中国低成本制造向海外转移，也意味着“一带一路”的必要性。

如果低成本制造难以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希望就在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在于廉价劳动要素的投入。

表4.3是在不同情景下，劳动力成本对利润和利率的影响。假设了三种情景：一是工资上涨10%；二是社会保障上涨5%，工资不变；三是工资上涨10%，社会保障上涨5%。第三种情景正是中国现实发生中的情景。我们的研究表明，劳动成本上升肯定对中国产业有影响，但主要影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表4.3前一部分是农副产品加工，包括食品制造，纺织、鞋帽、皮革皮毛等，这显然是劳动密集型的，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令我们惊讶的是后一部分，生产电器设备及器材、交通运输设备等的中国高技术产业，利润率和利用率都是在下降。说明中国走到这一步，技术进步是第一位的，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我们提出创新是国家的命脉。“十三五”规划讲的五个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中，第一个就是创新。

表4.3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盈利影响

(www.daowen.com)

续　表

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来获取技术。其中一个现象是研发基地能不能设在中国，中国的技术或者中国科技研究人员的成本是有竞争力的，我们希望能吸引外国的研发中心落户到中国来。另外，我们希望通过海外收购兼并，来提升技术和品牌。过去几年，中国在海外出现大量的兼并案，很多都发生在欧洲。兼并案的重心都跟技术进步相关，跟品牌制造相关。这也构成“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

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过去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资源耗费型的，目前来看显然已不可维持了（如图4.9所示）。需要走资源能源节约性的内涵发展之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要持续发展，中国人均收入在持续提高中。如果在未来五年里，中国经济能保持6.5%的增速，而且人均收入与这个同步，意味着从2010～2020年的十年间，中国人均收入实现翻番，中国人均GDP会大概超过约一万美元，就会迈入高收入社会的门槛。对资源、对能源的单位GDP消耗虽会减少，但是总量还会增加“一带一路”为中国资源能源的供应提供机会。

图4.9　我国重工业化与能源消费程度

世界经济低迷，中国出口难以维持，我们能否找到新的市场？中国资源环境的约束能否找到新的突破点？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不在，能不能寻找到更便宜的劳动力？中国需要技术进步，我们能不能寻找到更好的技术？解决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有益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怎样推进“一带一路”？新形势需要新思维和新举措

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流量在金融危机后开始大幅上升并保持持续性，引起中国的投资存量不断提高（如图4.10和图4.11所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并不是国家政策推动的几个国有大企业“走出去”，而是更多表现为民营企业抱团往外走。如果我们走出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贸易量很大，对外资依赖很大，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中国劳务出口最多的地区。

图4.10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图4.11　中国对外投资存量

图4.12　10年来中国对丝路地区年均增长

图4.13　2013年中国对丝路地区占全部的比重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说明在何处贸易和投资首先要有基础设施的连通。表4.4列出了“一带一路”地区既包括铁路，也包括基建，还包括跨境油气管道，同样包括通信和电力。

表4.4　“一带一路”规划或施工中的项目

续表

与“一带一路”地区的合作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一是推动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过去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外开放，沿海地区把工业化战略纳入全球化之中，加快了沿海的成长。如果经验可借鉴，中国最落后的是西部地区，我们可以通过向西开放，把西部的经济通过开放振兴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还不仅是拓展海外市场，国内西部地区也会被带动起来，向西开放带动着生产要素的横向移动，从东部向西部移动，会改善中国经济区域性结构。

二是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除了原有传统的海运通道以外，现在又有新的陆路通道正在出现。规划中的中国能源通道最东边就是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到大庆的石油管线。最西边是从哈萨克斯坦一直到中国霍尔果斯入境的油气管道。还有一条，是从昆明到缅甸的石油管道且经修通，这意味着海上石油通道大大缩短，不经过太平洋就可以到昆明，避开马六甲海峡的风险。

目前正在规划从新疆喀什到巴基斯坦瓜达尔的油气管线。如果这个管线开通，则可以直接输送到波斯湾，是从波斯湾进入中国最短的一个通道而不必绕过印度洋。这些通道一旦如期完成，中国的能源安全保障程度就大大提高。

三是增加投资贸易便利化。在铁路建设规划方面，中、吉、乌铁路，是连通中亚的第二条通道。如果这个通道往西南方向延伸，就是喀什到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西藏铁路如果能推进到边界跟尼泊尔接轨，就能开通进入印度的通道。还有一个是泛亚铁路，2015年中泰铁路举行动工仪式，这是泰国著名的工程项目。如果泰国铁路能跟老挝铁路连接，老挝的铁路再跟国内的铁路连接，这条铁路就可以从昆明直达新加坡。如果这条铁路从缅甸入境，从缅甸横穿过去，就是十字形的铁路。从缅甸通过孟加拉湾进入印度，形成印缅通道，中国内陆的出海形势就大大改善了。从瓜达尔和孟加拉湾出海，意味着我们在印度两侧都可出海，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机会都将大大增加。它将构成中国经济新机遇。

四是深化金融合作的领域，“一带一路”地区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需要庞大资金支持，而这个地区又是储蓄率最高的地区。存在着金融合作的潜力。

对中国来说，区域合作将形成贸易投资双轮驱动，不仅缓解国内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同时也带来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机会。如果中国能发挥好亚投行或者其他银行的作用，把资源动员起来，就能带动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结果，这个地区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使用地区，大大增加人民币国际化的使用深度和广度，逻辑上会形成人民币区。

图4.14　中国对外贸易额增长情况

中国是亚洲国家，与其他亚洲发达国家以往走过的道路相比较，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意义（如图4.14所示）。图4.15是日本对外投资扩张的情况。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告别了两位数经济增长，当时日本的情况跟中国现在情况一样，产能过剩、污染严重、资源耗费等。从那时起，日本积极提倡对外投资，积极提倡国际化，成功地把这些过剩产能转移出去，又赢得了新的10年增长。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迈上了新台阶。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危机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发展才失去了20年。中国目前正处于告别两位数增长时期，能不能借鉴当年日本的经验，借助“一带一路”使中国经济上一个新的台阶？顺利地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

图4.15　日本对外投资扩张路径

加快双边多边的自贸区建设，以防范风险，化解制约因素

“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其用意是什么？会不会这是中国的一厢情愿？人们当然会有这种疑虑。特别是“一带一路”是一个正在展现中的新的理念，和传统的国际竞争的治理理念不完全一样的，更加深了这种疑虑。

有一种说法，中国“一带一路”类似于“二战”结束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如表4.5所示，马歇尔计划的主要途径就是美国通过欧洲的贷款和援助，形成美元的资本项目逆差，让对方手上有了美元，再去买美国的过剩物资，从而帮助欧洲进行复兴，并以此实现美元的国际化，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表4.5　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内容

如果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至少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观察，人民币国际化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观察中国的国际收支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2015年。过去中国是双顺差，从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一顺一逆，资本项目出现逆差。也就是说，中国对外投资超过外商对华投资，并奠定了人民币加入SDR的条件。

有人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实际上是在推行马歇尔计划，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当年美元国际化的翻版。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年马歇尔计划除了经济上的含义以外，还有明确的政治含义，目的就是加强欧美战略联盟，遏制苏联的扩张。马歇尔计划援助对象是有政治标准的，苏联曾申请过马歇尔计划，但遭到拒绝（如表4.6所示战胜国和战败国都有，唯独没有苏联）。并由此导致了“冷战”的开始。反观如今中国的“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丝绸之路，已存在了两千余年，是当年张骞出西域开启的，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是郑和下西洋开创的，也有数百年的历史。丝绸之路不仅在海外耳熟能详，代表着中国海外通商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通商是友好通商，贯穿着中国人以和为贵的理念。目标是通商，在有利他人的同时，获得自身的发展，推崇“双赢”。手段是谈判妥协、合作为上。特点是包容性，尊重对方的意愿和选择。由于这个理念使丝绸之路变得非常有影响力，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历史记忆。今天“一带一路”继承了这个理念，于是变得受欢迎起来。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规划。规划中明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合作重点，其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建设的优先领域，投资贸易合作是重点内容。具体表现为“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用这“五通”组成整个地区全方位的合作。首先沟通政策，看彼此有没有意愿，可以怎么来做。如果都有意愿，可以讨论从什么地方开始合作，如要发展经济增长，就应该先修路。使基础设施连通起来。但基础设施的连通只是基础，并不是目的，是要让贸易连通起来，除硬的基础设施外，还需要“软”的，要让投资贸易便利化。便利化中，除了贸易规则的安排，最重要的是金融安排使资金融通起来。由于合作不是短期而是长期的，民心相通是双方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形成共同商量合作的基础。

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愿景规划，是在这些方向上相互衔接，相互照应，进而形成“一带一路”的持续滚动发展的态势。它的目标也因此变得清晰起来，首先打通关键通道和关键节点，更加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基本形成安全高效的海、陆通道网络，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形成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原则框架是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市场运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互利互赢。在这方面，中国与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开启了先例，成为人们观察“一带一路”进展的窗口。

当然，“一带一路”是有风险的。如何化解风险，也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了。

“一带一路”有什么风险呢？除了如图4.16所示海外投资的一般风险，还有其特殊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治理理念上的差异。“一带一路”带来的国际治理理念和传统的国际治理理念不一样。如果传统国际治理理念是进行强制性的原则安排的话，“一带一路”则是一个友好协商型的，更具有包容性。我们知道不包容性的安排在目前情况下是走不通的，这是亟须改革的原因之一。但是包容性的“一带一路”就行得通吗？这还需要在实践中去检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

图4.16　海外投资风险因素

资料来源：MIGA-EIO 2009政治风险调研报告

二是文化差异非常之大。这既是需要包含性国际治理机制拿牌的理由，也构成了新的挑战。“一带一路”地区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大文明的发源地，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习俗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制度，而且有些国家之间还有长期的冲突。文化差异导致经济风险也是令人很痛苦的事。比如按照伊斯兰传统，是不准收利息的，大家可以合作、分享利润。但是，银行不收利息如何正常运营呢？这就是现实挑战。与此同时，这个地区法律观念也比较淡薄，很多协调要靠部落首领，人为的因素很多，要依靠正式的规则解决问题难度很大。这些都是我们不够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急需精通阿拉伯事务的人才。

三是货币原罪深重。货币原罪体现为三个错配。这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发现本地区存在一个严重金融问题。

第一，货币错配。本地区相互之间贸易量非常大，但是计价和结算使用的货币都不是本地货市，而是第三方货币。这会造成一个问题，当区外货币稳定充足供应的时候，贸易可以正常展开。但是区外货币遇到困难，流动性不足，这个地区的相互间贸易没法进行，此谓货币错配。亚洲金融危机是这样，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更是这样。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贸易货币，美元出了问题，出现了流动性困难，导致本地区很多国家相互间的贸易没法展开。例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最大橡胶出口国，中国是最大的橡胶进口国，双方计价和结算的货币是美元，当美元流动性不足，即使有需求也无法完成交易。这种货币错配，构成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的历史背景。人民币国际化是从跨境货物贸易上开启的，在对华贸易上是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从另一个意义来说，这就是在纠正货币错配，概念就是本地区交易使用本地区货币。

第二，期限错配。该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需要大规模长期投资。但是，流入该地区的资本多为短期资本，不仅难以满足需要，而且由于短期资本频繁流动，会伤害宏观经济的稳定。有人说英国人在发达国家率先加入了亚投行，好像英国人对中国所谓的友好关系。英国到底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老谋深算。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长期的资金安排，亚投行是解决更长资金安排的错配问题。亚洲地区在未来十年中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在巨大商业机会的诱惑下，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了亚投行。从这个意义上讲纠正期限错配是该地区的一个重要任务。需要指出的是该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地区，是有潜力纠正期限错配的。

第三，结构错配。尽管本地区有储蓄潜力，但由于金融基础设施匮乏，金融市场不发达，因而储蓄为区外所动员，并反投该区域。本地储蓄不能用于本地投资，需要外面来投资，而本地区的储蓄又流到外面。听起来匪夷所思，却是事实。本地区外汇储备最多，但外汇储备放在哪？放在美国。中国外汇储备相当一部分也放在美国，美国因此成为资金富裕国，并向亚洲输出资本，此谓结构错配。这凸显了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要发展，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是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的铺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真正成为一个有深度，各国广泛参与的金融市场，是中国经济真正进入发达经济行列的关键标志之一。

如何来化解上述的制约和风险呢？其实很简单，就一件事。这是“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提出来的，而且也是各国所接受的，即建立双边、多边、多层次的自由贸易区。通过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一带一路”使各国经济互相咬合在一起，成为一根线上拴的蚂蚱，谁也逃脱不了的命运共同体，由此风险就可控了。

目前看打造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进展，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推动它由单纯的政治性安排向包括经贸合作在内的全面性安排过渡，是希望通过双边多边多层次的自由贸易体制的安排，形成自贸区，使双方成为命运共同体，是双方共创未来，共担风险，共生共赢。

从未来的发展看，“一带一路”地区几个大国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在65个国家当中，有3个国家的GDP占全球GDP超过5%（如图4.17所示）。这些大国的合作，也包括跟欧洲国家的合作，成为“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

图4.17　丝路区域的GDP结构与贸易额结构

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是开放推动改革，改革促进开放。如果自由贸易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要求中国的对外开放，向更高标准靠拢，要求中国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下，有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实验。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的新标杆。上海自贸区最核心的试验是金融改革试验。

“一带一路”中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上海是人民币的本币中心，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上海的试验也是全中国的试验。正是由于金融非常复杂，非常敏感，因此只能依靠试验来探索，因此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的试验是向更高的开放标准靠拢，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连接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金融改革是它试验的。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其主要试验内容，而试验的途径又可归结为资本项目先以货币开放，实现可流动，进而过渡到本币与外币可兑换。在上海自贸区注册的企业，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可自动获得两个账户：一般账户与自由贸易账户（如图4.18和图4.19所示）。

图4.18　上海自贸区金融试点政策（其中三项已有细则）

图4.19　一般账户与自由贸易账户比较

在现有条件下，自由贸易账户的人民币在境外、境内全部是通用的，换言之，无论不受任何限制，只是不能在境外借人民币炒上海的股票。在实现本币资本项目可流动的基础上，这个账户逐步实行本外币可兑换。如果自由贸易账户的人民币可兑换了，就可以着手向一般账户可兑换方向过渡，而一旦过渡完毕，人民币就实现全面可兑换（如图4.20所示）。

图4.20　FTA账户划转情况

我们认为这个试验是可行的，过渡是具备条件的，因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中国资本项目的43个科目中，只有3个科目是管制的。一是外商投资需要审批；二是中国居民不得对外负债，对外负债需要进入外债规模管理；三是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三级市场不对外资开放。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现在对外币依然保持管制，但对人民币不管制。反映在直接投资上，如果外商对华投资用人民币进行，它的条件远远好于用外币进行。中国企业如果要走出去，用人民币投资，手续更为简便。

在对外负债上，目前中国企业还不允许对外用外币负债，但是可以用本币负债。中国很多地区如天津、福建、苏州甚至昆山都可以跨境办理人民币贷款。与此同时，中国很多企业在海外，也发行了很多以人民币标价的“点心债”。

在资本市场，尽管目前不允许外币直接投中国资本市场，但允许境外以本币即人民币进行，如沪港通。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两会答记者问时讲到，2016年就开启深港通，人民币本币可以用于深沪两地的资本市场安排。

人民币国际化的上述进展既创造了资本项目开放的新鲜经验，又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提供了新的契机。所谓新鲜经验是指资本项目可以本币开放进而再与外币可兑换。这样本币现在资本项目可流动，后实现了可兑换大大降低了资本项目的开放难度，与此同时，又奠定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新基础。如果外商对华投资用人民币进行和用外币进行的条件一致，意味着这个科目就实现了可兑换。如果中国居民对外用外币负债和对外用本币负债条件一致，意味着这个科目实现了可兑换。如果外资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用外币和用人民币的条件一致，也意味着这个科目可兑换。如果所有的资本项目科目用外币和用人民币的条件一致，那么人民币就实现了全面可兑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自贸区的试验非常重要，这个试验恰恰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搭桥铺路，推动着改革促开放，开放促改革的良性循环。需要说明的是上海自贸区安排的原则是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就是TPP原则。中国正向更高标准的开放靠拢，中国以这样的态度拥抱世界，为“一带一路”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2015年11月30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表明人民币已成为国际货币，开始广泛地进入非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使人民币由双边使用进入多边使用的新阶段。观察人民币的问题由此也从本币的角度转换到国际货币的角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引起各方的关注，由于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和汇率的平价关系显现，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是人民币利率问题，当人民币利率得到控制，人民币汇率也会稳定。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美元。美元是国际货币从而是锚货币，各国货币是挂在美元这个锚上。美元没有汇率问题，只是由利率高低决定美元指数的高低，而各国货币由于挂在这个锚上，因美元的利率高低所影响美元指数高斯，使其汇率波动不已。于是美国人坦然地说：“汇率问题是我的货币，你的问题。”这就是观察国际货币的角度。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人民币也开始成为锚货币，不仅意味着人民币的汇率是利率问题，而更重要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有人民币利率所决定的人民币指数也会影响其他货币的汇率，影响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这意味中国需要对全球的宏观经济表现承担责任。这是一个过去从未遇到过的全新的局面。它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逻辑，也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担当，从而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需要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