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4]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前景

十八大以来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的经典表述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其内涵之一，是我国仍处于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潮之中。但是，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可能会发生重要的变化。一是未来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环境还是“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或全球化退潮的国际环境，全球化是处于继续进行时还是间歇期？二是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新政、德意法大选隐含的内在不确定性反映了一种民意，人心思变。即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经济全球化不满意，对全球化损益结果不满意，为什么？三是传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全球化是否正在让步于年轻人、小企业、跨境电商、跨境人流、跨境文化交流的新型全球化？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关于全球化的特征，我将其概括为三个驱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个驱动力是开放。传统的开放是指国际通商层面的开放，如关税逐步归零，非关税措施取消，服务业跨境提供的市场准入门槛越来越低，从而带来了通关便利、签证便利、投资便利等贸易投资便利化，这就是所谓的传统开放。而现代意义上的开放更多体现在体制上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比如本国的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是不是符合国际规范？国内的竞争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各种规制是不是符合国际规范？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高水平开放的实质是推动高标准改革，目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增长。

第二个驱动力是市场机制。综观世界历史，凡是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时期，都是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积极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时期。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起作用，增进了全球经济福利和效率。

第三个驱动力是创新。世界经济越来越开放和越来越市场化，必然会伴随着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如1870～1913年的第二次产业革命、1990年以来的IT革命以及现在的“互联网+”。

因此，凡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期，往往是世界经济增长较快的黄金时期。谁搭上经济全球化这班车，谁就能够获得更快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还有一个特点，即伴随它共生的往往是世界性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世界大战。1870～1913年的经济全球化，终结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的经济全球化，终结于两次石油危机，世界经济陷入了滞胀，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那么1990年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是会继续往前走呢？还是会往回走？

现代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90～2001年，全球人均GDP增长率是2.7%，我把它称为普遍享受全球化红利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2002～2008年，全球人均GDP增长率是8.8%，我把它称为是全球非理性繁荣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2009～2015年，全球人均GDP增长率下降到了1.1%，它会不会是全球化的退潮期呢？如果是退潮期，那么中国下一步如何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将面临重大的选择。我认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已经到了下半场，未来全球的风险有可能大于机遇。因此，我们下一步的对外开放，要格外注重规避、防范、抵御开放型风险，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对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和回顾，可以发现人们把三件最重要的事遗忘了。

一是我们把创新遗忘了。这次经济全球化是美国推动的，1990年以来美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它的高技术、中高技术制造业率持续下降，2000～2008年，美国在重大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呈现出大幅度的下降。同时，199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蓬勃发展。这表明，全世界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向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因为它们带来的回报远高于高技术制造和创新。

如今，我们正在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说是第二次数字技术革命。很多经济学家提出批评，为什么新的工业革命没有带来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什么重大创新没有带来技术进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与过去把创新遗忘了有关。

二是我们把公平遗忘了。习近平主席在G20杭州峰会上讲，当今世界基尼系数达到0.7%，已经超过公认的危险线。英国脱欧有52%的人投票赞成，认为欧洲经济一体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事实上，全球化确实扩大了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

三是我们把治理遗忘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但是这个地球村却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宜的全球治理体系。“二战”后所构建的那套世界经贸规则、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明显不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包括经济理论和政策。

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我们总是会把它分成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其推动力靠的是跨国公司。如今现代全球化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比如工业物联网推动物物互联，人工智能推动人物互联，互联网推动人的全球化。新兴的全球化正在蓬勃发展，也包括“去华尔街”化。我们过去很少在理论上对这种新型的全球化进行研究。

在G20杭州峰会上，马云从企业家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案，叫EWTP（电子世界贸易平台），就是要推动一个以“互联网+”为基础，可以面对青年、小企业、妇女的新的全球化，解决过去80%的小企业和青年人没有办法参与国际交换、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的困境。由此可见，当今世界确实在出现一个跟传统全球化很不一样的全球化。伴随后全球化的还有区域化趋势，如美国从危机后就推动跨两大洋的TPP、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这两个超大型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可能会瓦解分化全球化，但特朗普新政有可能进一步去TPP、TTIP，进一步远离全球化。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推动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它由三个部分构成：

一是立足周边推动自由贸易协定。我们的周边有两个竞争性的区域化方案，一个是美国推动的TPP，有12个成员；还有一个是中国推动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有16个成员。美国人说，TPP没有中国，我们会边缘化中国。RCEP没有美国，也会边缘化美国。因此在上次APEC北京峰会上，中国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中美能不能够构建超越零和博弈的合作关系，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包括美国和TPP成员，包括中国和RCEP成员，在亚太地区共同构建一个面对未来的高标准的亚太开放地区。这要求我们下一步切实推动开放的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它对中国也是一个严峻挑战。中国当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次成功的开放，其意义在于：一是为了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二是为了推动我们的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三是“狼来了”效应。关闭的门要打开了，凡是跑不过狼的羊统统会被狼吃掉，以此推动国内各行各业改革与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同样的形势，推动高水平开放的核心是看我们能不能够深化高标准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是自由贸易协定要辐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都是亚非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对外开放、市场经济体系和制度规范往往是不够健全和规范的。能否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非常关键。2015年我们商签了两个自由贸易协定，一个是中国和韩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另一个是中国和澳大利亚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后，双方承诺90%的货物贸易实现零关税，待5～6年过渡期结束以后，实现100%的货物贸易零关税。澳大利亚还承诺给中国四种形式的服务贸易提供负面清单管理，我们叫“法无禁止即可”。“一带一路”沿线如果能够商签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越来越多的商品是零关税，越来越多的领域非关税措施可以降低到零，能够实现贸易投资的便利化，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发展就会有一个更好的合作基础。

三是要构建一个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很多学者已经在研究，中国同欧盟能不能签自由贸易协定？同日本、印度、俄罗斯、美国能不能签自由贸易协定？什么时候可以签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对这些大国和世界重要的区域会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期待这些问题能在未来十年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我们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和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这三步走会不会带来全球化4.0版呢？同时，从2013年起，先是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后来扩展到广东、福建、天津，第三批包括四川、重庆等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对内开放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络。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的第一个领域是政府职能改革，推动政府职能从事先审批转到事中事后的监管。第二个试验是负面清单管理，法无禁止皆可为，2013年列入负面清单管理的有190项，2014年减少到139项，2015年进一步减少到122项。那么2016年、2017年呢？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完成了90%的议程，一旦达成，将大大改善中美双方的投资环境。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要与国际高标准的通行规则对接，真正落实“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

上海先行先试的第三个领域是六大服务领域开放，服务业全面开放。2003年开始谈判和推进的CEPA（内地与港澳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议），目的是为了推进内地对港澳地区服务业全面开放，但事后评估效果不好，问题就出在“大门打开，小门不开”。所谓大门打开，就是跨境通商准入的门开放了，而小门不开是指体制机制对接的门不打开。由于内地服务业管理的规范和标准没有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跨境通商的门打开了也没有用，进去以后很难真实提供服务。因此，上海的六大服务领域全面开放，核心就是要使中国的服务业全面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深化改革。

此外，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职能还包括推动新型贸易方式的先行先试、离岸金融管理的先行先试、法治保障措施的先行先试等。就是要适宜当前全球经贸规则变化的新趋势。

2014年我国又批准了广东、天津、福建的自贸试验区建设。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定位其中有一句话，说凡是技术性、专业性比较强和社会参与程度比较高的领域，都要考虑探索建立法定机构，也就是说要落实“法定责任必须为”。这句话怎么落实？是不是可以考虑符合条件的公共服务管理，首先建立地方的立法授权和执法保障；其次是公开聘用专业技术人员操盘和任命社会名流执行监督；再次是要求法定机构每年向政府部门述职；最后是透明度要求，所有的活动都要接受全社会监督。如果这件事能够在广东先行先试，而且取得经验再推广，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能够往前迈出一大步。(www.daowen.com)

在香港地区，廉政公署是法定机构，金管局、证监会、贸发局、生产力促进局等都是法定机构，香港地区有290多个涉及公共服务、公共权力而且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领域，都成立了独立的管理机构。政府把专业技术性强的公权力放给这些独立机构依法完成公共服务。从这个角度讲，广东、福建、天津等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都在考虑如何探索出一个新的管理模式。

2016年，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东中西部地区又设立了7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改革开放35年前设立的经济特区一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形成了从东到中再到西的体制改革先行先试新的重要平台。

除此之外，2016年在济南、南昌、唐山、漳州等地，有12个城市和地区开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区。打算用两年的时间，在四个方面探索形成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经验和模式。由此可见，新35年探索开放经济新模式已经开始了。四川、重庆、辽宁都是先行先试的排头兵。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都和重庆的GDP都超过了1万亿，超过了武汉、郑州和沈阳，就是受益于对外开放。从区位看，四川原来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地方经济和人的观念都比较封闭，有盆地意识，工业基础主要靠“三线”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56个项目在四川的布局。但是现在他们的观念变了，经济结构变了，很多人都看好四川、重庆未来的35年，最可能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和最可能成为世界增长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我认为，一是受益于开放天空，成都双流机场和正在建设中的简阳新机场形成综合航空枢纽空港。二是受益于电子商务，四川电商发展起步早，目前已初见成效。三是受益于构建国际物流大通道，像厦蓉新欧、渝新欧跨国铁路大通道建设。从制造业率、城市化率、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均资源占有量相比较，四川和重庆远不如辽宁，但从开放带来的增长实绩看，辽宁远不如四川和重庆。

对外贸易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8年有余，全球经济增长依然非常艰难，学者们认为这次复苏是世界历史上最缓慢的一次。2015年全球GDP增长3.1%，2016年是3.1%，2017年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增长3.1%是什么概念？199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是3.7%，8年了还没有恢复到1990年以来全球年均增长率。2002～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4.5%，3.1%意味着全球1/3的外需消失了。所以，2016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仍然非常严峻、非常艰难。

全球贸易增长态势怎么样呢？WTO预测，2016年全球商品贸易量的增长率从2.8%下调到了1.7%。这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全球贸易增长率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率，全球国际贸易从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变成了拖后腿的因素。历史数据表明，凡是全球化时期，世界贸易增长率往往是经济增长率的1.5倍到2倍；凡是去全球化时期，外贸的增长率显著低于经济增长。因此，全球化退潮是一个基本事实。

2016年商品贸易量增长预测有一组数据非常值得关注。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率2.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率1.2%；发达国家进口增长率2.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进口增长率只有0.4%。说明实物贸易量，发达国家进出口的态势，明显好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是慢变量，这组数据是不是在告诉我们，经过8年的结构调整，发达国家的结构调整已经离企稳向好不远了，而新兴市场面临的结构调整仍然任重而道远。WTO预测，2016年亚洲出口率增长率只有0.3%。这说明亚洲结构性改革要更加努力。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2015年全球资本流动增长率是38%，其中流入美国的资本增长了将近4倍，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增长了84%。值得关注的是，真正能给全球带来有效需求的是绿地投资。2015年，全球绿地投资增长8.5%。其中，发达经济体吸引绿地投资规模为4856亿美元，占全球绿地投资比重的63.4%，同比下降0.4%；新兴经济体吸引绿地投资规模2648亿美元，占比34.6%，同比增长24.4%。尽管发达经济体FDI（外商直接投资）绿地投资增速下降，但在总量上仍接近于新兴经济体的2倍。这说明国际上新建投资多投于发达国家。因此，当我们说全球经济低迷，发达国家举步维艰的时候，不能忽视它们的贸易、投资和产业结构，实质上已经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所以正如我们讲危机，是危中有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较好的是广东，广东GDP增长率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可能不如江苏和山东，但是广东的货运量、用电量和信贷余额增长率有可能好于江苏和山东。原因是广东人没有浪费这场危机，在过去的8年里，广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始终在一步一步推动。在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广东人喊的口号是“腾笼换鸟”。广东人把危机当成了结构调整的良机。由此可见，面对当前的经济困境，谁始终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谁的未来长期增长潜力就好。

前面讲到新工业革命对全球格局产生的影响，那么IT革命和“互联网+”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变化？IT革命带来的变化是国际工序分工，全球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找农民工，哪有廉价劳动力就到哪安家。中国是IT革命的最大受益者，2.77亿农民工离开了农业，1.77亿农民工进入城市。那么这次科技革命是机器人替代农民工，全球资本不是在全球找农民工，而是在全球找需求，哪有需求哪安家，并且通过“互联网+”、工业物联网，在全球范围内满足碎片化需求、个性化需求和本地化需求。上一次中国是“引进来”最大的受益者，这一次中国正在成为“走出去”的推动者，“一带一路”就是其中一个重点。

在这个背景下，2015年中国的外贸增长率是-7%，但全球外贸增长是-13%，相比之下中国的外贸还是优等生。过去占据出口半壁江山的是加工贸易出口，其特点是以外商为主、工序分工为主、低端为主的加工贸易出口，2005年占总出口的比重是55%。到2015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下降到35%，2016年可能会破30%。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四川和郑州最成功，但是四川2015年的外贸是-27%，郑州的外贸下降也将近30%，都是差等生。为什么呢？当苹果平板卖得不好时，四川的外贸就不会好。当苹果手机卖得不好时，郑州的外贸就不会好。这些大的跨国公司销售不好时，为它代工的富士康就不好，为富士康代工的本地配套企业就不好，这说明传统加工贸易出口已经是旧常态了。我们主观想法是希望留住一部分，把研发中心和核心团队吸引来，真正以中国为家扎根，然后和我们一起走“一带一路”。但是现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已经明显比东南亚、南亚贵。另外，以中国本地企业为主、以竞争力为基础的一般贸易增长是比较强劲的；跨境电商的贸易增长、“一带一路”、自贸区的外贸增长都是比较强劲的；自主知识产权、自主营销渠道、自主品牌的外贸增长也是比较强劲的。从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来讲，这些有可能成为我们外贸的新常态。

2016年上半年“引资”增长5.1%，服务业引资增长8%，高技术服务业引资增长99.7%，信息技术服务引资增长306%。2012年以来，高技术制造和高增值服务引进外资开始大幅度上升。过去外资70%投向制造业，现在外资70%投向服务业。2016年来自美国的工业和资源类外资企业营业收入明显减少，但是服务业、技术创新类企业、消费类企业明显的好得多。它们面对五大挑战：一是中国的法治环境需要完善；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越来越大；三是获取许可证困难；四是缺少合适的员工和管理人员；五是产能过剩。同时，来华投资的美国工业和资源业提出中国市场的三大机遇：一是中国的城市化；二是中国的消费升级和中产阶级人数增加；三是中国的环保。来华投资的美国科技类企业提出中国市场的三大机遇：一是中国的消费升级；二是中国的“互联网+电商”；三是中国的创新。来华投资的美国消费类企业提出的中国市场三大机遇：一是服务类企业的转型升级；二是“互联网+”；三是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美国服务类外资企业提出的三大机遇：一是中国走出去；二是中国服务升级；三是“互联网+”。

来华投资的外国企业，不同的行业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和机遇。但总的来讲，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未来是一个高增值服务和高技术制造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些外资企业希望变成中国的企业，不希望始终把它们看成外国企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改革，对这些全球跨国公司落户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2016年上半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是58.7%。其中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已经从2013年的6.7%上升到2015年的20%。从国家政策导向看，“十五”规划时期国家鼓励企业到国外开发资源和发展境外加工贸易；“十一五”规划时期国家鼓励企业原产地多元化和到国外发展基础建设；“十二五”规划时期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发展国际营销网络和品牌，重视当地的民生和社会责任；“十三五”规划时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去提升全球综合运作能力，建立中国的海外投资网络和体系。

“一带一路”的必要性

我们对外投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个是“一带一路”，这个模式成功的企业范例就是华为，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一带一路”就没有华为的今天。第二个模式就是首先攻打大城市，通过跨国并购进入美日欧发达市场。这个战略比较成功的代表企业是海尔，这两个企业现在做得都很成功。

为什么要走“一带一路”？我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经过35年的改革，我们的企业现在具不具备到海外与全球大跨国公司展开正面竞争的实力？如果还不具备，那我们就要到全球大跨国公司竞争最薄弱的地方去，去“一带一路”沿线完成从代工到自主生产，从山寨到创新，从低端到高端，从游击队到正规军的脱胎换骨的转型。虽然风险很高，困难很大，但这是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转型升级，成为全球负责任大国的必经之路。

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发表过一个讲话，说大家不要以为我们的对外开放仅仅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对外开放。当时优先对西方开放，然后还要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开放。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8月17日讲到“一带一路”的定位，他说是管总的规划、管总的战略。未来30年，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去投资发展，对外开放的主战场开始从国内东部沿海地区转向西部地区，从西方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就是说，中国国内的东中西和对外的南北东开放协调正形成战略上的转移。

“一带一路”建设，还面临着沿线国家可能出现的制度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政治风险。有关国家风险评级的排名，发达国家风险最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风险较高，但最不发达国家的风险最高。然而，我们的“一带一路”恰恰是从高风险地区开始进入。因此，管理、防范、对冲各种风险，对“一带一路”建设至关重要。

如何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从开放的角度讲，我国第一个战略还是扩大内需和扩大消费战略，会增加进口和“引进来”。过去的外向型战略主要靠双轮驱动，一个是出口，另一个是招商引资。这个外向型模式对我们过去35年的发展功德无量，但对未来35年已经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大国不能靠拿别人的奶酪来发展自己，而是要给世界创造更多机会。第二个战略是“一带一路”，“走出去”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第三个战略是引资金、引人才、引技术，最重要的是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方法。第四个战略是要开始从全球角度配置我们的资源。要分三步走，用35年时间把中国制造由低端到高端，由代工到自主，由用汗水驱动到创新驱动，使中国制造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强国前列。

现在外国朋友们经常会问我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产能过剩会不会是新一轮泡沫破灭的前奏？第二个问题是问中国是否躲不过世界历史上产能严重过剩，最后导致危机的规律？第三个问题是问中国的产能过剩调整，是通过减员增效呢还是转嫁危机呢？是否会出现贸易摩擦或出口控制呢？是市场出清还是行政出清？20世纪90年代，我们曾经有过非常成功的经验，现在如何调整过剩产能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新的严峻挑战。

我们国际产能合作有13个领域，这些产能在全球是不平衡的，比如“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就严重缺少这些产能。产能调整并不是要把机器设备搬去，而是把我们的生产能力投到当地来提供有效供给。中国曾经成功地建设过坦赞铁路，现在不但要在非洲很多地方建铁路，而且还要运营铁路，下一步还会把人才的本地化包括在产业合作中，构建充满活力的开放型经济要靠双引擎。一个是“双创”，一个是“双公”，即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开放，这个我们认为是更重要的。

过去30年改革实践，我总结有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是“养孩子”，就是营造一个好的市场机制环境，简政放权，发展民营经济，发展草根经济，这个方面取得成功经验的是佛山。佛山只是一个地级市，但它的经济规模直逼甚至要超越一些副省级城市。目前，佛山的工业规模超过广州，居全国第五。然而，支撑佛山发展的主要靠草根经济，现在这些草根经济要想转型，面临着缺技术、缺人才、缺品牌、缺渠道、缺资金、缺订单等问题，光靠市场和企业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比如说共性技术的研发创新需要公共产品支持。佛山人转型喊出的口号是“对标德国”“对标欧洲”，把德国的工业服务、欧洲的生产性服务引进来，用“养孩子”的优秀模式，开始进行全方位国际合作和转型。

另一种模式我称为“领孩子”。就是营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有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开始招商引资。领来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但是领来的“孩子”不亲，一场危机来了“孩子们”都走了。东莞开始建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始培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好孩子”。加上华为这些企业落户东莞，东莞开始从“领孩子”变成“又领又养”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模式。

关于区域开放和发展，根据2009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我总结出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全球的空间趋势仍是集聚、集聚、再集聚，一定要把最优良的要素集聚起来。第二句话是有人才的地方才能吸引人才，没有人才的地方人才不会去。要营造吸引全球人才的平台和条件。第三句话是通信和运输的科技革命带来的本地化，构建一小时经济圈。把这三句话放在网络革命的条件下，我们会发现出现很多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打造面向全球的创新策源地、交通通信综合枢纽网络、新型金融创新的集聚区。开始出现先在硅谷创新，然后在中国制造，再跨境到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新的合作模式。

最后用三句话作为总结：一是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没有实体经济就没有创新之源，没有实体经济就没有中国经济的未来。二是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支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定要靠自身的内需扩大作为立身之本。三是牢牢把握“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巨大商机。要从全球视野透视中国未来的发展。未来是年轻人的，要靠年轻人去绘制未来的增长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