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9]

城市化的问题，首先是人口城市化的问题。总人口中有多少人口在城市，这个比例的提高过程，就叫作城市化。它包含一个人口在空间上布局的变化，不是更多的人分散到乡村去，而是更多的人集聚到城市来。

城市化现象是一个逐渐被关注的过程。早期人口在空间的移动很不成规模，还没有现在的人口普查。麦迪森的著作中有记载，当年英国没有人口普查资料，但是当地多数人都有宗教信仰，有很多教区，教徒结婚时要举办婚礼，生育子女要有洗礼，去世后还需要举办葬礼。这三“礼”实际上就是家庭人口的历史变化记载。

有学者专门收集这些资料做了研究，研究发现，很多人的婚礼、洗礼并不是在伦敦举办，但葬礼有可能在伦敦。换句话说，有些人并不是生于伦敦，但死于伦敦。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显然，他们并不是伦敦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是外地迁移至此。通过这样的对比，就可以发现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过程，这应该是最早对城市化变化过程的发现和研究。

人们向城市集中，城市化进程便开始了，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定义很复杂。什么叫作城市，世界各国有不同的度量。我们先从形态上看，什么是我们心中或者我们观念中的城市。

从形态上定义城市

田野、乡村、较多人口的大型村落（如我国福建的土楼），这些都不能称为城市。即便是工业区，也有一定的人口，通常在城市周围，但也不是城市概念的核心部分。中文讲城市一定非“城”字当头不可，所以中国很多带有城墙的“城”，如南京城。南京城的城墙是我国保护较好的城墙之一，但城墙是历史的产物，早已不是城市的边界，也不是今天城市概念的核心内容。像纽约、伦敦、东京这种国际型大都市，其城市的概念与“城墙”毫无干系。

人口密度是定义城市的重要因素。当人口及其他资源在某些空间位置的集聚和积聚达到一定密度，就叫城市。当然这个密度的标准可能会相差很大。我们国家过去通常把2000人/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视为建制镇的标准。现在有600多个城市，从规划、审批开始就有要求，通常规划为10000人/平方千米，这就是密度。虽然城市由密度来定义，但并不是说总人口达到多少就可以叫作城市，也不是说土地面积达标就叫作城市。应该是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承载了多少人的经济活动，过了一个临界值就可以被叫作城市。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城市化理解为人口从低密度区域往较高密度区域移动的过程。为什么会有这种流动呢？是什么力量在驱动这种流动？如果明晰了这个动力机制，就可以帮助我们对很多经济现象做出正确判断。如果这个动力机制清晰了，就可以帮助我们对很多经济现象做判断。这里讲几条理由。

经济学传统

第一，经济学传统。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有些国家富裕程度较高，是因其分工程度较高。分工程度高，需要一定的市场规模来支撑。何谓市场规模？实际上就是需求集聚。需求集聚，才能实现分工，特别是空间上的集聚，分工程度才能提高。也可以说，是市场规模支持分工。

以城乡差别为例，村庄里通常不会有早餐店铺，并不是说村里的人不吃早饭，而是村民们基本都在家自己做饭。这种生活习性使得即便出现卖炸油条的早餐店，也因为需求集聚程度不够而门可罗雀。然而，这种店铺一旦放到县城、省城，甚至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总需求集聚到一定的量，就自然可以支撑分工体系。城乡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需求集聚程度不同和支持分工的体系不同。

一般情况下，农民进城后都会有强烈的不适应感，觉得处处要花钱。与此同时，也处处能挣到钱，这就是城市吸引大量人口集聚的道理。关于这个道理，我认为，讲得最透彻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我认识的一位在重庆万科龙湖地产的老保安，他曾经培训过7000多名农民工当保安。当我问他如何让农民成功转型为保安。他说，我经常对他们讲，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因为你们每天站在这里，就可以挣到钱。这是我听到过的最透彻的关于城市产业分工的道理。农村小伙子如果站在农村，那就是白白浪费体力，站在城里，这就是一份工作，公司还要给你发制服，发薪水。农村小伙子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城里站着就能挣到钱，就是份工作？当然是城里人有钱并且愿意付给你。再问为什么城里人有钱？这并不是因为城里人聪明，而是因为城里人分工细，很多人都找到自己的工作挣钱。分工细是因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这也许是让我们认识到城市经济的第一个道理。

产业活动所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服务业不创造价值。人们相互服务，互相赚取利润，这有什么差别吗？实际上，同样一件事情，自己做和别人做，就会有生产率的差别。分工细致以后，这个差别就会非常隐蔽，因为它太稀松平常了。然而却是现在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当然，人口集聚也会有很多阻力和麻烦，什么情况下人口会集聚？什么情况下这种集聚会停滞？什么情况下甚至会倒退？这就是我们研究城市化要解决的问题。

以产业活动为例。产业活动并非都需要集聚，比如人类早期的狩猎活动。狩猎活动受限于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狩猎者越多，狩猎成果会越少，因此密度很低。农耕时代稍好一些，单位土地产出有所提高，但受限于农民体力和自然畜力的自身条件，农耕时代村庄规模都不大。早期的采矿业也会集聚很多劳动力，也诞生了一些矿业城市。铁路交通、电力系统发达以后，制造业的集聚规模效应更强，大批量的贸易活动也因此产生，一些交通枢纽点自然而然成为巨大的人口集聚中心。

美国纽约成为当年世界成衣制品的发源地，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当时运棉花轮船不是做点对点运输，而是运到枢纽港然后再分散。纽约作为一个枢纽港，临港周边地区获得棉花的成本非常低，很快就形成了大规模的制衣工业。靠近港口就会有巨大的工业来支持，这个集聚程度就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开始。之后就是大型的商贸行为，促进交易升级。买家和卖家集聚，出现了百货商场、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市场规模不断升级，促进了人口的大量集聚，尤其是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人口。金融是最赚钱的行业，时间成本也最高，所以，金融业通常集聚在面积非常小的地方，比如华尔街，面积只有两三平方千米。

中华文明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而农耕文明对人口集聚没有多大要求。小农户、小村镇，再加上小型集市交易基本就可以完成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行为的全过程。但是中国北方，存在一个客观因素，超越了小农户的整体需求，就是要应对北方民族的草原骑兵入侵。由于农民的步兵与北方骑兵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所以当时的国家通常是无数小农组成，且需要修建长城，有常备军驻守，抵御外敌入侵。中华文明的城市从一开始就与小农大国的行政需要相联系。城镇是国家行政网络里的节点，城镇的布局服务于行政管理。依靠从各地方征税来维持国家的秩序，保障国家安全，这就是我们的城镇传统。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城市化率一直不高（如表2.2所示）。

表2.2中的数据是赵冈先生通过研究古代文献得出的数据，虽然统计上未必完全精确，但仍可窥见一斑。战国时代城市化率不足16%，到了当代1957年是15.4%，二者基本相当。城市化率最高的是南宋，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城市化率的起起伏伏。历史上，城市是行政枢纽，是国家权力的体现，改朝换代先攻城，攻城之后便屠城。城镇的繁荣与衰落，都城的迁移，都具有不确定性，城市文明很难有累积效果。

表2.2　中华文明的城市化率

资料来源：赵冈，2006

古代城市布局也是服务于行政，中间最好的地带、最明亮的地方是皇宫或者是官府。“国人”（财政供养的人口）住在城里，“鄙人”（野人）住在城外，城乡之间的壁垒和差距一开始就形成了。级别够的城内虽有市场，但通常都是被放在城市边缘，不是以市场为中心来组织城市。在历史上，还对市场做了等级划分，“州、县之所不得正式设市”，只有草市让周围农民赶集，且一天只开两个钟头，还不是每天都开。所以，我们的城市文明虽然很发达，历史悠久，但主要特征是服务于管理农业文明，是保护和组织农业文明的国家组织的一部分。

历史上我们很多城市都是官方“打造”出来的，官方开垦一片耕地，有了一个税基，再找一个容易防守的地方建一座城堡，设为行政中心。城镇的设立大多并不是由于产业和商业活动的集聚。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瓷都景德镇很早就十分发达，大批瓷器可以远销欧洲。但景德镇也只能是镇，不是郡县，因为级别不够。“城”讲级别，“镇”则起源于军事建制，流动的大营，都与行政军事指挥活动有关。汉口、佛山、苏州等城市，和景德镇一样，经济容量已经很大，但在行政体系里的级别并不高，这就好像“经济体格”已经成长起来，但穿着一件具有束身效果的“行政外套”，束缚了其成长。这种现象在今天依然存在，如苏州经济总量有很多年是超过南京的，但是论级别南京就是省城，而苏州只能是一个地级城市，经济总量再大在级别上也越不过南京，不合体制。

1840年鸦片战争时，香港不过是一个不毛之地，割让给英国以后，香港成了英国殖民地，也有了城市自主权，结果发展成了亚洲金融中心。英国人占领香港以后，不断到中国沿海地区勘察，认定上海这个位置最重要，有扬子江和出海口，还有那么广阔的腹地，没有什么位置比上海更重要了。但是若以农业立国的视角看，海洋、贸易这些因素完全不重要，所以上海也无关紧要。朝廷看上海也无非就是松江府里那块稻田。结果英国人试探能不能在这里找块地落脚，上海道台轻而易举就答应，还觉得洋人脑子是不是出了点问题，那片烂泥塘洋人想租就租给他好了，最后签的是永久租地契约。那当然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但除了当时国力衰弱这一条件之外，清朝官员的世界观也要负很大责任。不从贸易角度看世界，怎么知道上海的位置重要？后来洋人在上海设立了租界和工部局，搞了一整套“国中国”。上海现在正把当年整个租界开会的记录全部翻译成中文，对如何管理一个高密集型的城市应该还有参考价值。

上海等一批所谓开放口岸，都是签了这种类似的租界协议，才变成了近代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今天回望，也能从中得到与传统行政网点城镇不同的建设和管理经验，比如青岛的地下基础设施。并不是说西方人先天素质优越，而是西欧基于商业和产业的城市化，比我国发展要早。根据赵冈的研究，1893年，我们的城市化率是7.7%，同期日本是16%，英国就是30%，这是当时的差别。我们的最大城市在规模上不逊于别人，但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偏低，最大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也偏低。我们的小集镇非常多，万人以下城镇占却比同期日本和英国多不了多少。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高密度人口经济集聚这变量上，我们是滞后的。

工业发展的需要

从我国工业化程度来看，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统一，加之得到苏联援助，工业化进步速度非常快。但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城市化并未随之发展，这与制度安排有一定关系。然《五四宪法》写明迁徙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但是在后来执行中遇到了很多麻烦。一是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量招工，农村劳动力大批进入北京、上海、沈阳、鞍钢等地和企业，从事制造业和采矿业。农村青壮劳动力一走，农忙时节农业就会受影响。国家开始时发社论劝说，后来发现劝说不太有效，就明令农忙时期禁止农村劳动力外出。二是1958年以后，大量人口涌进城市，城市负荷能力有限，当时没有外汇可以购买粮食，城市供应跟不上。1961年中央发文件，将2000万人由城市遣返回了农村。城市得以正常运转后，便高筑户口壁垒，城市人和农村人被严格区分对待，粮食供应、就业、子女入学、医疗等均有不同政策。除非农村子女考入城市中的大学，或者到部队当上干部，才能摆脱农村户籍的身份。这一阶段，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超前，城市化滞后，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最重要的改革就是扩大了普通人的迁移自由，农民可以外出赚钱。刚开始是离土不离乡，在本地办乡企。后来发现，虽然乡镇企业最高时增加了1亿人口就业，也算创造了奇迹，但是仍不足以吸纳农村的几亿劳动力。随着城市政策的改变，从1983年起，开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于是启动了一场意想不到的人口在空间上的重新大布局。沿海城市开放、海南岛地开放，激发了农民进城打工热潮。市场上可以买到粮食，可以租到房子，土地可以转让，这些改革配套措施，让我们整个的城市化发展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在出生地以外的地方生活工作6个月以上为标准统计，如今的流动人口是2.3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7%，全世界有这个人口规模的国家并不多。这就形成了罕见的社会经济现象，每到春节，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就变成了空城，相反乡镇和农村却会堵车。等到正月十五以后，村庄就变得清静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又重新热闹起来。每年春运期间中国有几十亿人奔波在路上。当时的城市化指数刚过20%，而下业化指数是44%。从那以后城市化指数开始以一年一点几的百分点赶超，到2014年达到了51%或52%。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2.3亿流动人口中，78.8%的人口流向了东部地区。其中有80%的人口集中在大中城市，44.1%的人口在省会城市、计划单位和直辖市。同期全国城镇的平均人口增长只有5.8%，而北京、上海、天津的增长率却在29%、37%、41%。把县级市、地级市加在一起计算，913个地方城市的人口在“五普”至“六普”期间净减少4526万，而有1407个地方政府单位增加了1.28亿人口。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空间重新布局的城市化，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很强的支撑作用，对很多微观家庭来说，改变了他们几代人的生活状况。即便是这样高速的城市人口增长，我们今天的城市化滞后问题依然存在。

如表2.3所示，201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率通常是工业化指数的一倍。发达国家就更高了，美国是4.1倍，城市化率80%，工业指数不到20%。法国也是4.11倍，英国是4.09倍，德国、日本作为制造业大国，倍数小一点，但都是2.5倍左右。巴西是3.22倍。俄罗斯属于全球平均水平。南非、印度都比我们略高，我们是最低的。

表2.3　世界主要国家的城市化率，城市化率滞后于今犹存(www.daowen.com)

注：2010年，全世界城市化率为50.9%，工业占GDP的比重为26%，全球平均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95

发挥集聚潜力，带动规模优势

中国的城镇化达到了52%，略高于2010年的工业化指数47%。这两年经济下行，制造业形势严峻，相应的城市化对工业化的比率在上升。但从全球比较，我们还有很大的集聚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如果进一步增加普通人迁移的自由度，辅之以相应鼓励集聚的改革措施，相信更高程度的集聚还将发生。更高程度的集聚有以下六点优势。

第一，各行业的分工程度高，生产率水平提高。如果说在村镇里想要寻一位美甲师，那恐怕非常困难。但是美甲在城市里已经是一个正规行业，随着分工的深度提升，生产力提升，人们的收入提高，各种产业形态自然会应运而生。

第二，信息成本大幅度下降。信息是公共的，可以共享。信息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不可估量。为什么城市里消息灵通？因为信息的传输需要成本，而传输成本决定信息分享的成本。城里人聚集一起，各种消息传输得很快，消息灵通，机会自然就多。众多的消息不断传过来，对人的大脑刺激就很厉害，你要做出各种反应来处理和应对。信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什么城里人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说要到乡村去度假休息？就是因为这样可以暂时“屏蔽”一些信息，让身心得到宁静。而一旦回到城市，人又要被信息填满。

第三，有利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很高，修一公里地铁起码得十个亿起价。如果城市人口没有一定的密度，是撑不起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在人口高密度的地方，才可以有足够的回报。

第四，比信息更重要的，是知识。知识是一种有结构的信息，天才聪明的大脑很重要，但是只有孤立的聪明的脑子并不能推进科学。科学研究的规律，是聪明的大脑和聪明的大脑在一起碰撞，这是发展科学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光有人口的密度不够，还要有一个特殊人才的浓度。在普通人看来，特殊人才的行为举止都带有怪异性。然而一旦特殊人才集聚，相互欣赏，相互鼓励，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往往就能有惊人的科学发现。

第五，分工提高，危险也相应增加。技术进步和需求的变化，导致分工程度越来越高，有些行业就可能死掉，所以它的结构是非常脆弱的。所以集聚中还要讲结构，单一的元素凑到一起很难持久。历史经验证明，纺织城不行，钢铁城不行，石油城不行，汽车城看来也不行了。只有综合性的城市，各行各业都有一点，东方晴时西方雨，这个行业不行了新的行业又会冒出来，这种结构的城市才能持久发展。为什么很多大学生毕业留在北、上、广、深不肯走？就是这些地方技术进步快，就业机会多，一脚踩空了还容易找到下一家。而小城市你一脚踩空可能就没有下一家了，风险程度大大提高。

第六，节约时间成本。空间上的集聚，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城市中的最优土地，永远是城市人口竞相追逐的地方。

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发展

日本东京仅占国土面积的3.4%，却聚集了日本28%的人口，GDP产量占全国的1/3，其他地区贡献的GDP少之又少，人口分布也十分稀薄。日本的大钢铁厂都建在海边上，物流成本非常低。而我们过去的钢铁工业布局就没有竞争力，物流成本非常高，后来建设的宝钢、首钢也是学习了日本的经验。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大城市分布呈柱状，纽约就是其中最高的擎天柱，集中了美国经济总量的1/10。美国85%的经济总量靠的是占地3%地区的生产供应。其他绝大多数地方，人口和经济贡献都十分有限。纽约面积只有60多平方千米，每平方千米夜间居住人口是2.7万，最高峰是3.2万，白天则有5倍以上的人口进入曼哈顿上班、购物、观光、旅游、看戏。纽约每平方千米GDP产出是16亿美元。

1988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印象并不是很好。整个城市嘈杂脏乱，高楼林立，不见天日。但是纽约人口依然不减，因为纽约集聚了更多的信息、机会与薪酬。纽约密集到什么程度？1981年的城市规划奠定了它的基础，叫格子花的曼哈顿岛。整个曼哈顿60多平方千米，大概有244条街，从东到西也就是8～10条大道。步行其中，一个街区也就不过100～1500米宽，200～300米长。走完一个街区的周边不过7～8分钟。路面很窄，一般十几步，宽一点的20步，再宽一点也就三四十步。城市干道基本在地下，就是百多年前修建的地铁，还有他们的火车也进城。

反观国内很多新区局，街道纵横宽70步，真是辽阔。在一个县级市，马路足有100步宽，没等走到路中间交通信号就变了。也许认为只有马路宽才不堵，其实城市道路关键是密。只有宽宽的马路却缺乏毛细血管路，人口密度稍高就堵得死死的。一些城市越堵越加宽马路，再堵再加宽，但整个大街走一两公里也找不到岔路口，堵在中间还不能弃车而逃。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城区1平方千米的面积内有120多个路口。相比较，国内大都市1平方千米只有十几个路口，这样建成的城市不可能通达。美国也有不少城市大而无当，如亚特兰大，与巴塞罗那同样是500万人口，但亚特兰大占地面积4280平方千米，巴塞罗那只有101.9平方千米。亚特兰大的交通碳排放指数是7.5%，巴塞罗那只有0.7%。

2012年，中国密度最高的城市是深圳，每平方千米产出8亿人民币，当然比纽约的16亿美元还有差距，但比北京、上海密很多。我们现在还是总量论英雄，从来不比密度。城市核心的指标应该是密度。中国城市和美国城市没法对比，美国按密度定义城市，一块国土上居住人口达到多少就是城市了。我们是行政区划定城市，“城市”里有城又有乡。中国的城市里也有密度很高的城区，上海的浦西静安区只有7.62平方千米，每平方千米夜间住了3.3万人，比纽约曼哈顿的水平还高一点。在这7.62平方千米上，一半住居民，一半是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2014年静安区年产出GDP达732亿元，约等于每平方千米16亿美元，和曼哈顿相差无几。不过静安区面积只占大上海的1.2‰，在大上海里也属于凤毛麟角。更多的城市建设还是沿着蔓延的公路高歌猛进。

据国家发改委小城镇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报告，在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已经提出要建新城新区。新区模式全部是大跨度跳跃，然后是大量占地，追求布局气派、辽阔，但却没有人去。我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词，叫“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正常情况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就叫城市化，而我们的建成区面积扩大指数比城镇人口增加速度更快。反过来是什么意思？就是反密度。我们今天的建成区人口，比15年前建成区的人口密度反而降低了。所谓的鬼城指数，是引用网上媒体人士公开的统计数据。前几年的列表曾经引起轩然大波，后来说指标不合理。现在把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包括只住一天旅店就走的人口也一起算。国家标准要求1平方千米按1万人建成区面积，按这个标准来排，从低到高排出50个城市。其实把这个指数叫“鬼城指数”，也不是太合理。英文的“鬼城”是指当年这个城市有过很多人居住，由于产业结构变动或资源枯竭等原因，最后城里人都走空了。比如底特律，当年是全球有名的汽车城，现在不仅房子没人住没人买，连愿意去拆房子的人都找不到了。而我们今天所讲的“鬼城”从来就没住过人，只有水泥建筑建在那里，钢架子立在那里，一直空空如也。

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出现多个项目同时进行的情形？这也是我国很多城市的通病。上海浦西人口最密集的社区曾达到9万人/平方千米，钢铁厂和居民区紧挨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开发浦东计划，但是很多人也并不乐意去，甚至出现了“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浦东的开发至少经历了10年的预热，后来全国开发新区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很多城市开发新区，刚一开工就搞大规划，盲目追求经济总量。但是一旦同时搞太多，就变成了集体无理性，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同时吸引大量人口到新区。

农业文明的人口分布一定是低密度的，如果我们拿这个观念来指导城市建设，似乎是越铺张规格越高，越显档次。以前我们的城市建设目光短浅、不够超前、规划不足、没留出余地是吃了亏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在一个劲地赶超。但如果都是高度超前，修了很多路没有车来跑，建了很多房子没有人来住，没人为你的基础设施投资买单，债务就很容易变成不良债务。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走向到现在也没有明确概念，规划都是从天而降。农民的地征来进行拍卖，大搞土地财政。其实土地财政就是土地债务，土地可以抵押变现，于是搞远距离、大跨度，造新城、修大城，超前规划成为风潮。背后也存在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各地方还存在攀比现象。

原来的观点认为，外需不振，至少我们还有内需。2008～2009年，我们提振内需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城市化建设。但是2010年以后，我们内需的提振并不见成果，这种模式的城市化建设业已濒临崩溃。银行吃不消，农民也叫苦不迭。很多专业会议都在讨论新的城市建设方针，基本围绕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之间讨论不休。我的观点是，无论城市规模大中小，摆在第一位的都是要有适合自身的人口密度，事实上，小城镇的人口密度问题并不小。

日本富山市人口仅有40多万，这个小城市如今却成了明星城市，为什么？富山市的城市建设很早便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无可挑剔，但是由于日本社会老龄化问题严重，很多老人虽有钱却不肯出门消费，基本待在家里，整个城市欠缺活力。于是，富山市政府研究出一个“紧凑城市”的概念，由政府出资，开发一款新的运输工具，即地面电车。这种电车可以让行动不便的老人一抬脚就上车，非常方便。

在这项规划中，政府属于设计方，企业属于出资方，企业获得车站命名权，车站的相应设施依靠市民筹资。“紧凑城市”的规划目标，是让所有老人家住到离车站500步半径以内，为他们提供无心理障碍出行，老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到商场，到夜大学，到演出单位去，大大增加了城市的经济文化活动。最后，市政府还做了一个计量研究，统计老人家如果外出一天走一千步，走路多心情就会好，身体也会好，政府养老金和医疗开支就会下降多少百分点。于是，富山市的市长在日本就成了一个明星市长，甚至欧洲很多国家都请他去讲演。

我国城市建设可借鉴的经验

在老龄化社会激发城市的活力，日本做得很好，我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不过，我国的城市建设也有一些好经验值得借鉴，如上海的嘉定汽车城。原来批的建设用地指标不够，怎么办？上海郊区的农民绝大部分不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就把传统分散的农民集中起来居住，用自家宅基地换房，平均换到两套半。然后把节省出来的空间拍卖，变成可用土地指标。上海市曾总结了这个经验叫“三个集中”，即农民向居住地集中，工业项目向园区集中，可耕作土地向种田人集中，这就是一个空间重新布局的战略，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当然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项目，当时拍卖价格不高，一亩地四五十年使用权是只有70万～90万元，用这些钱来盖农民新村，盖的都是没有电梯的步行楼，但是已经节约了几百亩土地出来。后来全国各地都来学习，江苏、浙江、重庆、成都搞起来了。2010年，上海人觉得明明是自己先创造的经验为什么不接着干？于是现在的空间布局集中程度和城市建设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全都是一次到位的18层以上的高层建筑，而且马上就可以上市流通。农民高兴得很，不用担心有人不搬，也不用政府去强拆。就是利用市场机制，谈的价钱合适签个合同就干。土地节约了，空间规模集聚了，马上就有新的服务业生产进去。政府不用担心这里的人打不到工，也不用担心农民没有了土地就无法谋生。

重庆属于另一个案例，2007年，国务院批准重庆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12月4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该交易所以“地票”作为主要交易标的，中国的地票交易制度就此诞生。

所谓地票，是指原先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了房子，如今房主在外面已经找到工作有了稳定的生活，也租上了房子，他同意把这个房子复垦，重新变回耕地。根据宅基地的不同面积，发给农民不同的地票。把这些地票汇集到一起，在市中心解放碑下成立一个农村土地交易所，把各地整理出来的经过验收合格有凭证的地票拿来叫卖，每两个月开拍一次。凡是在规划区内愿意用地的，无论是国有民营企业都可以举牌。出价高的企业拍到这个地票，就可以在规划区内找一块地，根据规划和当地给土地的补偿然后获得这个土地。地票实际上等于一张门票。因为国家控制的耕地不能减少，建设用地不能无端增加。地方发展城市每年要到中央拿指标，指标用完了城市就不能再发展了。多增加一亩建设用地，同时必须要补上一亩耕地。

重庆从2008年开始做试验到2014年6年间，共完成土地复垦15万亩，组织交易会35场，交易地票13.74万亩，总成交279.12亿元。这块土地的资产还在老家，还是农民的，改成耕地还是农民的承包地，但是原来盖房子的权利出让给了城市，一亩达到22万元。怎么分配呢？有85%由交易所直接打到农户账上，另有15%给所在的生产队。重庆利用地票把农村的土地腾出来，落到中心城区建设中去，这是一个城市加密的过程，在原来行政配置空间资源的架构里引进市场机制，客观后果是改善了人口的空间布局。

那么，已经建成的城市建成区怎么能够加密呢？以深圳为例，随着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和产业升级，工业区势必要更新，形态上也要求改变。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特区的一家公司合资办了一家公司，叫天安数码城，负责专业开发老工业区。它们把最早的工业园，改造成工贸园，然后又变成产业园，现在变成了城市综合产业园。每一次改动都有实质内容的改进，商业、贸易要进去，住宅要进去，娱乐、餐饮、服务要进去，这里不再是单一打工的地方。现在又有最新提法，叫创新产业生态圈，能看出来中国人的造词能力非常强，它也反映了时间和内容的改变，本质上就是密度不断地在提升。

成都也在搞城乡统筹，有一位重庆的农民企业家，来到双流机场附近办工业开发区。在申请建设用地时，却找不到合适的土地修建厂房。这并非个案，大量中小民营公司都面临这种情况。小企业资金不够，项目还没上就要预付40年的土地租金，很多小企业是拿不出这笔资金的。这位农民企业家看到了这一现状，便租用别人不用的厂房，拿出一部分厂房租赁给小企业。由于他开发的区域地理位置好，离机场近，很多企业都参与进来。他有了资金后，便开始建设住宅、商场、排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还修建了一家城里人都乐意来的电影院，为什么？因为城里电影院有停车难的问题，而在这里，这个问题不存在。没过几年，这个地区的城市生态发生了很大转变。在他尝到发展的甜头以后，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开发，在成都这个内陆城市，弄来1万吨海水和两条鲨鱼，游客只要消费就可以穿潜水服与鲨鱼共舞，还可以开直升机观看。这就是一个农民企业家做的事情，我认为，他的空间观比很多高级规划师都要高，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人的经济活动。

最后一个例子，是天津市花费20亿元修建的音乐厅。这个音乐厅引入民营管理机制，两年半时间组织了800场演出，甚至把《战争与和平》都从俄罗斯请过来了，因此出现了北京人坐高铁到天津去看戏的盛况。

上一程的城市化，我们不大注意城市的密度，不大注意人的活动。下一程必须要高度重视这些因素。修建高楼大厦并不难，难的是高楼大厦内要有人的活动；修建影剧院也不难，难的是如何组织大量的演出，让影剧院充满活力。上一程的城市化，是以扩城造城、城市蔓延为特征。这条路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下一程的城市化，一定要紧凑，要学习先进国家的概念和经验。“紧凑”这个词已经写入了城镇化20年规划，要用紧凑这个建设方针，来对冲蔓延。因此，我们一定要转观念、转策略，更重要的是转机制。要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社会治理机制，动员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起用能够成就城市事业的企业家、事业家，可能是市长、规划师、工程师，也可能是商人或者是普通市民来主动作为。让我们国家的城市化下一程走得更加健康、环保、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