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环境是决定经济主体行为的基本因素。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支撑市场的制度环境框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当制度环境较为完善时，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较小，产权和投资收益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4]制度环境分为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正式制度环境包括政治、法律等制度环境；非正式制度环境包括社会规范、习俗和价值观等要素。具体来说，制度环境一方面通过正式的体制和支撑体系（如法规框架、金融支持体系、技能开发体制等）直接为各类经济活动塑造市场机会并进行行为约束。张五常（2009）曾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归结为县际制度环境竞争。他认为，应当加入界定经济制度环境的合约结构与安排因素来看问题，这种安排促成了县际竞争。中国社会所面对的局限对界定经济制度环境的合约结构选择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合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密切相关。这种制度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税分权制度环境，地方政府具有较大的动机引进外资，鼓励投资者在本地建厂，以增加地方的财政税收；二是以县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使用权的界定与市场成交是结合在同一合约中的。比如，一个人想要在一个县投资，通常只签一份简单的合约，里面说明土地面积、地点和地价，他（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双方履行责任的期限。签好的合约可以转让，但如果投资者要到银行借钱，有地契在手就比较方便。这种制度环境的设定对设定时的年代而言，有超前的地方，即是释放市场生产要素。这种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一方面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间接明确了产权，另一方面，这种方式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流通，使生产要素进入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主要通过要素价格来实现。重庆一直实行的地票制度环境和郑州准备实行的类似制度环境，释放了相应的市场需求，降低了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通，提升了市场效率。另外，制度环境通过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影响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正式制度环境中的经济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境和市场制度环境等，以正式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出现，对社会群体和个体具有约束力。正式制度环境一旦形成，就具有保护力和强制力。

非正式制度环境，是指社会中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习俗等文化因素。这些是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从对个体的约束上讲，非正式制度环境与个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个体不一定每天都会感受到正式制度环境的强制力，但每天都会感受到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影响力。池田信夫在其《失去的二十年》一书中论述了儒家文化对日本正式制度环境的影响作用。他指出，“最能体现明治政府重视儒家思想的例子就是《教育敕语》。起草者元田永孚是明治天皇最为信赖的儒学家。一般认为，中江兆民和他的主张是完全对立的。但中江兆民将卢梭的‘主权者’也译为‘君’，可见他也是从传统的儒家思想出发来考量民权论的。就连在幸德秋水思想深处扎根的‘武士道’精神，其实也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变形”。资料显示，日本人民并不要求政府机构内部公务员是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人才，而是希望他（她）能够了解各部门状况，掌握国政国体，也就是说要有“君”的素养。这其实和中国的科举体制有相似之处。科举制度环境中，考试的科目并不是经济或是法律，而是“四书五经”，也就是要求人们有“文人”的教养。李雪灵等（2012）认为，在社会具体的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环境对人们行为和习惯的影响更大，也就意味着非正式制度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大量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正式制度环境发达的同时，非正式制度环境也较为发达。有学者对法国南部的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地基于价值观的社会网络的发达，而欠发达的落后地区同时也出现人们信用水平低下和经济不断恶化的情况。这从侧面说明，非正式制度环境和正式制度环境一起，对经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正式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

1.法律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

自Romer（1989）建立经济的内生技术增长模型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经济的发展来自企业对技术和资源的有效利用。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所有的经济活动是在制度环境框架下发生的。制度环境为这一切提供了有效或无效的运行方式，这种方式决定着市场效率。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讲，首先，制度环境对经济活动的主体进行规制，主要有奖励和惩罚的功能。奖励可以通过制度环境中的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直接的制度环境设定来实现，比如产权制度环境对有形和无形财产权利的保护。惩罚是通过对市场中的违约者或者破坏规制的行为进行惩罚的规章制度环境实现的。再者，制度环境通过对市场的规制来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因为企业在交易活动中存在着彼此监督以及防止违约的成本。通过合理的制度环境建设，可以降低企业彼此防范的成本，进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最后，合理的制度环境设计可以使政府行为在一个合理有效的框架下进行，减少或避免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发生。没有监督的政府，极易产生腐败，腐败会导致企业实施逆选择行为，把更多的成本用在与政府建立错误的政治关联上，进而出现更严重的腐败这一恶性循环。对腐败缺少监督和处罚，会滋生非生产的寻租行为，增加企业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经营风险，必然会阻碍经济发展。所以，对腐败的控制和打击应该把警示作用摆在首位。

从国家的发展阶段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情况不同。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监督体系相对健全，能在源头上对腐败有所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体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腐败的阻碍，缺失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不力都会使腐败在范围上和程度上不断增加。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从非正式制度环境方面加强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建设，以弥补正式制度环境的缺失。总之，只有有效控制腐败，才能提升市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环境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对社会中个体行为的限制。这种规则的行文体现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环境，它对国内的经济主体、国外来的投资者都具有规制作用。法律制度环境建立公平的、清晰的规制规则，促进市场中主体彼此的合作。市场的效率来自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行，而低成本又是高效率的前提。在市场对资源进行分配时，如果出现谈判成本或监督成本高到企业都无法承受的情况，企业将止步不前，市场效率也无从谈起。换句话说，企业面临的不确定的外部法律风险，主要是指根据法定或约定，企业外部交易的行为等所依法律的变化或法律主体的所为与不为，对企业产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因此，高效率的市场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同时，企业也面临着内部的法律风险。企业内部的法律风险是指根据法定或约定，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经营、管理、决策等各行为导致的法律风险，诸如企业增资纠纷、股权激励设置的风险。有些企业，建立之初股权结构不清晰，造成在后期成长和壮大过程中存在股权争夺和管理混乱问题，如企业内讧，导致企业效率损失。所以，企业内部的股权结构和管理架构更需要清晰的法律制度环境界定。

2.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

在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中国，要从以往的投资拉动型转到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上来。这种改革是由上而下推行的改革。中央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政策，通过地方政府的执行作用于地方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就与地方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稳定而切合实际的政策会加速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朝令夕改的政策则会拖累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政府政策的第一个特征表现在政策的稳定性上。第二个特征表现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上。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具有干预经济的强大动机，一方面可以促进就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公共支出上。一直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大力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对企业进行扶持、补贴来干预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政策的第二个特征也表现在政府的支出上。支出规模较大的政府对地方经济干预能力相对较强。政府政策的第三个特征体现在开放性上。封闭的政策会阻碍区域内企业与外界的联系，限制企业的进出口，开放的经济政策会鼓励企业加入与区域外企业的竞争，通过进出口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因此，政府政策的第三个特征也表现在外贸上。同时具备这三个特征的政府政策会对经济形成强有力的干预，增加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的竞争程度，实现提升企业国内外竞争力的效果。

3.中国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

Greif（2006）在研究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制度环境差异时发现，中国宗族内部的道德规范对社会形式具有很强的约束力，社会更依赖非正式制度环境；而以城市为社会组织形式的欧洲国家的道德规范较弱却普遍适用，社会更依赖于正式的制度环境，在经济上更注重规模效应。中国的制度环境形成受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影响，这决定了中国的制度环境选择不应该也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制度环境设置。我们需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继承优秀的传统与文化，在制度环境设计时充分考量中国的历史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程度。(www.daowen.com)

广义上讲，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与资本主义制度环境都是社会制度环境，但由于它们在经济制度环境、政治制度环境等具体社会制度环境的设计和安排上具有根本区别，因而它们必然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5]。中西制度环境虽然不同，但对经济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Schultz（1968）在其《制度环境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曾把制度环境分为执行经济功能的部分和执行社会功能的部分。其主要考虑了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影响方式，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他把制度环境中执行经济的部分列举如下：第一，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环境（如货币、期货市场）；第二，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环境（如合约、分成制、合作社、公司、保险、公共社会安全计划）；第三，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联系的制度环境（如财产，包括遗产法、资历和劳动者的其他权利）；第四，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环境（如高速公路、机场、学校和农业试验站）；第五，政府制定的有组织的经济计划，具有澄清价格的功能，澄清在配置资源时是市场价格还是由有组织的计划所引导的影子价格。关于对这种影响经济增长动态的制度环境的研究，他提出，不应该把制度环境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而剔除掉，也不应该把制度环境视为与经济增长无关的给定变量，要将制度环境引入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在此过程中，需要有两个关键的概念，即一种制度环境所执行的功能的经济价值以及经济均衡的概念。那么，怎样才能了解它们的经济价值以及决定其价值的因素呢？我们先假设：这些制度环境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它们可以提供便利，便利是货币的特性之一。它们可以提供一种使交易费用降低的合约，如租赁、抵押贷款和期货；它们可以提供信息，正如市场与经济计划所从事的那样；它们可以共担风险，这是保险、公司、合作社及公共社会安全计划的特性之一；它们还可以提供公共品（服务），如学校、高速公路、卫生设施及试验站。如果对每一种服务都有需求，则正好可以在经济理论的范围内，用供求分析来探讨决定每一种服务的经济价值的因素。

Schultz（1968）把制度环境的研究置于其对经济的作用机制理论框架下来进行，强调制度环境在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而质量的好坏由市场中对这种服务的需求程度来判定。这就把制度环境作为市场中的一种商品对待，这种商品的价格（好坏）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的。按照这个逻辑，在微观企业层面，制度环境可以体现为在企业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所提供的制度环境服务的质量，而制度环境在企业创新中的体现可以理解为在企业创新活动中所提供的制度环境服务的质量。质量的好坏以是否降低企业交易费用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为标准来衡量。

于中国而言，Schultz（1968）的观点的适用性可能是有限的。他关注的是西方经济发展中正式制度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为深远，其倡导的“礼”本质上就是人应有的行为规范。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对普通人的影响，对政治的影响更为显著，比如，董仲舒说，政府官员分为四级，是模仿一年有四季，每级每个官员下面有三个副手，也是模仿一季有三个月。官员像这样分为四级，又是因为人的才能和德行也是自然地分为四等的，所以政府选出那些应该当选的人，再按他们德才的自然等级而加以任用。按照这种逻辑，中国的制度环境研究，应当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经济发展现状。

（二）非正式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

非正式制度环境主要包括社会规范和习俗等文化因素。文化在塑造人的价值观和促进经济长效增长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国文化中的“礼”就是规范系统，儒家推崇备至的仁义礼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做人标准，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都是人们行为的规范。这种长期的规范最终会形成不成文的制度环境，并进一步融入正式制度环境的设计和制定，对人们产生更加长期的影响。中国社会的规范主要是对个人内心的控制和行为的约束，西方的社会规范有所不同。关于社会规范，大多数人意识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存在着规范，而且当他们与其他人交往时，都会以这些规范为依据对他人的行为进行预测。这种意识是社会生活中有组织的特征的一部分。即使人们不喜欢或拒绝遵循某一规则，不遵循这些规则也是非常困难的。人们服从这些规则往往是反射性的，而试图违背这些规则必然耗费很大力气。我们可以发现，规范存在于与他人的交往中，强调的是交往的规则。将规范的理解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可知，规范一是对行为的群体性评价，即行为应当怎样；二是对行为的群体性期望；三是包括对越轨行为的惩罚在内的对行为的反应。这其实是把规范置于群体行为评价中，每个人都是群体中的个体，每个个体需要遵从群体的期望、顺从群体的规则，如果违反这种规则，惩罚也就应期而至。总之，依据自己观察的角度，规范有不同的分类。我们认为，规范是网络内成员能够共同接受的行为标准或规则，这种“接受”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正确行为的默许，一个是对错误行为的惩罚。规范的共享使我们能够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网络的运行。

非正式制度环境是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形于中”而“发于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环境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充分说明，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会把促进文化的发展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措施的一部分。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常被用来指导企业管理。葛荣晋和李伟波（2005）将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主张：一是在企业决策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在企业用人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三是在企业家行为上，要“顺其自然”有所为，“逆其自然”有所不为；四是在市场竞争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王龙等（2003）通过对儒家文化与西方思想进行比较，对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建设中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设有民族特色的管理模式的观点。孙丽君（2013）认为《孙子兵法》之所以对商战中企业战略管理具有指导意义，原因在于孙子思想与企业战略管理理念之间有契合性。孙子“慎战全利”思想契合战略管理理性决策观，“索情重查”契合战略管理整合思维模式，“权变求奇创新”契合战略管理“相机而宜”观。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中有所体现，在西方的主流管理理论中也有类似的呈现。以博弈论中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为例，其强调为获得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可以通过释放信号的方式阻止后来企业进入市场，以避免后来企业进入市场以后加剧市场竞争，减少自身的收益，这种思想是和孙子的“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思想相契合的。至于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学者把东亚地区经济起飞归结为“硬能”（即管理方法、政治制度环境、法律形式等）和“软能”（即工作态度、情感投入、合作精神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实也就是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的作用。“硬能”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正式制度环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起着规制作用；而其中的“软能”，也就是文化的力量，规范着我们的日常行为和习惯。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推动作用，由农业文明和儒家文化衍生出来的、以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义利兼顾的行为准则、克勤克俭的生活信条为其核心内容的东亚价值观，在多元文化异彩纷呈的当今时代，正以其固有的特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功效。我们认为，文化渗透在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规范着人的行为。儒家文化作为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经典，必然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至于非正式制度环境对经济的影响，较少有学者涉足。Weiss和Fershtman（1993）探讨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Harrison（1992）研究了文化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总结了价值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国民的成功动机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现有文献倾向于把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割裂开来研究不同形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势必会有不同的结论。有的学者注意到了此类问题。Alonso和Garcimartin（2013）把影响制度环境的变量分为两种，一种是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等静态状况相关，另一种是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等动态状况相关，并分别建立了估计模型。非正式的社会制度环境的诸多因素中，信任被认为是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Coleman（1990）认为，信任可以促进个体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减少交易成本并加速信息的交流和促进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至于中国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形成，其受到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2013）中谈到孔子关于社会的观点：孔子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他所说的“正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孔子，若要孔子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换句话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义。

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关于治理国家的观点，并不是进行制度环境建设，而是进行社会规范建设。注重名副其实，强调的是人的责任和义务，其实就是人在社会中建立自己的信用，获得别人的信任。儒家文化对中国价值观的形成和社会规范的塑造的作用不言而喻，其对治理社会的观点也契合社会内组织和个人彼此建立信任并获取社会资本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在吸收了国外先进的资本和管理思想的同时，也相应地受到了国外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们的集体价值观中更多地渗透了个人价值观的倾向，这种倾向正在影响中国的家庭关系和社会规范。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传统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呈现出融合性特点。这种特点使我们的社会更具有包容性。东西方企业管理思维相互融合，鼓励不同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环境形式和公司组织形式，这是不同文化所塑造的价值观在经济领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