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问题，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除了必要的资本与劳动之外，外生的技术创新才能保证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Solow（1956），Swan（1956）］。为了阐明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是怎样决定其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Lucas（1988）］，技术创新的外溢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Romer（1986）。因此，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创新成了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其实，Griliches（1979）就将R＆D作为知识资本存量引入到生产函数中，得到了R＆D可以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的结论；坤荣和蒋锐（2007）也将人力资本和知识（R＆D）纳入生产函数中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樊纲等（2011）及黄燕萍等（2013）将人力资本引入生产函数中，得出了人力资本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杜伟等（2014）构建了包含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以边际分析为中心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家对企业的组织管理活动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张洞易，2015）；丹尼森在《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认为资源配置、规模节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梁小民，1999）。因此，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并不能完全解释Solow“残余（Residual）”，也就是说，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解释经济增长还会有余值（剩余全要素生产率）。(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