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6]

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逐渐地实行了对外开放，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是少数获益比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

在整个开放进程中，中国无论是贸易、投资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对外贸易排在世界第32位，今天我们已经成了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在外商投资方面，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外资，20世纪50年代只有一家中波轮船公司，是个合资企业。到了1993年，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4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排全球第一，2015年排第三。对外投资也是从无到有，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排在了全球第二位，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投资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由于过去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和得力的举措，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实现了趋利避害，因此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目前和未来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参与全球分工和全球竞争的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这样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继续趋利避害。

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

在新的时期，我们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既有与过去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当今世界呈现出“四化”，即政治多级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在经济领域，我认为对外开放也面临“三期”叠加。第一期是全球经济处在金融危机后的调整修复期，这和危机之前有很大的不同。第二期是全球经济治理处在变革期，新一轮经贸规则的密集构造。第三期是我国对外经济关系转换期，我们的比较优势发生着深刻变化。

全球经济处于危机后的调整修复期

2008年以前，全球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繁荣，这个繁荣对中国特别重要。正是因为全球经济的繁荣，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地增长，迅速地跃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如果没有全球市场的繁荣，我们的贸易怎么可能在金融危机以前有那么快速的增长？

2008年危机刚爆发时，大家对危机的走势有各种不同的判断，当时有很多权威人士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除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外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1929～1933年的大萧条，导致美国的GDP一直到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也就是说美国在这10年先是萎缩，然后再慢慢往上涨，用了10年时间才恢复到10年前的水平。这场危机爆发后，有人说未来的走势最乐观是V形反弹，说滑落以后很快就会重新进入一个高增长的轨迹；也有人说是U形反弹，还有人说W形反弹，还有说是L形反弹。到2016年底，金融危机已经过去8年了。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有些国家虽然没有被波及，也是处在长时间的水深火热之中。8年以后，我们是不是走出了困境呢？不像危机刚爆发的时候大家有各种观点，现在大家对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判断，可以说越来越趋同，越来越多地达成共识了。这个共识基本集中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会继续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

为什么会处在继续低迷状态？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先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然后传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美国通过采取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措施，把企业和家庭的负债率降下来，转到政府身上，政府的负债率加大。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整天说美国在过去的8年里，整个国债从不到11万亿美元增加到了19万亿美元，杠杆都转嫁到政府身上来了。在欧洲，像德意志银行这个所谓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一旦出了问题，对欧洲、对德国都会有直接的影响。还有移民问题，直接影响到欧洲的安宁。在这些因素冲击下，英国公投脱欧，这对英国和欧盟的经济增长都会有深远的影响。目前，金融危机后续效应还在继续发酵，并没有真正解决好。

经济增长的长周期问题

经济周期是一个客观的现象，有短周期、中周期、长周期。所谓长周期，就是大约五六十年的一个经济增长周期。从这个角度看，目前这个阶段应该属于一个长周期的下行阶段。长周期的下行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二者叠加起来，导致全球继续处在一个相当困难的阶段。目前全球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比危机以前低1个百分点。

同时经济增长的格局也在不断地变化。危机之前是双轮驱动，发达经济体繁荣，新型经济体增长也很快。危机爆发以后，首先是发达国家增长引擎熄火，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各自政策刺激下维持了一段时间，这两年增长速度也明显减速，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中国经济增长率2007年达到14%，而2016年前三个季度是6.7%，减速非常明显。比过去30多年平均9.8%的增长速度也降低了许多。这里面除了危机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内在原因，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增长速度的换挡有内在的原因，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这种增长格局的变化，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前些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增长迅速，大量热钱流入中国，热钱进入导致流动性过剩。现在新兴经济体开始减速以后，资金又从新兴经济体大量流出。资金的跨境流动不管是流入还是流出，这种短期内大规模的跨境流动，都会对这个国家的金融稳定产生冲击。中国还算比较幸运，尽管流入、流出的规模相当大，但是因为一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没有开放，可以采取一些管理措施；二是我们有4.2亿多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做一个缓冲。所以，跨境资本流动并没有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产生冲击。但是我们也要高度关注风险。在其他国家，大规模的资金跨境流动已经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

美元的汇率在持续走强

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一个金融现象，美元的汇率在持续走强。美元也有它的周期。“二战”结束以后，美元是和黄金挂钩的。到了1970年，大量的贸易逆差使美元汇率难以维持，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贬值，一直贬了10年左右然后开始升值。回顾一下，从1970年到现在美元的周期也非常有趣，大概持续贬值8～10年，然后开始走强，因为继续贬下去没有人敢要美元了，所以它要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强势的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美元也在走弱，近三四年美元开始走强。美元走强一是带来全球的资金跨境流动，二是直接影响到初级产品也就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宗商品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繁荣期，一方面是因为美元贬值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对初级商品有强劲的需求，导致了一轮高价格阶段。自2014年开始，初级商品价格也开始持续走低。2016年初，石油价格一度跌到每桶26美元，现在上升到50美元左右。在油价高的时候，很多石油输出国家实行了非常高的社会福利，一旦油价下跌就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最典型的是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的石油储量比沙特还多，但油价走低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出现了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上一轮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分为两类，一类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主要是依靠内需；另一类像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国家，靠的是初级产品出口。所以，当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回落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陷入了困境。巴西已经是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这种增长格局的变化，回过头来又导致资金的流动，导致金融风险。

能源结构的变化与地缘政治调整

能源是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也可以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世界各国都要保证自己的能源安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第一次石油危机，当时石油出口国觉得油价太低，它们团结起来集体限产，致使全球油价上涨，因此也导致了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美国曾一度是石油进口最多的国家，面对第一次能源危机，美国确定了一个能源独立战略，要靠自己的能源供给保证自己的需求，但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实现。

最近出现油价走低有一系列的原因，一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低迷；二是由于技术进步，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了，单位GDP能耗大幅度下降；三是能源技术的进步。所谓新技术革命包括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技术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能源技术。油价居高不下的时候，刺激了新能源的开发，包括太阳能、风能和传统的潮汐能。还有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开采，虽然它并不是新能源，但是人类一直没有找到解决低成本开采页岩油和页岩气的办法。恰恰在危机爆发以后，这个技术首先在美国突破了。美国页岩气的供应大幅度增加，导致美国天然气的价格大幅度下降，美国天然气价格变成了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因此，美国整个能源的供求关系发生了转变，基本上可以实现能源的供求平衡。过去美国法律限制石油出口，长期以来它是一个石油净进口国。现在它能实现供需平衡了，所以美国也在修订法律，逐渐地放松石油出口的管制。另外还有煤炭，美国已经关掉的煤矿现在已经开始复产，当能源价格回落的时候，美国的煤炭要出口海外寻找市场。

美国的能源独立目标实现以后，不仅影响到美国的能源，它还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经常在中东地区打仗。很多人说美国是为石油而开战，为了保证自己的海外石油供给安全，美国不得不在中东产油国地区去当“警察”。当实现了能源的自我平衡以后，美国还有没有动机到中东地区去当这个“警察”？这会带来非常深远的能源地缘政治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中国人要特别关注这个变化，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以后进口量还会继续增长。如果没有重大的能源技术突破，中国对海外能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还会继续上升，我们必须考虑如何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问题。

新形势下不断调整的未来战略

在这些变化的同时，我们还看到另一个变化，就是主要国家开始反思为什么会出现金融危机？除了房地产泡沫等直接触发因素外，一些大国的实体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一定的产业空心化。所以，危机爆发之后，除了金融救助措施以外，这些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一是要重新振兴制造业；二是要着力推动新技术革命，希望靠新一轮技术革命带动经济真正走出困境。各国都有创新战略，美国人总说不搞产业政策，但是它的振兴制造业战略和国家创新战略，带有很强的产业政策色彩，就是希望能够在产业价值链上抢占高端位置，希望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抢占制高点。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

第一，新技术革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多深远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能源技术革命。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和十几年前不一样了，十年前上网要去找一个网吧，现在每个人都能用智能手机随时上网。今天一个智能手机的计算功能可能比五年前的PC机还强。我们和朋友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购物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逛商场的时间少，网购的时间多，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生活方式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生产方式也同样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德国人提出来搞工业4.0，从所谓的机械化、自动化、数字化，现在要智能化、平台化。美国GE公司提出工业互联网，也是类似。未来人类生产方式也将发生变化，有人称为“颠覆性的变化”。

第三，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明显降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2到3倍。但是2012年以后，全球贸易速度已经低于GDP的增长速度，2015年是负增长。中国也是负增长，但是比全球的情况好一点，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还在上升。无论贸易也好，经济增长也好，负增长这种收缩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全球贸易低迷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经济形势越不好，彼此竞争越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就要抬头，贸易保护抬头又会进一步伤害贸易的发展。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调整变革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调整变革之中。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由一系列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共同构成的，既有全球性也有区域性和双边的规则，这些基本是在“二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在经济层面上，全球性的多边机构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非常复杂，原因是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所以需要国家之间或非政府组织商定各种协议，建立一些国际组织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问题。目前这一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总体上来看，维护了“二战”后70年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保证了全球的繁荣。但是它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对此，不同的国家看到的问题不一样。发展中国家认为，一是现在全球治理的代表性有问题。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贸易投资中的份额大幅度提升，但是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里面的投票权、话语权、影响力都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这是不公平的。二是贸易规则不合理。规则的制定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发达国家会从尽可能保证自己利益的出发点来制定规则。所有，这些规则总体来看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二战”结束后，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提出中心外围理论，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构成的，中心国家是发达国家，外围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这个理论认为，发达国家通过不合理的经贸规则、价格体系来剥削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就不应该参与这些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而是要关起门来自己干，即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拉美国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干了几十年，一开始成绩不错，但是经过长达几十年的运行以后，拉美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先后开始陷入了困境。阿根廷在100年前是可以和美国比肩的一个富裕国家，自然条件非常好。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因为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导致经济停滞、社会动荡，10年时间经济是负增长。事实证明，尽管全球治理体系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脱离全球化的浪潮，想关起门来搞建设是走不通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纷纷开始调整战略，积极参与全球化，走得最快的是智利。与此同时，从东亚地区的亚洲四小龙到中国大陆，还有东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出口导向和全球分工战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外开放战略。在这个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认为，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要推动它的改革。同样，发达国家虽然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它也不满意，认为自己得到的还不够。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会带来很多的机遇，同时会带来挑战。得失取决于每个国家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战略，尽可能把它的好处和机遇放大，把负面的冲击缩小。

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

发达国家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传统产业、低附加价值产业空洞化了，或者在外来的竞争挑战下萎缩了，导致一些传统制造部门的劳动者失业、收入的下降等，并且在危机爆发以后状况进一步地加剧。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国家的政客不会承认是自己的失误，而是会说因为别人竞争剥夺了本国的就业机会。每次美国对一些重大政策的争论，特别是总统大选的时候，所谓的“中国议题”总是回避不了。特朗普就认为美国遇到的困难，来源于像中国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竞争。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它们本来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现在却出现了逆全球化或者叫反全球化的思想，英国脱欧就是反全球化很典型的反映。有人曾经把英国的公投划分得很细，凡是低收入者扎堆的区都是支持脱欧的。因为来自于东欧的这些劳动者可以合法到英国去寻找工作，因此把传统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压低了，竞争更加激烈了，导致本土工人找工作困难，他们成了全球化进程中受冲击的人，所以他们就投票支持英国脱欧。从英国地图上看投票也很有意思。伦敦、牛津、剑桥这些人力资源比较高的地方都反对脱欧，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自己是受益的，但是这些人人数不够多。

谈到公平贸易，我们不妨先观察一下人类的经济史。工业革命以后，当时的发达国家在早期都想多出口、少进口，李嘉图把自由贸易的理论发挥到极致。但是在英国这样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大力提倡自由贸易的同时，那些竞争力弱的国家并不完全赞同。从美国到德国采取的措施叫幼稚产业保护，并不主张自由贸易。德国经济学家乔治·李斯特（Georg List），把它理论化了，叫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由此可见，在整个贸易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因为在全球的竞争力强弱不均，采取了不同的贸易战略。(www.daowen.com)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主张自由贸易，但是为什么现在开始提公平贸易？公平贸易是不是反对自由贸易？仔细观察美国的这些所谓公平贸易的政策，可能并不像国内很多学者对它的解读。我觉得美国人讲公平贸易和原来片面讲自由贸易是不同的，它并不是放弃了自由贸易。在美国具有竞争力的领域，比如高科技产品、服务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它仍在继续大力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要去占领全球的市场。但是在其弱势的地方开始大讲公平贸易，它不用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比如传统的高税率非关税壁垒等，而是采取边境后的措施，比如劳工标准。不是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很强吗？它就实行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加班多长时间要受限制，变相来推高竞争对手的成本，削弱竞争对手的竞争力。所以美国人右手拿的是剑，在有竞争力强的行业继续推进自由贸易；左手拿的是盾牌，企图通过公平贸易削弱对手，给自己提供一个保护。在这个背景下，所谓反全球化思潮和所谓公平贸易思潮会具体地体现一些新的经贸规则。

关贸总协定一共搞了7轮谈判，都是在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WTO的第一轮谈判叫作多哈回合的谈判，多哈回合的谈判被称为发展回合。“发展”这个词在国际经济领域是有特定含义的，讲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回合”讨论的是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一些议题，比如说农产品补贴问题等。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所以这些国家在成本上有优势，而发达国家各方面成本都高。欧洲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需要进口农产品，20世纪60年代以后，搞了一个共同农业政策，给本地农民各种各样的农业补贴，刺激了欧洲农业产量迅速增长，欧盟很快变成了农产品净出口地区。因为发展中国家没钱补贴，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被挤垮了。这就是扭曲国际贸易，并没有真正按照各国的比较优势来分工。所以，WTO第一个回合谈判要削减农业补贴。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有更强的竞争力，对发达国家来说非常不利，所以它很消极。发达国家对多边谈判的议题不感兴趣，导致多哈回合谈判迟迟不能取得进展，直到现在还看不出结束谈判的前景。所以，并不是说发达国家片面地要让全球化停滞，不往前走，而是在它们感兴趣的领域继续推进制定新的经贸规则，在有的领域则需要继续推动自由化，利用某些经贸规则来削弱竞争对手，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多边不行了，于是转向新的平台，叫作区域贸易安排，最典型的就叫做FTA（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快速地增长，之前全球只有20个自贸区，现在有450多个。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国自由贸易区加速推进，每年平均增加6.2个，数量急剧增长。同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规模越来越大。原来总是与空间邻近的一些国家搞自贸区，后来可以远距离搞两个国家的自贸区，现在变成了巨型的自贸区。一个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有美国、日本等12个环太平洋的国家；另一个是TTIP，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美国和欧美；还有一个是RCEP，叫作全面合作关系，有中、日、韩、东盟、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再有一个是FTAAP，即中国政府推动的亚太自贸区。另一个特点，这些自贸区变成了新一轮经贸规则的构造平台。美国人在极力推它的平台，有人把它归结为3T（TPP、TTIP、TISA），要在这三个平台上制定一套新的经贸规则，包括后面提到的劳工标准、环境标准，还有国企竞争中性等，这和以前的规则有很大的变化。以前的贸易投资规则集中在边境措施，也就是贸易准入或者投资准入，现在叫作边境后措施。很多国内的法律法规，比如说环境标准、劳工标准，会对贸易投资活动产生影响。TPP协议在等待这些国家去批准，美国现在对TPP、TTIP这两个都不支持，短期来看要费点周折。

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变化

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其中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规模的变化，另一个是结构的变化。所谓规模的变化，是指中国从一个经贸小国变成一个经贸大国，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往我们看世界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是一个经贸小国，我们要去捕捉世界经济的变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研究如何抓住机遇，趋利避害。

规模的变化

按名义汇率计，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到2013年我们超过了美国，成了第一大经济体。如果从经济增量来看，中国每年新增GDP居全世界首位，比美国还多。在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中国贡献了全球增长的40%，2015年还贡献了25%。这意味着中国的变化会影响到世界，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里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自变量。这个自变量影响了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同样会反馈于你，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所以如今中国人看待中国和世界关系，要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实际上国际社会早就感受到了，可能比中国人自己的感受还要更强烈，还要更早。比如中国年底开经济工作会议，会关心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全世界都会很关心。全球的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咨询公司都在想尽可能早地了解信息，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做出预判，然后好提前准备自己的对策。我们长期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认为世界在影响我们，直至今天，世界仍在继续影响我们，而且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也在影响世界。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当你对全球经济已经有很强的影响力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运用你的影响力。

在2016年召开的G20峰会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全球经济形势不好，美国说要加息，大家说你悠着点，因为你的宏观政策有外溢性。你按照美国的经济形势来制定宏观政策，谁也没有办法，但是你是世界第一大国，是“世界领袖”就得负点责任，不仅要考虑经济政策对本国经济走势的影响，还得想到很多哥们儿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要考虑美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性。当然美国人也会想，怎么能够利用宏观政策的影响，在全球经济里面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机会。

今天轮到中国了。中国的一些政策调整，一方面要考虑自己，另一方面还要考虑世界，考虑我们的政策出台能在国际社会上给自己创造机遇的同时，也要顾及国际社会的利益。这就是所谓大国的责任。如果作为大国没有这种意识，只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调整政策，就会对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国际社会就会恨你，讨厌你，觉得你不负责任。所以，当我们有了国际影响力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视角，要懂得它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做任何重大政策调整，必须考虑既要利己，也要利他，利他的同时最终还是利己，因为只有利他才能为自己创造机遇。如果说不顾及他人，你的政策就会创造更多的挑战，最终可能自己也成为受害者。我们经济规模的变化，使得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成为我们下一步开放战略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结构性变化

所谓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比较优势的变化。经过30多年的开放，实现了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个飞跃，从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参与全球分工竞争，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我们一直依靠的是低成本劳动力，95%的出口是制成品，在中国的增值活动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增值环节。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带来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形成了全球生产价值链，大到飞机，小到手机，都不是在一个国家生产。苹果手机虽然是在中国的富士康生产的，但是富士康的生产只是在最终的组装环节。而苹果手机的软件设计是苹果公司提供，很多APP应用、芯片、存储器都是其他国家提供的，甚至还有些零部件是菲律宾提供的。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中国在其中到底占多少比例？早几年，有人把苹果手机生产价值链做了一个分析，发现中国在这个价值链中占的增值比重只有3.8%。少得可怜，而且增值环节还是劳动密集型环节。截至目前，我们参与全球分工，主要还是靠低成本劳动力支撑劳动密集型产业活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这个优势正在逐渐地丧失。

首先，从整个劳动力供求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总量2012年达到峰值，然后每年开始减少200万～300万。从刘易斯拐点来看，已经过了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其次，从收入水平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人均GDP是148美元，现在接近8000美元，这是经济发展的最大成果，但同时它也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国际比较，20多年前东盟的一些国家，工人的工资是我们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公司的3倍，今天反过来了，我们是人家的3倍。这就意味着，支撑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因素——劳动力正在发生重大的改变，所谓的人口红利在迅速削弱，在逆转。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优势也在显现出来，比如国内的大市场优势、人力资源的质量优势等。中国每年有760万大学生毕业，其中有280万是理工科学生，这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美国、日本等五个发达国家加在一起，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学生还没有中国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力资源优势。前几年我们曾经到跨国公司进行调查，问中国在你的未来战略里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你将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跨国公司表示，一是以前把中国当成一个面向全球的低成本加工组装基地，现在我们的战略目标变了，要把高端的制造活动转过来，把服务转过来，甚至把总部转过来，还要搞研发。回答问卷中31%的跨国公司说要到中国搞研发。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个是要进中国市场，要针对中国市场进行研发活动，否则在中国市场没有竞争力；第二个是要利用中国的研发人力资源。中国的研发人力资源数量庞大，而且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成本低得多。二是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展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的最前沿的技术研发，比如GE公司在上海建的研发中心，这是其全球七大研发中心之一。它不仅是把GE的东西卖到中国来，而是开发面向全球的崭新的技术。

中国的产业配套能力也很重要。三年前，美国有一家叫3D机器人的无人机公司（3D Robotics），曾经一度被市场认为是未来全球无人机产业的领袖企业。两年前他们参加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全球消费电子产品展，发现有一家中国公司，叫深圳大疆。虽然这家中国的公司无人机技术略微有一点点差距，但是生产成本非常低。美国公司的无人机一架卖3000美元，深圳大疆的无人机一架只卖1300美元。美国人看完这个电子展以后，决定要退出江湖，不能再搞无人机了，因为有中国的深圳大疆，自己肯定干不下去了。后来这家公司转型成为一家软件公司，不研发无人机了，市值大幅度萎缩。

深圳大疆是由一个从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的年轻学生创办的，短短几年就占到全球无人机市场的一半市值。它有技术，美国也有技术，美国的技术甚至比大疆还要强。但是，大疆立足在珠三角，依靠这个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非常齐全的配套和低成本制造优势，产品出来很快就可以推向市场，而且成本特别低，形成了新的国际竞争力。大家不要小看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产业配套能力，这是我们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密集产品上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同时，我们还有完备的基础设施，连奥巴马都说美国没高铁，中国有高铁。中国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无论在传统的交通、电力等各方面，我们用的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中国的高铁技术现在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据说在高铁运行中立一个硬币不会倒，说明高速运行是相当平稳的。中国还有超临界、超超临界的电网，这也是电网技术里最先进的。发达国家因为建设得早，很多基础设施已经老化，要想更新基础设施成本非常高。当我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低成本优势快速丧失的时候，新的优势也在显现出来。我们要在未来参与全球竞争中利用好新优势，来应对传统优势快速丧失带来的变化。

新起点，新战略，新举措

在新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我们有很多的机会，也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外需的低迷，竞争的加剧，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增加，贸易环境的恶化，跨境资本的流动导致金融风险在增加等。全球治理变革的机遇和挑战并存，虽然有些新的规则不利于我们，但是我们又有了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些新的机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环境变得特别复杂，这种复杂背后是其他国家一方面看到你的机遇，愿意在经济上和你合作；另一方面也是增添了对中国的担心，包括唱衰中国的“崩溃论”，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使得我们面对的国际环境非常复杂。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要潮流。尽管有所谓的“逆全球化”，但是总体来看全球化还会继续深化，加上新技术革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我们有可能在新产业里面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比如我们已经有了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在全球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抓住新技术革命机遇，提升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中国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有巨大的存量，如汽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还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在全球汽车产业格局中，通过自主品牌、自主技术参与全球竞争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三大三小”合资了，剩下吉利、长城这些民营汽车企业还在竞争力积蓄的阶段。

全球汽车工业的分工格局比较稳定，德国有三家，美国有三家，日本有三五家，韩国还有一两家，加上法国、意大利的汽车企业，基本把汽车工业瓜分得差不多了。中国汽车工业要在全球汽车格局里突围是不容易的。但是，新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会，比如新能源汽车。因为有了新能源汽车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产生了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所以特斯拉横空出世，中国好几十家在做新能源汽车，虽然谁会笑到最后尚未可知，还要由市场进行筛选，但是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超越机会。

再比如智能汽车、无人驾驶汽车。信息技术革命的变化，也会打破原有的产业格局。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或者在战略方向上出现失误，就可能在新技术革命面前掉队，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确实要认真研究新的战略，研究如何确保抓住重大机遇不错过。

另外，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也给中国出口成套设备、装备带来了非常有利的机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海外还出现低成本并购的机会，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并购整合全球资源，这其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同时，我们还拥有大量的人才。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更有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力升级。这个新的机遇恰恰契合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需要，这个新阶段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在工业化初期、中期，我们的目标是快速推进工业化，现在的目标则是要加快推进结构升级和效率的提升。过去增长动力要靠各种要素的投入，现在则更多的是靠创新。过去我们在全球分工的地位依靠初级产品，然后进入到低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分工领域，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在技术和资本密集的制造与服务业中形成新的竞争力。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首先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绝不能说开放得已经很大了，可以考虑缓一缓开放的步子，或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关起门搞建设。更不能有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民粹主义等。坚定不移地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是一个重大的判断。首先这是一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上也曾经是发达国家。所以对中国来说不叫“新兴”，而是“复兴”，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在人类历史上2000多年都处在领先的位置，只不过这100多年衰落了，衰落的最重要原因就是闭关锁国，就是自满自大。

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迅速崛起，开始在全世界寻找市场和资源，到处去跟人家谈贸易。1793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农业社会最鼎盛的时候，即所谓的康乾盛世。英国派来70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到中国来，拜见皇帝说想和中国通商。乾隆皇帝应该说也是很英明的皇帝，但是他认为我们是天朝大国，物产丰盈，什么都有，不需要跟外夷互通有无，拒绝了英国通商的要求。历史过了200年，当我们回头再看，乾隆皇帝拒绝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通商，而是让我们和欧洲发生的工业革命擦身而过。1793年以后不到50年，就爆发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被打败了。战败的原因很多，最核心的原因，这其实是两种文明的战争，是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战争。中国的GDP曾经占世界的一半或1/3，由于长期闭关锁国而逐渐衰败落后，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和先行们都在寻求救国的道路，其实就是在补工业化的课。今天，我们虽然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但是没有任何资格说要关起门来自己干，因为谁关起门来谁就会迅速地衰落。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并不高，跟很多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所以习近平主席讲，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这是时代的要求，是自身发展的要求，开放发展的理念必须牢固地树立起来。

光有开放是不是一定能成功？这个不一定。在全球化浪潮下，真正关起门来自己干的越来越少了，闭关锁国的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是自觉或者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里。但是，这些开放的国家并不是都很成功，有相当多的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反而是失败的。这对我们有两个启示，一是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想发展必须要坚持开放；二是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有正确的开放战略。开放战略和举措不对也得不到趋利避害的结果。

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制定新的开放战略，不能只是沿用过去成功的战略。新的战略有两个新的目标，一是适应比较优势的变化，提升我们参与全球竞争的竞争力，是竞争力的升级；二是适应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实现中国和国际社会互利共赢。这两个目标综合起来称为新兴大国竞争力的升级战略。在这个战略下，其重点和举措也有很大的区别。以前是靠引进出口型的投资、发展加工贸易来扩大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国际市场份额，赚取足够的外汇再进口先进的技术支撑中国的工业化。现在需要我们形成国际竞争新的优势，要在技术资本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形成竞争力，要在传统产业高附加价值环节上形成参与全球的新的竞争力，构建一个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这个格局是全面开放的格局。另一个是空间上的格局，要实现沿海、内地、沿边协同开放，然后是双向开放。一个是在产业上，从过去以货物贸易为主，转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重。过去是引进来为主，现在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过去强调的是实体经济开放，现在还要加快金融开放，加快服务领域的开放。在经济开放的同时，还要注重参与全球的治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引导国际规则向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演变，支撑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形成互利共赢的相互关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要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从而迈向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个进程中还需要防范风险，要保证我们的金融安全和资源安全等。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举措。通过调整我们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有些产业如汽车产业、钢铁产业，原来是进口代替的发展战略，是不利于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对这些产业存在着保护过度或保护时间过长的问题。要尽快调整这些资本密集产业的发展战略，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要大力推进改革，要从微观主体上，打造一批能够参与全球竞争的中国跨国公司。国有企业肩负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中国的大企业100家大概有90家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关乎全局，关乎中国参与全球竞争新优势的形成。中央召开的关于国有企业加强党的建设会议，提出要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还有国际竞争力和防范风险能力。明确提出要增强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要按照这个目标要求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其他领域也有大量的体制改革的任务。

总之，我们必须通过战略调整，通过扎扎实实的改革举措，才能够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趋利避害，去争取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