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胜利，曾给江苏丝织业带来一线希望，然而终因战乱及日本侵略者摧残过重，元气大伤。丝织重镇南京、镇江、丹阳等地只有部分商号复业，南京中兴源丝织厂只开4台织机，少量地生产一些库缎和妆金库缎，专销给一些来华观光的外国人，年产量只有2300米，产值仅9000多元法币。尔后，又有部分机台陆续恢复生产，但不久，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销路阻塞，人心浮动，再加以通货膨胀和限价政策，使刚刚想复苏的南京丝织生产又遭致命打击。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市丝织机仅存150台左右，能坚持开工生产的只有中兴源丝织厂时开时停的那4台织机。较负盛名的丝绸生产地镇江、丹阳，也因原料掌握在官僚资本手中以及国民党政府扼杀民族工业的限价政策，而无力恢复丝织生产。江苏的丝织生产唯有苏州及吴江地区尚有起色，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苏州与吴江的丝织生产在图谋恢复旧观中亦各有不同特点。

苏州的丝织生产是以机器丝织为主，较受社会化大生产影响，诸如煤、电等。1947年苏州进行丝织厂登记，大小丝织厂共有116家，拥有电力织机1311台，其中资本额100万法币以上的丝织厂有11家，即振亚、新记、苏州、东吴、大中、益大、同孚、泰来、徐同泰、祥大、振美、正义兴，其中振亚丝织厂资本额最高，为500万法币，苏州、东吴300万法币，资本在5万法币以下的13家，合股经营的67家。资金贫乏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丝织生产原料——生丝控制在官僚资本的中蚕公司和协导会之手，苏州丝织业所需生丝须向协导会申请。当时的吴县丝织业同业公会曾致函蚕丝产销协导会，称苏州地区丝织生产每年需要生丝5000担左右，并希拨发之，但协导会并不重视。1946—1947年初，苏州丝织业尚能勉强维持生产，1947年4月南京举办国货展览会时，苏州曾送去25项丝织产品，占整个苏州送展品种48项的52%，缎、绉、锦、纱、呢、被面等品种均有，这说明当时苏州丝织业还在尽力恢复。

吴江的丝织生产则以木织机为主，其生产较少受社会化大生产影响，由于吴江的盛泽地处偏壤，相对南京、苏州等大城市来说，在战乱期间受损失较小，但总不如抗日战争前。据调查，1946年盛泽镇的丝织机只有8000台左右，日产绸缎2000匹。抗战一结束，盛泽丝绸界为复兴盛泽丝织业，请求设立盛泽丝织工业协会，借以推动丝织业发展。他们声称：“盛泽四乡乡民重织轻耕，以丝织生产为主要副业，即全区商业之荣枯亦以丝织工业之盛衰为转移”，所以“欲图繁荣地方，首须振兴丝织工业”。经过盛泽各界人士的努力，其丝织业有所恢复，特别是经营木机丝织生产的机户，比抗战期间有所发展，但仍未达到抗战前的水平。抗战前，盛泽丝织业日产量9500匹，而此时才有2000匹的日产量，只及抗战前的四分之一稍多点。(www.daowen.com)

正当苏州、吴江丝织生产准备长足进步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挑起内战，蒋介石在统治区内加紧盘剥。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实行蚕丝统销专卖，丝厂生产的生丝归中蚕公司统销，断绝了苏州、盛泽丝织厂所用原料主要渠道，而中蚕公司配售的生丝又日益减少，丝织业只得从黑市购买生丝，可是国民党政府因发动内战，军费浩大，国统区内社会一片混乱，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丝价居高不下。1948年国民党政府又发行金圆券，同时冻结物价，而丝价却又不在限价之内，一时丝价市场狂风迭起，奸商抢购生丝，囤积居奇，兴风作浪，丝价一高再高，小型丝织工厂或倒闭或无力购买原料而停工，大型丝织工厂则抽调资金争购生丝囤积，有的甚至以固定资产贷款购丝囤积。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江南，国民党政府垮台的临近，1948年底，国统区内经济危机更趋严重，中蚕公司趁机大量抛售生丝，大捞一把，奸商操纵丝价，反而在各种物品狂涨的情况下，唯独生丝价格暴跌，囤积户赶紧脱手，越脱手丝价越跌，原囤积生丝的大型丝织厂亏损惨重，加上电力供应不足，丝织厂被迫停工、倒闭。据1949年的调查，盛泽电机丝织业开动的机户有239户，机台有862台，日产丝织品300匹左右；木机数12000台，开动的仅占60%。丝织业穷途末路。

苏州、盛泽地区丝织业的惨落，标志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江苏丝织业至此如明日黄花，全面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