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在对经济行为进行研究时分别存在的“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的问题，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适度社会化的嵌入性理论。Granovetter（1985）认为，“我们研究的组织及其行为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把它们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并基于社会网络概括了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Zukin和Dimaggio（1990）拓展了嵌入性研究，提出认知嵌入、文化嵌入、政治嵌入。政治嵌入性是指“经济制度和决策为权力斗争所塑造的方式，而权力斗争则涉及经济活动者和非市场制度，特别是国家和社会阶级”。吴敬连（2012）认为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经济改革目标，就初步确定了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金碚（2019）也认为“中国政府的行为，包括经济计划、重大决策、制度安排等，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做出的；党政关系如同里表，‘以党领政’ ‘以党导经’是中国现实经济重大决策的一个突出特征，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方向总是在党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中确定”。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50条》）。这个决定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包括财税体系、金融体系、外贸体系和外汇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国有经济等子系统的改革方案，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都做了较为细致的安排。从1994年开始，中国根据《50条》的规划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引进来、走出去，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这一说法首次提出，我国城市化进入了崭新的时期。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并详细说明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以上会议内容可以看出，党中央对改革、开放以及金融体系、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的设计、目标和安排体现了政策对各项工作的介入，运行于各项规划和执行的过程中，同时，各项改革措施从来没有同政治相脱离，每一项安排都带有国家权力嵌入的“基因”。韩东屏（2016）认为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规章等具体形态。从党依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特征提出相应的指导政策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制度嵌入性特征。

各省市场主体的行为效果既受市场主体自身特征的影响，也受其所处的制度（各省的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变迁、城市化）的影响（林毅夫，2017）；在经济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上，经济制度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也可以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刘晔，2017）。在直接效应上，经济制度主要通过其制度本身的创新，通过其自身的知识属性，与资本、技术和劳动一起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在间接效应上，市场化进程嵌入、对外开放嵌入、金融发展嵌入、产业结构变迁嵌入、城市化嵌入都影响着劳动、资本、人力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1）市场化进程嵌入。市场化制度就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规范，这些规范支配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及相互的关系。各省市场主体的行为效果既受市场主体自身特征的影响，也受其所处各省的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中国的改革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经济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与法律制度完善”等（樊纲，2011；王小鲁，2016）等。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促进了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抑制了经济增长效率（惠树鹏、郑玉宝，2014）。市场化改革则通过扩大市场潜力对增长率的正影响，促进长期增长（吕朝凤、朱丹丹，2016）。范晓莉等（2013）认为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而制度创新的四大重要表现、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产权非国有化率、对外开放、资金市场化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也各有不同。刘晔（2017）实证分析得到市场化、对外开放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市场化进程嵌入主要关注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及要素效率的影响。

（2）对外开放嵌入。对外开放制度就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规范，这些规范支配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及相互的关系。各省市场主体的行为效果既受市场主体自身特征的影响，也受其所处各省的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对外开放嵌入是指对外开放会影响组织的经济行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一方面是指中国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经济交往；另一方面是指取消各种贸易壁垒，放开国内市场和国内投资场所。开放涉及外资的流入（FDI）、货物贸易。贸易开放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产出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童百利，2016）。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增加了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表现为1996年以前影响不显著，1996年以后有正效应（邢军伟，2016）。FDI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宦梅丽等，2018）。对外开放嵌入主要关注FDI、货物贸易对经济增长及要素效率的影响。(www.daowen.com)

（3）金融发展嵌入。金融体系制度就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规范，这些规范支配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及相互的关系。各省市场主体的行为效果既受市场主体自身特征的影响，也受其所处各省的金融体系发展程度的影响。李强等（2017）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阳加余等（2018）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所起的作用的大小不同。从具体细化研究来看，李广众等（2002）认为金融规模扩张可以促进投资规模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肖功为等（2018）则表明金融规模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样本区间；任行伟等（2019）通过构建计量模型研究出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U”型变化；范学俊（2006）的研究发现，银行系统与证券市场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证券市场的促进作用明显更大一些。

（4）产业结构变迁嵌入。产业结构变迁就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规范，这些规范支配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及相互的关系。各省市场主体的行为效果既受市场主体自身特征的影响，也受其所处各省的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产业结构演进是一个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以及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过程。然而，在技术创新和主导产业依次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产业生产率水平的巨大差异，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流动，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由此带来的“结构红利”维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Peneder，2003），此即产业结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原因。产业结构变迁嵌入主要关注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及要素效率的影响。Eichengreen、韩永辉（2016）、袁富华（2012）、李子联和华桂宏（2015）等认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劳动力由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的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因此，经济发展出现“结构性减速”的特征。刘伟（2002）实证分析得到，产业结构显著影响了全要素效率、资本产出效率、劳动力产出效率。

（5）城市化嵌入。城市化嵌入是指城市化就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规范，这些规范支配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及相互的关系。各省市场主体的行为效果既受市场主体自身特征的影响，也受其所处各省的城市化程度的影响。Black 等（1999）认为空间聚集具有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城市化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的。城镇化通过资金与技术的集聚效应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等机制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任晓聪、郑红玲，2016）；新型城镇化通过发挥其“选择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生产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孙叶飞等，2016）。齐红倩等（2015）认为城镇化发展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市化嵌入主要关注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及要素效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