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程设定

为进一步检验本书提出的假设，运用Heckman两阶段法同时估计企业是否获得连续补贴和获得的补贴程度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我们构造了如下检验模型：

如果获得补贴

y=1为连续获得，如果y*＞0：

式（4-3）为补贴程度方程，式（4-4）为补贴对象方程。向量Z为影响企业获得连续政府补贴程度的变量集合，具体包括式（4-6）中的各个变量。向量X为影响企业是否获得连续性政府补贴的变量集合，具体包括式（4-5）中的各个变量。Heckman（1979）认为，εi和vi具有相关性，所以需要同时估计式（4-5）和式（4-6），在此，我们用Heckman极大似然法对方程进行估计。这里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一个是log（Subsidy），为连续补贴变量，由企业上市前三年连续获得的政府补贴的总额的对数表示。另一个和之前一样，是创业板企业上市前三年连续获得政府补贴的虚拟变量Subsidy=｛0，1｝，当企业i在上市前三年连续获得政府补贴时，Subsidy取1，否则取值为0。Heckman选择方程要求两个方程的变量选择至少有一个是不同的，此处两个方程的变量并不相同。我们没有添加式（4-6）的相关指数，因为对式（4-5）进行估计会得到逆米尔斯比率估计值；再将逆米尔斯比率估计值添加至补贴程度方程中，作为控制变量，由此得到更为确切的补贴程度决定方程，所以，没有逆米尔斯比率的相关性分析没有添加。其他变量均和之前单方程估计变量定义相同。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补贴程度回归结果如表4-5所示。

方程（1-1）和方程（1-2）是没有加入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方程（1-1）结果显示，在连续补贴对象选择中，职工数对企业是否连续获得政府补贴有显著性正向影响，说明地方政府具有推动地方就业的补贴动机。企业负债率（Lofa）、资产收益率（Roa）和股权集中度（HHI）作为企业的经营质量指标，对政府连续性补贴倾向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表明创业企业的经营质量对政府的选择并没有显著影响。企业年龄（Firmage）的正向显著性影响表明地方政府倾向于对经营时间较长的创业企业进行连续性补贴，企业年龄长意味着企业经受住了市场的初期检验，代表着更好的成长性和更大的成功可能性。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BEI）与企业连续获得政府补贴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连续性补贴的情况较少发生。需要指出的是，结果显示，企业高管团队成员与地方政府存在联系（由CEO体现）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连续性政府补贴，但这种作用并不显著。方程（1-2）结果显示，在连续补贴程度决定方程中，政府同样把企业职工数和企业经营时间长短作为发放补贴数额的衡量标准，这两者对政府发放补贴的数额有显著性影响，创业企业所处地区（Region）对企业获得的补贴额度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表4-5　补贴程度回归结果

续表

注：（）内为t值；**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方程（2-1）和方程（2-2）是加入了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方程（2-1）结果显示，在连续补贴对象选择中，创业企业的销售增长率（Salesgrowth）对其有负向影响，说明政府倾向于不对接受补贴后企业销售业绩取得增长的企业给予持续的政府补贴，这与2016年上海市的新能源汽车“补助退坡”政策相一致。研发投入增长率（Rdgrowth）对创业企业是否连续获得政府补贴具有负向影响，表明政府对于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的企业，倾向于认为企业的利润有所提升，或通过获得外部资本具备了独自研发的能力，所以会放弃持续补贴。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是否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政府补贴的连续性获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政府连续性补贴的资源配置中存在产业效应，与企业微观的经营质量对连续性政府补贴的获得的影响对比来看，地方政府更关注企业所属产业，产业效应大于企业效应。方程（2-2）结果显示，销售增长率和研发投入增长率对连续性补贴的强度有负向影响作用，但不显著。创业企业所属产业对获得的补贴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同样存在产业效应大于企业效应的现象。在这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中，企业职工数和企业年龄对企业是否获得连续性补贴及其力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政府在连续性补贴政策中有促进地方就业和企业快速成长的动机。

方程（3-1）和方程（3-2）是用创业企业上市前三年所申请的专利总和（以Patent表示）作为研发投入增长率的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人们普遍认为，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关系，为避免方程的内生性问题，本书选择企业上市前三年所申请专利的总和作为工具变量，满足工具变量与因变量高度相关但是与自变量没有关系的假设条件。方程（3-1）结果显示，替换连续补贴对象选择的工具变量，并没有改变企业是否获得连续性政府补贴的结果，产业效应问题依然存在，其他各变量的影响效应没有显著改变。需要指出的是，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显示企业上市前三年所申请的专利总数与企业是否获得连续性政府补贴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地方政府比较看重补贴的产出效果，对具有创新产出和研发效果的企业比较关注，存在“培养冠军”的补贴动机。方程（3-2）结果显示，在连续补贴程度决定方程中，工具变量的添加没有显著改变发放补贴的力度，说明方程的设定和估计结果是稳定的。

【注释】

[1]PARIDA V，ÖRTQVIST D.Interactive effects of network capability，ICT capability，and financial slack on technology-based small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2015，53（S1）：278-298.

[2]GASSMANN O.Opening up the innovation process：towards an agenda［J］.R&D Management，2006，36（3）：223-228.

[3]GRILICHES Z.Productivity，R&D，and basic research at the firm level in the 1970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1）：141-155.

[4]WALLSTEN S J.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industry R&D programs on private R&D：the case of the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31：82-100.(www.daowen.com)

[5]KANG K N，PARK H.Influence of government R&D support and inter-firm collaborations on innovation in Korean biotechnology SMEs［J］.Technovation，2012，32（1）：68-78.

[6]戴晨，刘怡.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对企业R&D影响的比较分析［J］.经济科学，2008（3）：58-71.

[7]张同斌，高铁梅.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J］.经济研究，2012（5）：58-70.

[8]任曙明，吕镯.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4（11）：10-23.

[9]储德银，杨姗，宋根苗.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投入［J］.财贸研究，2016（5）：83-89.

[10]戴晨，刘怡.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对企业R&D影响的比较分析［J］.经济科学，2008（3）：58-71.

[11]ARROW K.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2，29（3）：155-173.

[12]TASSEY G.Policy issues for R&D investment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J］.Technology，2004，29：153-185.

[13]安同良，周绍东，皮建才.R&D补贴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J］.经济研究，2009，44（10）：87-98，120.

[14]唐清泉，罗党论.政府补贴动机及其效果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07（6A）：149-163.

[15]孔东民，李天赏.政府补贴是否提升了公司绩效与社会责任？［J］.证券市场导报，2014（6）：26-31.

[16]杨洋，魏江，罗来军.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J］.管理世界，2015（1）：75-86，98.

[17]KANG K N，PARK H.Influence of government R&D support and inter-firm collaborations on innovation in Korean biotechnology SMEs［J］.Technovation，2012，32（1）：68-78.

[18]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J］.经济研究，2010（3）：65-77.

[19]宋凌云，王贤彬.重点产业政策、资源重置与产业生产率［J］.管理世界，2013（12）：63-77.

[20]孔东民，刘莎莎，王亚男.市场竞争、产权与政府补贴［J］.经济研究，2013（2）：55-67.

[21]王红建，李青原，刘放.政府补贴：救急还是救穷——来自亏损类公司样本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5，18（5）：42-53.

[22]杨洋，魏江，罗来军.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J］.管理世界，2015（1）：75-86，98.

[23]潘越，戴亦一，吴超鹏，等.社会资本、政治关系与公司投资决策［J］.经济研究，2009（11）：82-94.

[24]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J］.经济研究，2010（3）：65-77.

[25]肖兴志，王伊攀.政府补贴与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决策——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4（9）：148-160.

[26]安同良，周绍东，皮建才.R&D补贴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J］.经济研究，2009，44（10）：87-98，120.

[27]CHEN X，LEE C W J，LI J.Government assist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China［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8，27（3）：262-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