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国欢庆，饱受日本侵略者摧残的江苏蚕丝界人士认为恢复江苏蚕丝业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一些避居外地的丝厂经营者纷纷回来，准备复业，原地幸存的蚕丝经营者跃跃欲试，重整旗鼓。但因遭日本侵略者百般摧残，生产设备缺乏，资金、原料短缺，农村桑田面积被毁半数以上，缫丝容量减少了63%，蚕茧产量减少了87%。1946年的江苏鲜茧产量为221582担，1947年为238175担，最高的1948年为265780担，虽有所增产，但与抗战前的1936年相比，蚕茧产量还是减少了60%。复业困难重重，希望政府扶持。此时政府的蚕丝统管机构中国蚕丝公司接收了日伪华中蚕丝公司的全部资财，干茧总数就达1500余担，急需缫制生丝，换取现金，以完全垄断江浙沪的丝绸业，而丝厂商们为了解决复业的困难，以求将来的发展，不得不求助于官僚资本的中蚕公司，两者既同床异梦又两相情愿，实际上江苏蚕丝业掉进了官僚资本的陷阱。这一时期的江苏蚕丝业有两个特点。

其一，“易丝承缫”和“承缫”换来短暂复苏。

所谓“易丝承缫”，即以丝换茧，是指易丝厂先向中蚕公司缴纳外销生丝，然后领回蚕茧缫制生丝；所谓“承缫”，即代理加工缫丝，是指申请承缫的厂家先缴付银行承兑期票以作担保，方可领回蚕茧缫制生丝。由此看出，无论是“易丝厂”还是“承缫厂”都必须先向中蚕公司缴钱或缴物作为担保，然后才能谈得上复业缫丝。所以企图复业的丝厂都千方百计拼凑钱、物，以期生产。当时要开工的丝厂江苏最多，仅无锡就有23家。但是，已具备条件“易丝”或“承缫”的厂家，还要受到多种限制。一要有政府批准发给的开业许可证；二要有拥有80台坐缫或40台立缫以上的丝车；三要有三家开工生产丝厂的联保；四要是缫丝工业同业公会会员；五要有两成现金的“垫头”存入银行；六要按贷款时合同规定的生产定额，以当时市价与中蚕公司签订预售生丝合同，并申报收茧行的名称与地点；七要由贷款的银行派出人员，监督收茧。综观这七条苛刻规定，丝厂商们几乎丧失了经营自主权，全凭中蚕公司摆布。但是，由于丝厂商们大多资金缺乏，明知酒里有毒药，还是被迫喝下，以解暂时之饥渴。1945年秋至1946年春，无锡一些小型丝厂尽力增添设备，或几个厂联合用一个厂名，以符合中蚕公司易丝、承缫的标准。自1946年2月开始审批接受易丝、承缫丝厂，至1947年1月结束，中蚕公司共核准了30家丝厂，7019部丝车，无锡被核准了23家丝厂。对于中蚕公司规定易丝、承缫丝厂的丝车数，无锡丝厂界进行了抗议。因为符合当时规定80台坐缫车的厂家只有二十几家，而当时无锡共有大小丝厂97家，丝车在80台以下的就有68家，占丝厂总数的70%以上，若按中蚕公司规定，这些小丝厂都应在取缔之列，当然引起大多数小型丝厂的群起反对。他们集会请愿，到处张贴标语，呼吁社会舆论的支持，最后奔赴上海协导会请愿，据理力争，中蚕公司和协导会才勉强取消这一规定。但另规定，易丝、承缫丝厂必须要有水汀蒸汽，缫制的生丝产品必须达到检验标准。在如此种种困难的条件下，江苏缫丝业以无锡为龙头逐渐恢复生产，1946年春期，无锡缫制生丝301000.87斤，占江浙沪生丝产量总额的35.16%；秋期缫制生丝79308.17斤，占江浙沪生丝产量总额的45.9%（详见下表）。

表9-7 1947年江浙沪缫丝情况

其二，随着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腐败和官僚资本的不断榨取，蚕丝业生产遭灭顶之灾。

1946年7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把社会大量财富消耗于战火之中，国民经济走向更大混乱。在蚕丝业生产方面，中蚕公司和协导会的统管不但没能起到“改恶从善”的作用，反而造成盲目生产、粗制滥造，官僚资本暗中操纵获利。中蚕公司和协导会不顾物价乱涨，育蚕缫丝成本高昂，硬性规定价格。例如，蚕茧价格，抗战前一石白米卖 8—9元，一担鲜茧卖60—100元，一担鲜茧至少可换白米7—8石。但1946年时，一担鲜茧不过换二石白米。中蚕公司规定茧价每担10万元，而不顾当时成本15万元的事实，但到真正收购时又往往低于7万元，即不到成本的一半，蚕农无利可图，纷纷改桑还田。

蚕农无利可图，丝厂也亏本甚巨。据1946年8月30日《锡报》载，每担改良鲜茧平均市价在13万元左右，而用茧制丝每担成本需要350万元以上，较之市价，亏损百万元以上。又有人详细算过一笔账：1946年时，4.5担干茧缫制生丝1担，每担干茧合3担鲜茧，以当时鲜茧每担14万元计算，则1担丝的成本约为225万元；煤2.5吨55万元；人工250个合100万元，总计每担生丝成本375万元，而当时生丝市场最高价仅260万元，亏损115万元。再如，1947年9月，中央信托局收购生丝定价为每担3100万元，但协导会根据地区、时间、茧别、缫折、缫工费、利息等分类核算下来，七、八、九三个月每担生丝成本没有不超过3100万元以上的。据1947年8月17日《申报》载，春茧缫丝成本每担约在3850万。由于成本与售价的巨大差别，江苏的蚕丝生产苦不堪言，纷纷向当地政府诉说抗议，江苏省政府不得已向行政院致电，请政府为挽救蚕丝业危机拟定茧丝收购办法，“令全国收茧商对于鲜茧价格必须根据蚕农生产成本收购，每担不得低于15万元，至全国所产生丝统由政府按照丝厂成本每担350万元收购”。但是，该电文由行政院转经济、农林两部，又由两部转场中蚕公司办理，皮球转了一圈，中蚕公司对于蚕茧价格以“实际收购茧价已经较原议价格酌予提高二至三成……目前春茧收购业务已告结束”为由，裁决江苏省政府“所请通令施行一点似已无须办理”而一推了之；至于生丝价格，中蚕公司在叫了一番困难后称：“已拟具紧急补救办法，签商院长核示，并先商由中央银行贷交本公司缫工贷款100亿元，转贷各厂以应缫制春茧之需。”此乃搪塞敷衍之语，不足为信。(www.daowen.com)

政府撒手不问，主管机构忙于搜刮蚕丝利润，生丝市价随当时社会物价疯狂上涨而上涨，一天数价，各级厂丝有买无卖，D级生丝涨至法币7200元，中级另担开口货也突破法币7000元大关。1948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濒于崩溃，国统区一片混乱。同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1∶300的比率收回法币，宣告了法币的崩溃。在实行金圆券时，国民党政府宣布限制物价，冻结工资，以此挽救国统区经济。这一措施给蚕丝业造成一种奇特现象：在限价前夕，生丝市价折合金圆券每担1400元，干茧市价每担折合金圆券200—300元，缫工工资每工1.25元，再加燃料和业务开支，当时的生产利润，也有2—3分利息，要是不被折息，丝厂还是混得下去的。但到了限价末期，厂丝成为囤积对象，许多人争相抢购，黑市最高价达到了2400元，在价格上涨的虚假刺激下，江苏的机械缫丝厂和手工缫丝厂日夜开工生产，呈现突然繁荣景象。这种“繁荣”不是正常生产情况下产生的，而是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反常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畸形且虚假的“繁荣”，当然好景不长。1948年11月1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限价，12日又公布了《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宣布金圆券贬值10倍，各物无法控制，价格猛涨，唯独厂丝猛跌，囤积户纷纷脱手，绸厂停工停产，丝织品因战局影响没有出路，当时厂丝每担价格15000元，最低时跌到7800元，而每担厂丝的总成本是20200元，照市价15000元一担计算，每担厂丝净蚀5200元。至1948年底，无锡2 000多台丝车已停了1600余部，尚余的400余部丝车只能勉强维持。江苏传统产丝区吴江县也因“绸业不振，生丝销路困难”而年年产丝量下降，1948年缫丝产量为1260担，1949年为1250担。

至于生丝外销，更与战前不能相比，甚至无法与战败国日本相比。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中国生丝出口5210担，而日本仅向美国出口生丝每月就达13000—14000包。再以年而论，1946年中国生丝输出量为17744市担，1947年降至10441市担，1948年又降至7804市担，到1949年则只有6870市担了。又以丝类品种为例，1936年白丝出口30726公担，1947年白丝出口只有4817公担，不及抗战前1936年的六分之一；黄丝和灰丝出口极微，1936年为7215公担，1947年降为403公担，只及抗战前1936年的十八分之一。

表9-8 抗战前后丝类出口统计表

造成外销生丝量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是成本与售价的距离愈来愈大。1947年外销在5担以上的，每磅约合美金5元左右，以每担133磅计，照当时结汇率12000元折合，每担仅值国币790余万元。如在100担以上交易，每磅仅值美金3元有余，平均以每磅美金4元计算，每担生丝外销至少亏600%。

价格上的亏损，加上出口商在收购时的百般挑剔，物价一日数次波动，亏损更大，因此厂家视外销为畏途。

内销不动，外销亏损巨大，物价飞涨，官僚资本残酷榨取，江苏蚕丝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生机不仅没有复还，反而很快衰败，直至陷入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