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8]

过去我们享受人口红利，意味着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要素，正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快速地流动，从而改进了整体生产率，保持了中国的高速增长。现在这个红利消失了，我们指望还有新的要素能够加快流动。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认为，全球化就是创意的跨国流动。他对全球化的定义不是产品的流动，也不是劳动的流动，而是创意的流动。全球化和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了解全球化，就可以知道中国未来有哪些机会。实际上，全球化正在遭遇挫折，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全球化会出现挫折，中国可以在其中做什么。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总量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GDP增长速度，甚至在很多的年份是两倍于GDP的增长速度。但是在遭遇金融危机以后，贸易的增长速度下降，从2012年至今，仍然一直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一个是贸易量，还有一个是跨国的直接投资。全球资本流动的数额占1960年GDP的比重，也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迅速下降。

图3.3　1960～2014年全球出口和全球GDP的比较

如图3.3所示，本来已经相当低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贸易增长比它更低。按照传统定义，全球化就是贸易和要素的流动，因此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已经出现了停滞的迹象。出现停滞有很多原因，经济学家、政治家都在讲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转向了更加内向型的经济增长，这是国外学者的解释。我的解释却是反过来的，因为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不景气，中国只能更多地依靠内需的发展。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所有解释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理由，都或多或少地被应用到全球化的停滞上。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金融危机以后，正好在伦敦召开了一次G20峰会。在这个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致承诺要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共同促使全球经济复苏。但是在会议之后，各个国家却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政策，其中最大、最发达的这些经济体，恰恰是出台贸易保护措施最多的国家。比如美国、德国、英国这三个大的经济体，它们在2009年峰会之后都分别出台了数百项可以定义为贸易保护的政策措施。

我们认为，这些做法体现了全球化治理中非合作博弈的性质。不能说这是金融海啸的全部原因，但至少是全球化停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每一个国家经济不景气，想到的办法都是筑起一个贸易壁垒，表面看起来是想保护自己的经济，但导致的结果是全球化进程都放缓了，最后也是自食其果。

我们把保护主义看作是一个经济政策，那么和经济政策相关更广义的政策，在政治上又发生了什么呢？可以看到，整个经济政策和各国的政治结构都走向了民粹主义化和民族主义化，必然导致贸易保护，反投资、反移民、反生产要素的流动，反地区经济一体化，从而反全球化。在美国选举中，特朗普很显然表现的是一个极端的民粹主义者，他直言不讳，声称要反移民、反贸易、反协定、反多元文化。希拉里·克林顿等人本来就是政府中的人，一些贸易协定的制定他们都是有份的，但是无论是想改口，还是为了拉选票，他们开始公开表示反对TPP。欧洲各个国家政府虽然有极右的，也有左派的，但基本都是极端的民粹主义政策占上风。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大家说一点都不奇怪，关键是看下一个是谁。出现这样的趋势，可以是说整个世界的政治结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注定了全球化遭遇到巨大的政治障碍。迄今为止，我把它叫作本轮全球化。这个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与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相比都更深更广，这些更深更广也注定了全球化会遭遇到挫折。

如何定义这一轮的全球化？有文献说全球化始于公元前，更多的人认为应该是始于1492年，这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向全球扩张的海外殖民时代。还有人说认为1968年，这一年全球在不同的地区都有共同的思潮，比如反战、反政府等。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鲍勃·迪伦（Bob Dylan），他的真正成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一种政治民谣，代表了当时的一个思潮。另外还有人认为应该是从2000年开始，信息通信技术全面影响了经济社会，使全球化变成了没有人可以阻止的潮流。你可以阻止货物流动，可以阻止人的流动，但是谁也阻止不了信息的流动。

从贸易和投资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初应该作为这一轮全球化的起点。

图3.4　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出口量和全国投资量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出口量和跨国投资量都是近乎直线地往上升（如图3.4所示）。一是中国改革开放到了80年代后期，提出要恢复关贸总协定的地位，随后进入了加入WTO的各种准备，从此开始拥抱世界经济。二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论是货物还是生产要素都流动到整个世界经济体中，从而造成了这一轮全球化的高潮。这里的本轮全球化指1990年迄今为止。

究竟什么是全球化？说法很多，但没有太大的区别，无非一个是狭义，一个是广义。狭义上是指经济全球化，比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讲经济全球化就是通过扩大商品、服务、资本甚至劳动力的流动，从而使各国间有了更加紧密的经济互动。也有一些人给出更广义的全球化定义，包括创意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文化的分享、全球的公民社会和全球的环境运动。

任何事物能够把这个地球变小，这就是全球化的一种动力。这一轮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是以往历史上从来没有达到的。从狭义的全球化定义到广义的全球化定义，我们就能看出全球化在广度上的推进。我们最初是在做贸易，做直接的对外投资，随后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开始流动，劳动的流动带来了创意的流动，带来了文化的流动，各个国家在文化上再也没有互相的隔阂了。这些都是在广度上推进。从深度上讲可能稍微复杂一点。一是要看全球化如何深入下去，如何带来社会经济的复杂化和变化，人们如何不理解和不适应。二是要看从理论上如何对全球化深度做出反应，我这里想介绍两个比较重要的理论结果。

第一，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是同源的。两者是同一个理由、同一个原因，既可以解释经济增长，也可以解释国际贸易。最早讲经济学史我们不这么看，亚当·斯密最早对经济发展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所以我们把斯密叫作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在斯密之后，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用比较优势解释国际贸易的存在，虽然有些国家在某些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终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各个国家用其相对优势的生产去换取不具备优势的产品，就形成了国际贸易，因此每个国家都可以获益。这是过去的说法。

在任何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当人们遇到矛盾的时候，总有一拨人要回到经典上去找它的最早出处。事实也证明，任何理论都可以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找到最初的痕迹。斯密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经济规模扩大的基础，它指出国际贸易其实就是分工扩大的必然性，分工到了一定程度，最终的结果就变成了国际的分工。因此，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其实有共同的源头。亚当·斯密在做动态经济增长分析的时候，已经包含了今天经济增长的一些新要素，不是简单地说资本、劳动、土地和分工，还包括了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所看到的一些重要的因素。这里主要指是克鲁格曼和保罗·罗默，他们在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比较优势理论起源于李嘉图（David Ricardo），随后赫克赛尔（Eli F Heckscher）、俄林（Bertil Ohlin）、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他们对理论进一步发展，各个国家拥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因此决定了生产不同类产品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各个国家之间可以交易，可以获益。

但是，在本轮全球化之前，也就是说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世界贸易的主体只是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贸易主要是在这些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这些发达国家跟苏联和东欧国家没有交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很多的贸易，当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拉美国家在推行内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所以西方国家基本是自己和自己在做贸易，他们的生产要素禀赋几乎是一样的。他们进行贸易的都是同类产品，美国的制造业装备出口到英国，然后从英国进口制造业的装备，因此经济学家把它叫作产业内的贸易。由于各国拥有几乎相同的生产要素禀赋和相同的发展水平，那么比较优势理论怎么体现呢？有些理论家出来解释这个问题。其中克鲁格曼发现，生产同样的东西，也可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这个比较优势不是要素的差异，而是规模报酬的差异。既然有规模报酬递增，就打破了过去的完全竞争假说，至少他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为什么做贸易。后来又有很多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包括保罗·罗默等人讲到的人力资本，特别是边做边学，内生的技术进步等，都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报酬递增的源泉，因此也是贸易的源泉。所以说这个理论很重要，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的一些特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怎么走向深入。

第二，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平等的分配。过去人们认为，经济增长有一个涓流效应，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以少数投资人获益，那么投资者会通过各种方式，如消费、雇用其他人或者用别的方式，把他们得到的好处涓流到其他社会阶层。但是人们很早就发现了，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人们较早倾向于否定所谓的倒U形库兹涅茨曲线。在这一轮全球化中，人们发现贸易只对少数人带来好处。如大型的跨国公司，这些好处并非必然涓流到其他的社会阶层，穷人甚至中产阶级并不一定能够获益。

这个发现，使我们特别明显地看到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全球化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其获益多于发展中国家。1999年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有一天早晨听说好多国家的人跑来游行反对WTO，主要反对发达国家主导WTO谈判。后来发达国家内部的人们也发现，全球化的好处都被大型投资者和跨国公司获得了，而老百姓、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没有得到相应收益，甚至有巨大的损失。这一点已经被事实充分证明，而且理论上人们也在尝试概括它，贸易假设给大家都带来收益，但是它并不必然导致合理的分配。

本轮全球化之前，西方国家自己跟自己做贸易，各国之间没有生产要素的差别，所谓差别主要体现在规模经济上。如你在这个行业的这个环节有规模经济，则报酬就递增，从而获益，别人就得买你的产品。如果下一个环节的产品和类似产品具有了某些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你就会买类似产品。生产要素的报酬差不多，你们做交易不会有生产要素报酬的改变。

但是1990年之后，中国开始拥抱全球化了，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开始参与到国际贸易之中，这时候我们好像回归到了李嘉图。我们看到的贸易，就是发达国家出口其优势产品，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于是产生了这个时代生产要素差异巨大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改变了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报酬。很显然，因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从别的国家进口了，本国的劳动力贬值，所以这个全球化倾向于降低高收入国家的劳动收入。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低收入国家来说，这种全球化倾向于降低本国的资本收入。在过去不进行贸易且没有国际分工的情况下，贫穷意味着资本是稀缺要素，它的价格很高。现在有了这种贸易，有了直接投资以后，资本变得相对宽裕了，因此它的报酬也被压低了。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到，在发达国家，劳动者很容易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

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主要集中在增长问题的研究，也做一些就业方面的研究。他在对美国的就业情况分析后得出一个结果，他认为在过去一二十年中，美国的就业总量是增长的，但是它的就业增长全部来自于非贸易部门（如图3.5所示）。

图3.5　美国就业总量增长来源构成

我们可以把一国的产品和服务分为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因此部门也可以分为贸易部门、非贸易部门。美国的就业增长几乎全部来自非贸易部门，而来自贸易部门只占0.62%。也就是说，能够进行贸易的产品，都变成了由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主要是中国来生产。这就意味着，美国在这个部门的劳动力就业是有所损失的。美国仍然有一部分就业的增长，那就是非贸易，必须本土生产的或者主要适合于在本土生产。其中包括它研发的一些高端产品，也包括一些非常低端的服务产品，如蹲在美国街头给人擦皮鞋，在麦当劳当服务员等，这些不能作为贸易品。因此，美国甚至欧洲的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两极化，不仅有高端的服务业劳动者，如科技人员，同时还有非常低端的几乎连高中都可以不上的那部分服务行业的劳动者，所以这些国家没有必要引进这些产品。但是位于两者之间的、具有一定技能的制造业工人却大大减少。两极化的劳动力市场，必然导致两极化的收入分配。这些国家这些年主要政策都倾向于有利于人群中的1%，而不利于99%，造成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又没有好的再分配政策。特别是在美国，劳动者的收入保障在发达国家中是非常不健全的。如果说过去发展中国家的人跑到西雅图游行，美国可以不理睬，以后不发给他们签证就行了，但今天出来占领华尔街的是美国人。这些反全球化的民众情绪，必然会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

印度原央行行长拉古拉迈·拉詹写过一本书，他提出，美国政府很早就在尝试缓解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收入不断增长的深层焦虑。政府毕竟需要选票，要做一些让老百姓高兴的事，因此他们打出美国梦的旗号。美国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居者有其屋，在这个旗号下，他们创造了金融衍生工具，政府大幅度地给予背书，去给信贷提供隐形担保，再加上松弛的监管，导致次贷支撑的房地产泡沫被推起，继而破灭。更广义地说，是各种资产的泡沫破灭，因为任何泡沫只要足够大，终究是要破灭的。泡沫破灭以后，百姓民不聊生，许多家庭陷入深重灾难，民众情绪越来越激昂。

金融危机之后，虽然经济在复苏，但是一个非常缓慢且非常不确定的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把当代世界经济增长归结为“新平庸”。

西方也遇到了和我们相同的争论。第一个争论是，需要“两只手”：一只是看不见的市场的这只手；另一只是看得见的政府的手。两者之间如何掌握平衡，它们也没有把握好，所以到今天也是它们激烈争论的问题。第二个争论是，要有“两条腿”（供需两侧），不能只有一条腿。最近关于世界经济增长停滞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总体归纳是需求侧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分析需求侧因素的同时，有些经济学家又认为是供给侧的问题，如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得不到提高，很多新的技术并没有变成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供给侧也存在问题。所以，经济增长的“两条腿”都要能够变成驱动力。

金融危机之后，欧洲面临债务危机，失业率仍然非常高，尤其是南欧青年失业率高达50%。再加上难民问题和难民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灾难深重。金融危机之后，无论美国还是欧洲，收入分配都没有得到改善，普通劳动者工资没有上涨。美国失业率一直在下降，大概降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但是加息的决心未减，原因是劳动参与率下降。

我们讲劳动力群体，首先有一个概念是劳动年龄人口，如16～60岁或者65岁等虽然是劳动年龄人口，但是这些人并非都就业。有些本来愿意就业的，由于上学、生孩子、生病等原因也不能就业。除去这些人，已经就业和想就业的人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是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下降，不是因为很多人想回家享福。在美国，大部分人属于“沮丧的工人效应”。设想我是一个调查员，三年前入户调查来询问某个人就业状况。第一个问题是，在过去一周内有没有过一个小时以上的工作？如果他说有，那他是就业人口。如果他说没有，还要问他有没有积极找工作，如果他说积极找了，但没有找到。我还要问，如果给你一个工作，你能不能马上就去？他若说没问题，那他就是失业。三年以后，我又去调查这个人，问了第一个问题：过去一周内有没有一小时以上的工作？他回答说没有。我又问他有没有积极地寻找工作？他说也没有，我就不问了，回来就把他列入退出劳动力市场名单。他不是失业人口，但是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如果我继续问，你为什么不找工作呢？三年前你明明还在积极找。他说，我三年前就积极找，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我还找什么呢？因此他沮丧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工作。所以劳动参与率下降，如果只是“沮丧的工人效应”的话，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这是“新平庸”状况下西方面临的一些主要的问题。

遇到问题，民众就要表达不满，他们怎么表达不满呢？有一些经济学文献概括了表达渠道，大致分三种方式：一是通过投票（vote），投票选议员或总统，或者公投决定某件事情，这是他们表达的意愿渠道，也是西方政治家最在乎的东西。西方政治家不在乎基尼系数有多高，但他们很在乎基尼系数会不会影响选票。二是呼声（voice），媒体就是一种呼声，它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呼声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影响选举投票。三是退出（exit）。很多年前，同行的美国教授就有这种表达。比如，美国大选时有人会说如果谁当选，我就移民到哪里，这是一种退出。还有其他的退出，比如英国退出欧盟，它退出了欧盟以后，对它不满的苏格兰要退出联合王国，这也是一种退出。有成员说要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或者废除它，这也是一种退出，是退出一些协定。总体上来说，西方有三种表达不满的渠道，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治家的政策倾向。资本家追逐利润，政治家就是追逐选票。选票和直接的投票、呼声、退出是一致的。美国人尝试过用金融宽松的办法推行房市，但是没有解决老百姓的问题。今天你再推这个东西大家也不会相信。西方还有一个办法，叫作“卡瓦菲斯效应”，是说欧洲政府正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政府尝试去找一个外部的假想敌，然后把所有矛盾推到假想敌身上。作为西方政客，目前一个最好的假想敌就是过去这一轮全球化。可以想象，他们会在政策上采取各种各样反全球化的措施。

现在的反全球化倾向，加上有悠久历史的政治传统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也很复杂，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学科讨论民粹主义有不同的说法。总的来说，民粹主义最初提倡的是平民主义，是反精英的，因此民粹主义往往作为讨好民众的一种手段。但是现在广泛用民粹主义骂民粹主义，都是用一个词，右派和左派相互骂。民粹主义变成一个被政治家用来应用平民诉求的形式或政治外壳，兜售自己的特定政治主张，而这个政治主张政策并不一定有利于平民。

我们面临的全球化挑战，就是西方政治家借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在全球化中感受自己受损的情绪，来推销反全球化的理念和相应的政策以赢得选票。他们不见得真正愿意反全球化，而是看中了由此来获得选票。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它的趋势必然使全球化陷入一个低潮。

中国为什么不反全球化？总的来说中国是获益于全球化的，甚至可以说中国是过去一轮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

从微观上说，首先，中国拥抱全球化这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正好处于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两者是重合的，即改革和开放同时起步，相互促进，让我们有了全球化的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个机遇。其次，在这个机遇中恰好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阶段，劳动力的丰富对应了制造业比较优势，在竞争力上就可以占住先机。最后，我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速度非常快，有市场、有需求，相应的就业增加比较快。城乡居民就业的扩大，必然给他们带来分享经济发展的机会。我们的基尼系数曾经高达0.49，通常0.4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怎么到了0.49也没有出大的问题呢？原因是我们高速经济的增长，蛋糕在不断做大，分蛋糕的方式虽然不那么平等，但因为蛋糕是在不断做大，大家都能够有所分享，这种分享主要是通过扩大就业。过去很多人批评农民工政策，但是当时农村每户人家只有平均八九亩的土地，土地的边际报酬是零，没有什么收入，劳动力是剩余的。农民进城挣到了几百元看上去收入并不算高，但整体上还是有所改善的。我们是一个不那么均等的分享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从宏观上说，由于劳动力充足，又有市场，又能把它兑现为人口红利，于是就有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了充足的人力资本供给，有了资本报酬比较高的情形，也有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就比较高，因此实际增长率也比较高。(www.daowen.com)

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之前（如图3.6所示），估算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大概是10%。虽然经济增长有所波动，但总体上实际增长速度也是10%。到了2010年之后，我们的人口结构变了，人口老龄化了，人口红利也相应消失，但是我们已经从二元经济发展和全球化高度重合中获益。

图3.6　1979～2015年我国GDP潜在增长率

图3.7　1978～2014年我国贸易差额变动情况

同时，中国大规模的出口支撑了大规模的进口，不只引进了我们需要的产品，更是引进了先进的技术，支撑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我们从改革开放1978年人均GDP 150美元，提高到现在接近人均GDP 8000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如图3.7所示）。

前面我引用斯彭斯做的关于美国在全球化中就业变化的研究，美国就业增长都是来自非贸易部门，贸易部门的就业几乎是停滞的。中国在2004年、2008年和2013年先后做了三次经济普查，把制造业划为可贸易部门，还有制造业之外的可贸易部门，就业都是迅速增长的。另一类是建筑业（这是典型的非贸易部门）和其他非贸易部门，就业也是增长的（如图3.8所示）。也就是说在2004～2013年，一是我们的城乡就业总体上增长非常快，每年增长是5.9%，到了2013年就业总量达到3.5亿。这是很少见的。二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就业增长速度相对平衡，贸易部门年均增长6.9%，非贸易部门年均增长4.7%。这和美国不同，美国贸易部门的增长几乎为零。我们把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一极，把美国作为另一极，中国通过扩大就业分享了经济增长，从全球化中大大受益，这一轮的全球化是有利于全体居民的。

图3.8　2004年、2008年和2013年我国贸易部门就业增长情况

我们再来看改革开放如何在城镇创造就业岗位。归根结底，就业的增长在于非农产业的增长，在于城市就业的增长。中国是一个对外贸易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但是只看贸易依存度，并不能充分反映拥抱全球化的程度，特别是分享全球化收益的程度。更重要的一条是应该看城乡居民如何扩大就业。很多人说中国过去是有增长、无就业，我一直在批评这种观点，因为这些人没有看懂中国的就业数字。

如图3.9所示中国目前的城镇就业呈阶梯式，就业人数高达44020万。从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查到目前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才有1.8亿人口就业，这明显是不够的。这个指标是单位就业，缺少了个体私人的就业统计。如果把个人就业和私人企业就业都加进去，1.8亿就变成了3.5亿，提高了约一倍。这只是一种扩大的单位就业，还有一部分是单位没有统计在就业内的，即非正规就业。如果再把非正规就业加进去，则增至3.9亿，就业人数又进一步扩大了。另外，还有一部分被忽略掉的农民工，如果把他们再加进来，最后中国城镇就业人口总量是4.4亿。这证明了中国主要通过非农产业就业的扩大，分享了全球化的收益。

图3.9　中国城镇就业构成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的成果是通过三个阶段和三种方式被全体居民分享。第一阶段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特点是劳动力供给丰富，劳动力丰富可能阻碍了工资上涨，但是可以通过扩大就业，让更多人分享就业机会，同时也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具有了国际的竞争力。即人们通过就业得到了收入，而不是通过工资上涨得到更多的收入。第二阶段是中国在2004年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开始出现非熟练劳动力短缺，也就是民工荒。这个时候，低收入家庭收入和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会上涨更快一些，收入分配有所改善。大概到2009年，中国迎来了收入差距的最高点，在此之后，基尼系数和城乡差距都在缩小。第三阶段是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大致相同，即2004年前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大幅度地加大了再分配的力度，通过其他的社会保障政策来提高整个经济的共享程度（如图3.10所示）。这是和发展阶段相关的分享全球化收益的几种渠道。

图3.10　从1978～2015年基尼系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什么呢？全球化，不管贸易理论有什么新的变化，贸易类型有什么新的变化，只要有贸易活动的发生，就会有收益，就会得到大众的认可。当今世界没有谁强迫谁做贸易，在贸易过程中都是有所收益的。问题在于收益能不能变成全民共享？或者主要由全民共享呢？这取决于各国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这并不是全球化自身可以解决的。中国在特定发展阶段与全球化对应的，就比较多地有利于劳动者，因为我们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和发达国家做贸易，我们的劳动收入倾向于提高。我们认识到了共享发展的重要性，就不断改善收入分配，因此我们的全球化是成功的。西方发达国家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但既得利益是很难触动的，因此这些发达国家会选择一个去全球化的政策，先拉到选票上台再说。对其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不管怎么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反全球化的潮流对我们不利。在面临去全球化的挑战下，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

一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初衷和它的大方向，不能动摇。既然全球化遭遇挫折，我们也不全依赖它，也不要着急，应该保持战略的定力，在经济政策制定上保持耐心，也许短期内不会有暴风雨式的收益，但是我们要有历史耐心，在力度上保持分寸感。即使其他国家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政策，但我们没有必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要创造一个更好的开放环境，让投资者和所有跟我们交易的伙伴都来用脚投票。从某种程度上看，其他人设立了贸易壁垒，我们则要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正如古人所云，要让潜在的合作者感受到“近者悦，远者来”。如果不能改变整个反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好的微环境。

二是对于我们是一个机遇。中国毕竟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目前还是第一大人口国家（也许很快就不是了）。中国是主要的对外投资经济体，也是主要的吸引外资来源的经济体。这种经济体量，决定了我们在全球治理中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从而拥有主导权。

上一轮全球化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原因是发达国家在制定全球化的规则，中国虽然从中获益，主要也是在遵循发达国家的规则。下一轮全球化的高潮需要中国来创造，也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话语权。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民币进入SDR篮子都在显示我们的话语权。美国和西方国家都在重新考虑区域合作协议，想要重新谈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都可以利用重新谈判的机会有所表达。重新谈判中会有一些收益的变化，或许有一些有利于西方国家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的政策改变，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因为归根结底，这些人收入的改善，可以提高我们的市场潜力。我们要抓住新的机遇。

三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化的引爆点。所谓引爆点，就是历史上几个特定的时机。这些时机特定的事件成了全球化引爆点，让地球变得更小了。有一位作者列举了历史上有过四次迅速把地球变得更小的引爆点：第一次是1490～1500年，叫作伊比利亚瓜分世界，开拓殖民地，开启第一次国际化的高潮。第二次是1880～1890年，叫作不列颠制高点，英国开拓殖民地。第三次是1955～1965年，叫作人造卫星。第四次是1995～2005年，叫作全球供给链。这几个重要的引爆点，确实都带来了全球化的高潮期。

这位作者预测，下一个全球化的引爆点叫作热力全球化。热力全球化，是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让世界各国特别是大的经济体及大的排放国站出来，掀起以治理全球气候变化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全球化。他的想法有一定道理，至少是有利于全球化。我们看到了“巴黎协定”的积极促成，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批准了这个协议。批准的当天，习近平主席在杭州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向联合国秘书长交付了文书。到目前为止，这份协议已经正式生效了。这次美国大选之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至少中国在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内外联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的思路。过去制造业曾经在英国，而后转移到美国，又从美国转移到日本，从日本又到了亚洲“四小龙”。在东亚发生的这一轮制造业的转移，被人们概括成“雁阵模型”，即先由一个国家做领头雁，最后它的比较优势没有了，就让位给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到了中国沿海地区。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也提高了，制造业正在丧失比较优势，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和其他的经济体不一样。因此，我们的雁阵模型会先在中国国内很自然地延伸，然后再延伸到国境之外，变成国际版的“雁阵模型”，它和我们现在设计的“一带一路”思路是一致的。利用中国既有的优势，补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足，包括资金、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实体经济的产能，甚至市场。这个共赢共享在构建过程中，规则不再由西方国家为主制定了，治理理念和规则发生了变化。“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产能转移，而是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一个具体措施。

西方的全球化没有被人们认可，是因为它推动了全球化，但是没有治理好全球化，没有把全球化和国内的治理政策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应该做一个体现新的发展理念的全球化。新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是其中之一。在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意味着过去的经济增长动能在消失，经济增长不可能再靠生产要素投入驱动，越来越需要提高生产率来驱动。而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竞争，通过优胜劣汰，也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

我们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没有竞争力的生产能力可以破坏，僵尸企业可以破坏，那些过时的岗位和没有效率的岗位甚至也可以破坏，唯独劳动者不能破坏。因为劳动者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是以人为载体的，所以我们的社会政策要托底，要让劳动者能跟上创新步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赢家。

最后，我们模拟一下通过供给侧改革，中国未来会保持什么样的增长速度，而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总的来看，按照我们设想的，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生育率，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可以显著地推动潜在增长率在未来有所提高，形成一个长期L形的经济增长轨迹。

按照我们的模拟预测，如图3.11所示，201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400美元，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偏上的收入国家。到2022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12600美元，就跨过了中等收入门槛，初步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当然这不一定很稳固，很多国家曾经都跨过了这个门槛，但又退回来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要保持继续深化改革，直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9000美元，才能算是比较稳定的高收入国家。再往后，到2040年，人均GDP达到32162美元，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50年即两个百年自标，人均GDP达到51900美元，相当于如今加拿大的标准，真正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所有这些只是我们的预测，是我们对改革红利预测的基础上推论而来。只有坚持改革，通过更高更广的对外开放，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图3.11　2014～2050年我国人均GDP模拟预测

【注释】

[1]本文根据长安讲坛第296期内容整理而成。

[2]李稻葵，中国经济50人论坛特邀专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3]本文根据长安讲坛第303期内容整理而成。

[4]张燕生，中国经济50人论坛特邀专家，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5]本文根据长安讲坛第304期内容整理而成。

[6]隆国强，中国经济50人论坛特邀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7]本文根据长安讲坛第305期内容整理而成。

[8]蔡昉，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