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2]

首先讲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大国经济体和小国经济体的确有一些本质上的不同，因此特别需要我们关注。

我先讲一个故事。1985年，我从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毕业，参加了当时国家教委的公派出国考试，后来作为访问学者到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我被安排到一个“国际发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参加了很多的学术讨论活动。其中有一场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帕金森（Parkinson）教授正在编《发展经济学》的手册，所以他专门开设了一门“发展经济学”的课程。通常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都是些弱国、小国，但是帕金森教授本人亲自撰文“大国发展”这一章，并主要以“中国发展”的问题做专门研究。这给刚出国的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为什么大国与小国有着根本不同？原因就是，大国和世界经济交往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而小国是单向的。小国只是接受国际规则、国际价格和国际技术条件。大国的一举一动，无论是经济决策还是技术创新，都会通过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再反馈到你这里来。

2015年8月11日，中国实行了一轮新的汇改。3个交易日内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2%，一时间，仿佛天下大乱。外媒盛传人民币扛不住了，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哈萨克斯坦货币、越南货币、泰国货币等也都相应贬值，国际金融市场的股票也随之贬值。国际上认为中国经济肯定出了问题，需要用贬值来促进出口。国际货币市场贬值反馈到我们的A股，A股几个交易日市值下降15%，也就是2015年的第二次股灾。这个例子很清楚地说明，我们经济上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全球反应。这就是最典型的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的不同。

博弈论指的是，在人数不太多的情况下，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考虑，自己的决策一定会引发其他博弈参与者的反馈，这就是博弈论的出发点。博弈论的对立面是一般均衡。我们通常认为企业很小，消费者很小，自己的决策不会影响市场，这是标准经济学传统的模型。博弈论就突破了这个假设，它认为人数是有限的，每个参与者都要考虑自己的决策对其他参与者的影响，必须考虑到反馈。所以在讨论大国发展战略时，必须要考虑反馈，必须要考虑博弈。

哥伦比亚大学非常著名的印度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是专门研究国际贸易研究的。1958年，他写了一篇文章《悲惨性成长》（Immiserizing Growth in Expanding Economies），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关注，但他提出的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新颖的。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仅依靠出口发展，随着出口产品逐渐增多，国际上的产品价格就会下降，因为东西卖多了，就不值钱了，因此这个国家获得的外汇反而会贬值，用经济学语言讲是贸易比价下降。这就是他早年的贡献。这篇文章没被人关注的原因，也许是直到十年前，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还都不是大国，这篇文章还没有用武之地。

什么是大国？做一个并不是很严谨的定义。大国要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人口众多，比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全世界现在有27个国家的人口在5000万以上。第二，幅员辽阔。国家内部各区域有不同的自然禀赋，在自己国家可以进行跨地区贸易。全球国土面积在50万平方公里以上有大概有49个国家，有19个国家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从这个定义看，日本和英国不能算作大国经济体。

按人口计算排名，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但是孟加拉国土面积很小）都是人口大国，俄罗斯人口有1.4亿，每年还要减少大概30万～50万人。日本人口有1.2亿，菲律宾人口9900万。再说一下发达国家，德国人口有8100万，是欧洲的头号人口大国。法国人口6000万，西班牙人口约5000万，波兰人口3900万等。国土面积超过50万平方千米的俄罗斯第一，加拿大第二，然后是美国、中国、巴西、印度、阿根廷等国家。日本不在其中，因为其国土面积太小，仅27万平方千米左右。北京的面积是1.6万平方千米，开车两小时，也许都出不了北京。上海的面积约7000平方千米，也属于大城市。所以，既要人口多又要国土面积大，全世界仅有19个国家具备这两项条件。但是这种定义并不科学，只是帮助理解。

既然大国与小国不同，我们就可以看一个数据。小国的数据是什么呢？进口加出口除以GDP的比重，新加坡是350%（如表3.1所示）。这个不奇怪，因为新加坡既不生产服装鞋帽，也不生产汽车，更不生产粮食，甚至连水都需要进口。当然他们自己说要搞水库，也准备要独立，不依靠马来西亚。但是这个国家的生活用品几乎都得进口，所以新加坡必须依靠出口和旅游。中国香港是439%，比新加坡还多，当然中国香港的例子更极端些。韩国虽然人口有4000多万，但是国土面积很小。中国的这个数据曾经是70%，现在下降到50%（如图3.1所示），我认为还会再降。中国跟新加坡相反，我们是从火箭到服装鞋帽什么都生产，大量的进口加出口，从现在开始思路要转变了。

表3.1　小型经济体（出口+进口）/GDP

图3.1　主要经济体（出口+进口）/GDP

大国发展战略应该和小国有什么不同呢？第一，既然是大国，那么区域与区域之间，就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大家一、二、三同步走。“十三五”规划提出保持6.5%～7%的增长速度，但是并不是规定各地区按同一个速度，可能有的地区GDP增长会慢一点，而有的地区就应该快一些。

当生活水平很低时，老百姓最担心过夏天。因为很多传染病都在夏天传播，小朋友感染会碰到诸如脑膜炎、痢疾、蚊虫叮咬甚至毒蛇等疾病，甚至还有救不回来的。有一位德国的社会学家曾经讲，全世界的古代文明，没有一个发生在热带地区。他说因为热带地区人的寿命太短，每到夏天人类就会因为传染病大量死亡，尤其是儿童死亡率更高，文化没有后人传承。所以古代的文明基本都是发生在寒带或者是温带。比如中国的古都在西安，历史上那些强悍的少数民族首都大部分也是北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医疗条件提高了，大家已经不在乎夏天各种疾病的影响，结果我们又开始讨厌冬天了，因为很多人感觉冬天日子不好过，寒冷的气候不仅对老年人，对中青年也不合适，很多人没有机会在户外活动，很多社会活动都变得萎缩。所以我们不可能要求东北的人口继续保持稳定在今天这个水平上，要求东北按照“十三五”规划实现6.5%～7%的目标，这不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当然，我并不是说东北发展无望，人口虽然在减少，但是东北完全可以实现人均GDP的增长。反过来讲南方地区如人口大省安徽，由于人多地少曾一度很穷很落后，可今天它有可能以超越全国的增长速度来增长。

再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地区差别很大，从东海岸、西海岸再到中部地区完全是两种情况。中部地区很多州人口非常稀少，你在高速公路上开一个小时车都见不到人。美国国土是中间高，两边低，尤其是在落基山脉西部，人口非常少。虽然美国地区条件差异非常大，但是它的人均GDP差得不多。美国人均GDP差距最小的州是罗德岛，人均GDP最高的州是特拉华州，因为很多大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里。特拉华州具体的公司法非常宽松，吸引了大量公司聚集在此。尽管如此，它的人均GDP只是最穷的密西西比州的2倍，而密西西比州是传统的农业州。中国目前人均GDP全国排名第一的省份是江苏，最低是贵州，两者差近4倍。

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地区差异和区域协同性。东北地区有广袤的黑土地，应该大力发展农业和旅游业。比如吉林省自然环境非常好，人口也很少，但土地面积非常大，土壤非常好。所以为什么非要让吉林省的GDP达到6.5%～7%呢？长春科学院光机所和应用化学所的科研能力比较强，吉林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在全国各省中是最高的，所以吉林的GDP总量不见得非要跟其他地区一样，只要人均提高就行了。

图3.2是2014年中国各省GDP和人均GDP排名情况，最低的是贵州，最高的是天津。江苏按省份来算是第一，2014年人均GDP达8万元，而贵州才2万多一点，两者相差将近4倍。因为总量不一样，人口不一样，所以地区的总量GDP波动很大，这个道理很简单，不需要做严格的学术论证，“十三五”规划讲东北振兴，不能非要东北和全国的GDP同步，而是应该强调教育水平，强调人均收入，强调社会发展指数，强调全面进入小康，不要讲总量。

图3.2　2014年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GDP和人均GDP

举一个例子，安徽和江苏地理位置很近，安徽省人均GDP是倒数第六（贵州、甘肃、云南、西藏、广西分别名列倒数第一至第五）。安徽省紧挨着江苏，而江苏是全国第一。这两个地区的发展，肯定不能“一刀切”，而是要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

假如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各省之间的人均GDP能够从4倍缩小到2倍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拉动GDP增加1%。这是很简单的算术，不是什么复杂的理论。

第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已经提出，一定要强力推进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大国优势并不只是劳动力多，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市场大。市场大了企业就可以做大，企业就可以从收入中拿出更多的资金做研发。华为和中兴是中国手机产业较成功的两个品牌，且华为在海外很多发展中国家市场做得很好。美国最大的运营商，贴牌运营的手机是中兴。为什么这两家公司很快能超过韩国的三星？因为华为和中兴手机立足于本土，利用本土营销的利润再去补贴研发，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就能够强力进入国外市场。

市场大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是人口多并不等于市场大，必须要打破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比如汽车市场，北京为什么没有桑塔纳？为什么没有上海大众？因为进不来北京市场。上海那边也全是自己生产的上海大众车，重庆也有很多长安汽车公司生产的出租车，可见省际的贸易壁垒还是很大的。如重庆市有明文规定采购救护车，必须首先考虑本地品牌，比如重庆长安。这个文件明显违反统一大市场的原则。很多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推销不动，与这类文件很有关系，但地方政府还在保护自己的企业。因此要想获得更广阔的市场，必须打破省际的贸易壁垒。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的做法特别值得我们借鉴。很多人讲，美国的宪法实际上是经济法，考虑最多的就是保护国内统一的大市场，谁也不许干预这个市场内部的运作。

美国政治家、法学家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是总统任命的在位几十年的美国大法官，任期是无限制的。任何事情一旦到了最高法院和宪法这个层面就是最终决议，谁也无权更改。(www.daowen.com)

比如小布什和戈尔当年竟选总统，最后可能是佛罗里达州在海外的投票者没有及时投票或者票数没算准，结果小布什就赢了佛罗里拉州的选举。这个事情戈尔确实很冤，但是大法官一旦判了以后谁也没异议了，这就是美国人的法律精神。1824年，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判决了一个案子，案子是美国纽约州纽约市和新泽西州相互贸易问题。纽约市和新泽西州只隔一条哈德逊河，这条河并不太宽。当时河面上桥很少，来往两地主要靠摆渡。纽约州给了三个企业独家摆渡权，其中一个人是奥格登（Ogden），并且规定其他人不能再经营。

但是，新泽西州有一个企业家也想争夺摆渡的经营权，毕竟这是生意人最青睐的黄金码头。纽约发放的执照，对新泽西州的企业没有效力。他便状告纽约州没有权力颁发独家的经营权。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出来主理这个案子，最终判决结果是支持原告。为什么？因为大法官认定，纽约州没有权力阻碍跨州贸易，跨州贸易一旦深入某个州任何人不能阻挡，不得干预。我在这条河上摆渡即便进入对方的州，对方就不能干预我，这个是马歇尔大法官对宪法的一个解释。这个案子一旦宣判成立，判案理由就相当于宪法了，所以马歇尔等于创造了宪法，相当于宪法修正案，以后类似的跨州之间贸易谁也不敢乱干预了。

美国人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法制精神。美国人的法制精神跟宗教精神差不多，任何事到法律层面谁都认账。白人警察有时候滥用暴力，连轰动一时的“世纪大审判”中的辛希普森（O.J.Simpson）本人都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一旦法官判了他无罪，谁都无权再争辩。黑人上街游行抗议也没用。美国的经济和法律密不可分，社会各界尊崇法律，把法律当成宗教一样尊重，这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地方。

第三，推行独立的宏观经济政策。大国与小国的宏观政策不一样。小国经济是国际宏观经济波动的接受者，好比汪洋大海中行驶的小船，必须随波逐流来保护自己。比如美元强势，小国就不能够盯着美元，必须贬值，不贬值肯定出问题。

大国情况不一样。在全球化时代，像中国这样的非国际货币发行国，有三件好事不可兼得。

一是固定汇率好，都愿意要。中国香港固定汇率的好处是，完全不用考虑港币的波动。二是跨境资本流动。自由的资本流动，都愿意要。三是独立的货币政策。比如2016年政府制定了13%的M2增长速度和适度灵活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我们说了算，不用看美国人的脸色。

三件好事不可兼得，因为你不是国际货币。以中国为例，如果现在要搞比较稳定的汇率政策，同时又要搞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那么，一旦放宽货币政策，人民币对美元一定贬值，汇率肯定保不住；否则资金就跑了，因为谁都知道人民币发多了。

以中国香港为例。198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香港选定了固定汇率政策，同时中国香港也有自由的资本账户，通货膨胀的情况基本上止住了。但是，中国香港的港币利率仅仅跟着美元走，美元加息港币也跟着加息。如果美元加息中国香港不加息的话，很多投资者就会把港币换成美元送到美国去了。所以如果你不是国际货币的话，三件好事不可兼得。

对于大国经济体而言，这三件好事应该放弃哪一个呢？我认为应该放弃固定汇率或者放弃自由资本流动，关键是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因为大国的经济周期和其他国家不完全一样，政治周期，包括官员任期和政府行为有自己的规律，不可能跟别人一样。所以自己的经济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宏观政策来进行调节。宏观政策相当于人体短期状态的调节，周期可能人各有别。如果只是跟着世界经济波动走，自身的经济波动就调节不了。

从我们国家目前情况看，事实上我们放弃了自由资本流动。虽然没有公开这么讲，但事实上管得很严，很多对外投资要想换成美元，外管局审了又审。中国加入了SDR，但是外汇管制这么严格，与加入SDR矛盾不矛盾？不矛盾。中国加入SDR的一篮子货币，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和外国的官方交易应该是开放的。如为营救阿根廷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了阿根廷一个50亿美元的额度。阿根廷政府拿得到SDR，肯定要按比例来兑换，一部分换美元，一部分换欧元。中国进入了SDR之后，假设阿根廷拿了50亿美元的SDR，其中肯定也包括人民币。

中国进入SDR的标志，就是给他国SDR时含有人民币。但也要保证得到人民币后，可以即刻换取美元，要保证渠道通畅。所以说回来，今天我们的政府事实上放弃了自由资本流动，而是要稳定汇率，要保持相对于美国不同的独立于美国的货币政策。

第四，推动适用性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大国的经济情况，地理情况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跟其他国家不一样，而且市场足够大，因此它必须搞一系列适用于自己的技术。因为很多技术目前还是买不来的。

德国、日本高铁技术都很先进，为什么高铁进入中国就发展得这样迅速呢？现在中国高铁总里程已经是全球第一了。因为它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中国有众多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比如北京有2000多万人口，上海有2000多万人口，济南有600多万人口，沿线还有好几个上百万人口的城市。点与点之间的流量很大，所以修一个高铁很快就能把投资赚回来。德国虽然高铁技术先进，但其城市人口都不多，德国柏林拥有400万人口，慕尼黑仅拥有约100多万人口，和中国城市规模相比，都是小城市，所以从高铁成本上看，德国的确更高。

中国高铁、华为手机、三一重工等的发展水平都在世界上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中国每年有700万大学生毕业，其中工程师起码有200多万，这些工程师，大学本科四年毕业以后就可以参加工作，为企业创造价值了。美国的工程师大学四年接受的是通才教育，即使毕业也无法进入相关领域工作，需要继续深造。

相比之下，德国的工程业的产生动手能力要更强一些，他们从小就跟着父母修汽车、自行车，而我国的学生脑筋更为灵活，是训练的成果，但动手能力却是我们劣势。

第五，一定要有特定的技术。什么是最新的技术？政府也看不准，还是要撒开手让大家去做，最后还得看市场。

我再讲一个例子。如果使用煤炭资源，其实是两个思路，2014年在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跟奥巴马总统达成协议，到2030年中国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封顶，那么煤炭在2030年之前肯定要封顶，不能再多用了。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思路，就需要从技术上找出路，在西部搞一系列煤的综合开发。清华大学倪维斗院士一直在研究这项技术，他一直呼吁煤不要直接去烧，不要纯发电，而是要综合利用。把煤从地上挖出来之后先变成汽，然后一部分去搞化工，一部分去加热推动燃气，然后逐级就把煤炭综合利用了。这么做，一是能够减少污染，二是能够充分地把煤的能量发挥出来。但在我国西部多是联体开发煤炭资源，然后再用特高压传输过来。

第二个思路是，干脆在西部不挖煤了，因为挖煤毕竟会破坏我们的环境。将来就在沿海一带，比如上海、江苏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建最好的发电厂，使它们的能耗以及环保标准能够做到全球领先。然后从全球各地进口高质量的煤为我所用。我之前比较认同倪院士的说法，现在我倾向于这个说法。因为现在国际市场上的煤炭极其便宜，比黑龙江的煤便宜多了，而且从海上运过来价格也不高。

现在铁矿石、煤、粮食等所有大宗产品，国内价格均高于国际价格。国家要花很多钱搞补贴，光是棉花、玉米就要补贴2000多亿人民币，这就是市场化没到位。

第六，必须有统一协调的外贸政策。作为大国和小国，小国必须遵守国际规律做进出口，但大国可以对外贸政策进行调整，一定是出口什么什么就便宜，进口什么什么就贵。2005年、2006年全球铁矿石价格飞涨，最高时达到每吨130美元。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刚刚起飞，大量基础设施投资需要钢铁，中国的钢铁厂纷纷到巴西、南非去谈合作，几乎没有任何的协商，甚至竞相抬价。也出现了一些恶性竞争事件，导致当时铁矿石价格迅速上涨。反观当时我们出口的电冰箱、电视机的价格总是上不去，因为当时的贸易底价正在逐年下降。政府应该搞一点基本的协调，就算能力有限，也可以应该搞一些协会，由专业的协会来出面协调，或者私下开个会讨论，总之必须要有一个统一协调的外贸政策。

从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到今天，它在历史上主要不是搞自由贸易，而是搞贸易保护。美国人对自由贸易从来就持怀疑态度。比如说南北战争的赢家是北方的波士顿。波士顿人就是强力搞贸易保护，因为他们看不惯密西西比州的好棉花凭什么卖给英国人？应该留在美国由我们自己加工，然后去和英国的纺织厂竞争。而美国南方就崇尚搞自由贸易，谁的价格高我们就卖给谁，所以当时南北战争的起源并不是黑奴，而是因为经济。南北战争给美国带来的创伤，南方人耿耿于怀，因为战争的胜利者是要求搞贸易保护的。一直到1791年，美国联邦税收的大部分几乎100%是关税，到1910年“一战”前夕还是50%。反对自由贸易，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依赖国际贸易，这是美国的传统。

“二战”前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全球经济大萧条。引发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两个国会议员搞贸易保护的关税法案。1930年美国通过立法，把对欧洲的关税提高到20%以上，这实际上是对欧洲的惩罚。欧洲人反过来也同样报复性地增加关税。当时德国人战败了，法国人要求德国人赔偿，凯恩斯说你们不要赔偿了，法国人不听，德国人只能靠出口挣美元来赔偿给法国。“一战”时期，法国人和英国人借美国人钱打仗，所以法国人又要拿美元来还给美国。美国人实际上是发了“一战”的横财。所以这个钱是转了一圈，没有什么意义。美国人公认这两个国会议员提出的法案，绝对导致了希特勒上台，因为经济衰退与美国人搞贸易保护有直接相关。

第七，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中国是大国，一是有条件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制定；二是因为是大块头，如果不去参与制定别人也搞不定。搞国际贸易体系如果没有中国参与，美国人敢说这是全球化的吗？绝对不敢讲。中国是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所以我们有条件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合作”等。2016年3月底，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在2016年底达成一个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叫RCEP。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也很清楚。美国人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主要是针对中国。TPP这12个国家，从澳大利亚到文莱有8个国家都已经跟我们签了自由贸易协定，只有4个国家没有签订。没签订的那些国家最大的出口对象还是我们，所以它们都在中国的朋友圈，不用担心，它们的产品更加依赖我们。

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制定，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瓶颈”，就是人才跟不上。因为我们的培养体系还不够国际化。印度国内经济并不是那么好，人口还多，但是他们的很多学生在世界银行实习过。世界银行是上千人的机构，有大量的印度人在里面实习或工作，会讲流利的英语。我们虽然也有自己培养的人才在世界银行，但去了几年就回来了。因为中国年轻人恋家，都想要回国，觉得国内好，所以留在国际组织内部为我们发言的人太少。

1944年7月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召开了著名的布林顿森林会议，奠定了战后美元的基础。当时第一大代表团是美国，第二大代表团就是中国。这个代表团由孔祥熙带队，而且精心准备了一套方案，确实很出色。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尽快培养国际化人才，中国一定要在国际舞台上多发挥作用。

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已经是大国经济，千万不要以小国发展的思维来看中国经济。在国内经济问题上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有战略性。在国际事务上，也应该有中国参与和制定规则的雄心，要有大国的气派，这对中国经济政策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