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资源的获得包括企业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对外部资源的获取。内部资源的整合依赖于企业各部门间彼此的配合，这种配合的有效性是由企业内部网络的紧密性和部门之间的信任程度决定的。企业内部每个部门具有自己的结构特征，构成了部门内部网络；部门间有相应的联系密集度，构成了企业内部网络。不同的网络都镶嵌着不同的社会资本，不同的社会资本决定着部门或企业可获得的资源数量。社会资本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可以从不同水平、不同维度进行定义，其中，最为广泛接受的定义来自Putnam（1995）：为获得共同利益，通过社会组织促进彼此协调和合作的网络、规范和信任等特征方式。社会资本根据要素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结构性社会资本包括正式社会网络（参与专业、信仰和文化等协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社会网络（个人与朋友、亲戚、同事和邻居等关系）及政治参与（投票等）。认知性社会资本包括规范和信任，信任可进一步区分为一般信任和机构（政府、宗教、银行等）信任。不同部门具备的资源并不会全部嵌入相应的社会网络。对不同网络内资源质量的获取程度依赖于网络内成员彼此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越高，成员之间就越会冒险把具备的资源用于在网络内部的交流。企业通过多次合作建立的高水平的信任会使企业开展风险更大和更加激进的创新合作项目。

信任是一种预期，这种预期会减少对合作伙伴未来投机行为的恐惧。当网络中的双方开始相信对方，他们就会更愿意主动与彼此分享自己的资源而不担心自己会被利用。当信任关系在一个网络中建立，网络成员就会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信誉，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Mishira（1996）把网络中的信任分为四个方面：第一，相信对方诚心进行信息交换；第二，相信对方具有的能力；第三，相信对方的可靠性；第四，相信对方信息开放的主动性。信任对社会资本获得的重要性在中国早有体现。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2001）中曾提到过浙江一带的“互助会”组织：物品、劳务和少量的钱可以不付利息，短期地向亲戚朋友借用。这种补贴的办法主要见于遇暂时性亏空时，债权人相信借款人有能力在短期内还债。此类借贷可能延续数个月。这种相对较长期的信贷在分家后的兄弟间常见。他们虽然有各自的房子和财产，但仍然有社会纽带把他们联系起来，照顾彼此的福利。为少量借款，向兄弟要利息，被认为是不能的。但需要大笔款项时，向个人商借并在短期内归还常有困难，此时，兄弟之间或其他亲戚之间的互相帮助便不能满足需要。这样才产生了“互助会”。“互助会”是集体储蓄和借贷的机构，由若干会员组成，为时若干年。会员每年相聚数次，每次聚会时存一份款，由每一个会员轮流收集、使用存款，第一个收集人即组织者。一开始，他是该会的借债人，他分期还款，交一定量的利息。最后一个收集人是存款人，他最后收集自己那笔存款和利息。其他成员则依次收集存款，从存款人变为借债人。收款次序按协议、抽签或自报公议的办法决定。

从特征描述可以看出，“互助会”具备非正式社会网络（资本）的基本特点。在朋友和亲戚关系的网络内，成员对彼此的信任程度很高，成员更愿意去交流信息和交换资源以达到互助的目的。费孝通（2008）把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看成是丢石头进河水形成同心圆的性质，也就是“差序格局”。他认为：“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者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个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这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2008）中对中国关系网络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社会网络是从自己出发延伸到家庭、亲戚再到社会的。从里到外，关系的强度逐渐减弱，直到消失。关系的强度是以信任的强度为体现的。在同心圆中最核心的，是家庭成员，彼此的信任达到无间，合作天衣无缝。再到外面的同心圆，是亲亲戚戚，彼此的纽带是血缘关系，彼此信任依然稳固，但是反目的概率变大，合作的条件增加。再到外面的同心圆，是社区村落，由地缘关系联系着，彼此知根知底，信任存于朋友之间，有保留的合作居多。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每个网络都是以一个个体为中心的。从集体的角度来看，每个网络集体内部的关系和合作是最密切的。信任和合作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信任可以促进合作，合作反过来增进彼此的信任，二者的相互促进会进一步增加成员彼此交流信息和资源的意愿，达到增进协作的效果。这和现代企业的网络特征多有相似之处。

与中国现代企业的网络特征比较相似的还有日本。日本幕府和江户时代农业的发展和长久以来形成的农村共同体，和日本的企业紧密相连。我们把这种经营方式称为“家族式经营”。这种方式被认为是日式经营的一大优点，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这种经营方式的出现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资纷争不断发生。经营者就利用家族关系的模式来团结劳资双方，管理劳动者。这种管理模式能够成功是因为日本劳动者本身也适应这种带有农村色彩的管理方式，他们把公司看作新的生活共同体。江户时代，生产增加带来农民收入的提高，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济活动的单位是“家”，但它并不是血缘共同体。池田信夫（2012）把它称为“一族郎党”的集团组织。这种中间组织有着很强的自律性。相比之下，当时国家的统合力就显得非常弱。这种无中心的松散的网络结构也存在于企业之中。日本大企业的董事会可以说是各个部门利益代表的集合，社长就是总代表。各个部门之间、部门与承包单位之间的往来没有一定的模式，全部遵循自律的原则，也没有可以下达总命令的中央指挥者。这种构造正好迎合了日本知识集约型的制造业的需要，因为制造业工程项目复杂，且内部依存度高。这种农村构造也有助于防止劳动者流失，这样的企业很少会中途招人，所以对劳动者而言，换工作的风险过大。此外工会设在企业内部，等于切断了劳动者同其他企业的横向联系，所以劳动者只能选择对企业尽忠，这种以农村为模型构建社会或组织的“农本主义”思想自明治以后一直在日本处于主流地位。在经济高速成长期，这样的组织能够让日本的社员团结起来，有助于提高工程内部的磨合度，确保精度，提高工作效率。日本这种关系网络类似于集体网络。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把家延伸到工作单位。虽然经济单位内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有家的责任和担当。正是这种延伸关系为日本的家族式管理提供了效率保障。(www.daowen.com)

中国的社会关系遵从严格的血缘和家族关系。随着血缘关系的淡化，社会关系也逐渐淡化。没有血缘和家族联系的社会关系，犹如石子投入河水从中心到外部扩散的波纹，逐渐弱化。这种网络决定了人在经济单位中的表现是以对家的利益贡献为标准，而不是以单位的利益贡献为标准。虽然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网络存在属性上的不同，但却有共同的特点：社会网络帮助个人和企业获取资源。具体体现在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外部资源的获取两个方面。外部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首先帮助企业获得第一层的社会资本（信息、关系等）。研发网络的拓展会帮助企业获得第二层的社会资本（优质人力资本、研发资金等）。第三层的社会资本，也是最核心的社会资本，是企业创新能力的获得。

社会资本代表的是企业所能获得的外部资源和技术能力的重要指标。通过建立与外部网络的联系，企业可以获得研发所需要的外部资源以及基础技术能力。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社会学关于社区的研究中，其核心论点是：为了城市邻居关系的更好维持而存在的通过长期的个人交往而建立的网络。在这种网络中，社区成员彼此信任、合作和共同行动。^[14]Coleman（1990）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不是一个实体，而是具有两个共同特征的多个实体：一个是社会结构特征，一个是促进结构中的个体的特定行动”。这一方面是指这种资本是嵌入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另一方面是指促成网络中成员的行动意向。这两个方面其实概括了社会资本包括的两个部分，即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结构性社会资本决定了个体所融入的网络的广度。认知性社会资本决定了个体所融入的网络的深度。广度和深度也决定着获取网络内资源的程度。Bourdieu（1986）把社会资本理解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长久建立的关系网络，成员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认知，彼此可以获得网络内存在的和潜在的资源”。Burt（1992）认为，网络内成员可以获取网络内嵌入的信息和资源，也可以通过提供相应资源而获得网络内的地位和信誉。不管获取的是资源还是相应的地位和信誉，都对网络内成员的个体发展以及整体行动有推动作用。网络分为企业内网络、企业间联盟关系以及联盟网络。不同的网络为企业提供了获得信息、资源技术和市场的机会，而网络的联系强度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知识。强联系有利于企业对特定知识的吸收和利用，弱联系则为企业带来多样化的信息和知识。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它们的均衡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创业企业初立于市场，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通过参与更多的社会网络，可以获得嵌在网络内的信息和资源，达到促进创业企业创新绩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