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以Rom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技术创新的内生作用。技术的创新固然重要，制度环境因素也越来越多地被经济学家所关注，制度环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从组织内知识的积累、技术的创新和增长的角度阐述的^[7]。关于制度环境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制度环境差异的主观描述上，较少的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去论证，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因为学界对制度环境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很多学者都是根据自己的主观理解，或者根据某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变迁，来对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定义的，这种定义较为狭窄，缺乏概括性。诺思对制度环境的定义被普遍接受——诺思把制度环境分为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对制度环境的测量存在较大的难度，在制度环境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或者对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研究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互为因果，方程的内生性问题很难避免，比较一致的做法是添加工具变量，但是好的工具变量较为难找。鉴于诺思对制度环境的定义，我们认为，制度环境的测量应该从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两个方面进行。

对正式制度环境的测量主要存在指标的选取和方程内生性问题。Chen和Puttitanun（2005）在估计制度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引入了人均GDP、贸易量、人力成本和产权保护的代理变量，但还是不能有效处理方程的内生性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在制度环境研究指标的选取和内生性问题处理上颇有进展。Kaufmann等（2010）通过研究总结的六个GIs（全球治理指标）对制度环境的研究具有铺垫性作用，指标包括言论自由与政府责任、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监督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全球治理指标是世界银行调查的世界范围内各国制度环境的综合质变评判，给出了各国不同时期所评估的制度环境各分指标的均值，很多学者用各指标之和的均值来测量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水平，这种方法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原因是各分指标是主观评估所得出的分数，加总的均值很难真实反映一个国家制度环境的真实水平。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现有的考查制度环境的各项指标中，分数统计最为科学的依然是全球治理指标。有不少学者在对制度环境进行测量时采用了他们的指标。Tebaldi和Elmslie（2013）用法治水平、国有化风险和平均制度环境指数三个指标对制度环境进行了测量。平均化指数的核算是取监督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言论自由与政府责任、政治稳定和政府效率几项指标的均值。这些指标来自Kaufmann等（2010）对200个国家的制度环境指标的调查数据。Tebaldi和Elmslie（2013）为解决制度环境测量的内生性问题，采用长期积累的人力资本作为制度环境的工具变量，对制度环境对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Alonso和Garcimartin（2013）指出了学界对制度环境进行实证研究的六大问题：第一，指标多建立在企业管理者、政治家和学者的主观感觉上，存在有偏性；第二，缺乏扎实的理论和概念支撑；第三，不区分制度环境和政策，把二者混为一谈；第四，缺乏不同指标测量的有效性方法；第五，存在数据异质性问题；第六，跨国的制度环境比较存在时间跨度不同和数据统计口径不同的问题。基于此，不少学者开始另外选择相对有效的方式对制度环境进行测量和研究。Gani和Al-Abri（2013）采用政治稳定、民主、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四个指标对制度环境之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Alexiou等（2014）采用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两个指标对制度环境之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测量和研究。

关于制度环境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探讨制度环境对经济领域某个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探讨每个国家制度环境本身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制度环境对组织内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制度环境的变迁，所以，在制度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学者们会慎重处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一般采用工具变量的办法。制度环境之于经济发展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制度环境所包含的要素丰富性。制度环境分为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正式制度环境受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非正式制度环境受一个国家的社会规范和习俗等文化因素的影响。诸多指标如何选择，学者们莫衷一是。至于正式制度环境的指标体系，学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现有文献主要是用制度环境所包含的某些分指标的总体均值作为一个综合指数来度量制度环境的。

本书从跨国的制度环境研究出发，总结了国外学者对不同国家制度环境测量的指标体系。我们认为，在就跨国的制度环境对经济的影响效应进行比较研究时，应该较全面地概括制度环境的主要方面。在对不同制度环境个体进行研究时，需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具体政治、历史环境进行审慎的选择。比如美洲一些国家存在殖民地历史情况，制度环境研究需要考量其殖民地统治和文化历史。对中国的制度环境个体研究需要引入符合中国历史制度环境进程的指标。(www.daowen.com)

国内学者对于我国制度环境进行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即经济学方向、政治社会学方向和法学方向，基本采用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体系中的相关指标来度量。^[8][9]具体到不同的研究方向，对制度环境测量指标体系的选取也有所不同。经济学方面，赵晶和郭海（2014）以国美电器公司的案例为样本，从企业内外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各项指标考查了制度环境对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影响，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考查以法治水平、执法力度两个方面来探讨，非正式制度环境是从文化和道义两个方面探讨的。易先忠等（2014）以经济自由度为指标对我国的制度环境进行了测量研究。余林徽等（2014）以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制度环境两个指标研究了制度环境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研究了区域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与企业管理自主权的关系，其制度环境测量主要选取了政府干预、所有权分离、金融发展和信任等指标。邱斌等（2014）选取了金融发展、教育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水平四个指标来度量我国制度环境对出口比较优势形成的影响。政治社会学方面，周雪光和艾云（2010）运用多层制度环境逻辑，从中央、地方和基层三层次的治理状况对每个层次不同的人群行为进行了测量和研究。黄晓春（2015）从政府角色的角度论述了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激励和约束影响。法学方面，肖瑛（2014）从法律执行的角度阐述了正式制度环境对国家生活的影响。吴汉东（2014）从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方面研究了知识产权法对市场创新的影响。

国内学者在研究制度环境对经济相关领域的影响效应时，指标的选取基本参考了Kaufmann等（2010）的测量体系，可是却不是完整的体系，只是部分选取，这不免会使指标测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需要指出的是，Kaufmann等（2010）的测量体系主要是全球治理指标（GIs），总共有六个方面的指标，指标时间跨度上并不是连续的——从1996年到2015年，缺少1997年、1999年和2001年三年的数据，每个指标的数据也只是研究者的估计值。在所有关于制度环境测量的指标体系中，全球治理指标的使用率较高。原因一方面是它的全面性，另一方面是它的体系划分科学性。这一指标体系是用来进行跨国制度环境研究的，是对不同国家制度环境各个方面的估计值，在国际贸易以及制度环境比较研究中运用较为广泛。在对某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时，只能采取各个分指标的均值作为制度环境的取值。我们认为，这种以西方制度环境为标准进行的研究和测量可以用在跨国制度环境的比较研究中，能够为制度环境的比较提供统一的标准和解释。但是，对具体国家的制度环境进行研究时，需要采用更加适合特定国家具体国情的指标测量方法。在对我国的正式制度环境进行的测量中，樊纲等（2011）通过测算中国市场化指数的方式对我国正式制度环境的测量相对契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中国市场化指数是以省份为单位进行测量得到的，每个省份因为地理因素、历史文化因素等，发展水平不尽相同，通过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金融制度环境、产权保护制度环境和对外开放度等指标进行分类核算，可以更加真实有效地解释各个省份之间制度环境的差别。

关于非正式制度环境的测量研究，应该深入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引入对国民思维和行为有重大影响的变量。遗憾的是，我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对国家的制度环境和国人行为规范的影响效应却没有很好地体现在具体的指标中，这势必会造成制度环境测量中重要变量的遗漏。比如我们的儒家文化，不仅塑造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也通过对非正式制度环境中的伦理、规范起作用而影响到正式制度环境的设计和形成。在跨文化研究中颇有建树的荷兰学者Hofstede（2001）对于价值观测量的七个维度被大多数研究价值观的学者所接受。他到中国后发现中国社会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后来的跨文化价值观比较研究维度中针对处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比如中国、日本和韩国，专门加入了儒家文化作为价值观研究的第八个维度。这充分说明，非正式制度环境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特定国家的历史、信仰和文化传统。比如，西方学者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发展，因为伊斯兰教信徒进入欧洲后，带着极强的信仰敏感性，很难融入主流的基督教文化中。要想促进民族的融合和发展，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学者都在尝试在尊重伊斯兰文化的基础上，研究两种文化的和谐发展。在具体文化维度测量中，许多学者引入自我实现、外界适应性、对传统的接受程度、信仰等文化的核心要素，以期能够揭示文化所决定的人的行为规范的真实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