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研究的是制度环境的环境特性。其作为一个中性质的概念，本身并无好坏之分。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制度环境的程度描述，即什么是制度环境好的制度环境，什么是制度环境坏的制度环境^[7]。好的制度环境应当包括权力有限的政府、良性的不腐败的官僚机构、能够保护财产权利的法律系统、合理的税收和完善的法规。^[8]制度环境的好坏可以用制度环境内的经济发展状况来衡量。如果制度环境的运行有利于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和提升经济活动运行效率，会促进制度环境内的经济发展，那么这种制度环境就是好制度环境。所以，在经济学研究中，Huang和Xu（1999）认为，制度环境代表了投资者受到保护的程度和创业者获得外部资源的水平。政治社会学认为，制度环境指的是官僚体制、监管权力、法治、腐败和法律系统的集合。^[9]在制度环境差、操作不规范的情况下，腐败的出现难以避免。如何提高制度环境、推进改革是当前政府补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问题。汪锦军（2008）认为，市场安排可以提高受补贴者的竞争性，从而使政府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更优化的配置。余明桂等（2010）发现，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确实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的补贴获取效应越强。制度环境不仅和政府补贴资源的效率高度相关，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也有重要影响。Helpman（1993）认为严格的产权保护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水平。Falvey和Foster（2006）的研究表明，严格的产权保护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Shleifer（1998）的研究表明，私有产权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而国有产权可能会阻碍创新绩效。逯东等（2012）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会降低我国高技术企业的创新绩效。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的国家相比，制度环境较高的国家，市场交易和产权会得到更好的保护，企业有更大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创新，获取持续的市场竞争优势，同时，相对完善的制度环境也会减少企业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企业倾向于进行更多的实物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

对于制度环境的测量，国家层面上，现在使用频率最高的为Kaufmann等（2010）提出的全球治理指标（governance indicators，GIs），包括六个维度，即言论自由与政府责任、政治稳定且无暴力冲突、政府效率、监督质量、法律法规和对腐败的控制。我国区域制度环境的研究，主要是以樊纲等（2011）统计的全国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代理变量的。郭苏文和黄汉民（2010）运用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来测度制度环境。潘镇（2006）从法律制度环境和经济质量两个方面来衡量制度环境，他以153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的经验研究表明，制度环境越差，双边贸易越不活跃。在制度环境变量中，影响强度较大的是市场规范程度、私有财产保护程度和货币政策。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中外学者主要是关注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以及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的关系研究，较少从企业管理和竞争的角度去考虑。(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