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自由事业”是允许沦陷区私人自由经营事业。实际上华商始终没有自由经营的权利，不过是日本侵略者为了更顺利地掠夺中国物资资源，用以调和日本军阀与日本垄断资本家在掠取中国的物质财富过程中的矛盾。江苏的丝织业是被划入“自由事业”之列的。

表面上日本侵略者把江苏丝织业划入“自由事业”，没有采取军管方式的露骨掠夺，实际上较具规模的民族资本丝织厂，无时不在担忧华中蚕丝公司的“合作”“收买”“租赁”等威胁。当时江苏丝织业在日寇的践踏下，镇江、丹阳等地的丝织业几乎全部停业，南京在遭受日寇大屠杀后，许多丝织工人丧生，厂家关闭，丝织业生机全部断绝，只有苏州地区丝织业尚在喘息，但其丝织品外销权为华中蚕丝公司掌握。据记载，华中蚕丝公司所控制的丝织品种有华雄绉、素纺、12克编织品、碧绉、英雄绉、灯芯呢、21克交织品、素绫、花绉缎、博大呢、生丝编织品、电力纺、素双绉、素绉缎、短纤维编织品。1942年前后，经营丝织品销售的绸缎庄被华中蚕丝公司控制，华人绸商的销场需经日本侵略者允准，不仅如此，华中蚕丝公司还以生产控制销售。1940年前后，该公司在上海组建绢丝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建为华中蚕丝绢布工场，并设分场，直接控制丝织品生产，其设备有织机202台，职工2579人，主要产品是华雄绉（冬季衣料）、博大呢（男冬用）、英雄绉（冬季衣料）、素双绉（女用）、华蚕绉（女用）、碧绉（内衣用）、电力纺（内衣用）、灯芯呢（男用）、力士呢（女用）、格子碧绉（内衣用）、条彩缎（夹里用）。该厂开工827天，产丝织品16478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更加强了对中国物资的统制，对丝织品向国外运销控制更为严格。日寇控制的中华丝绸产销互助会规定：凡工厂生产之丝织品必须将数量、品种报告该会，丝织品之输出国外需经该会贩卖机关贩卖，其他机关、人等均不得贩卖。作为汉奸政权苏州地方政府的御用工具吴县丝织业同业丝会，其制定的章程中也无一不为日寇统制效力，在该会章程中的“任务”项下，第一项任务便是“关于丝织品之生产统制事项”，丝织原料生丝来源均由华中蚕丝公司提供，而各丝织厂新织成的丝织品须交华中蚕丝公司输往国外，其运销统制情况见图8-2。

华中蚕丝公司从统制蚕茧、茧行入手，控制了机械缫丝厂和手工缫丝工场所需蚕茧，并可防止蚕茧运往上海卖于英、美洋行，从而捏住了原料来源，控制了江苏缫丝业；同时，华中蚕丝公司在独占缫丝业后，将生丝运销统制起来，又扼住了丝织原料的来源，控制了丝织业；再将生丝及丝织品的输出握于股掌，从而华中蚕丝公司垄断了江苏全部的丝绸业，排斥了除日本以外的外国资本，把江苏丝绸业置于日本经济的羽翼下，成为日本经济的附庸。

面对日本侵略者对丝绸业的统制、掠夺，江苏丝绸界一些民族资本家和商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同形式的抗争。日寇限制小型缫丝工厂发展，他们就针对限制进行合法登记，迫使日寇承认小型丝场的存在；日寇限制小型丝场的缫丝设备不得超过20台，较大的经营者在登记时不把实际丝车数全部申报，或化整为零，把设备分散经营，每满20台就另取招牌分别开工。例如，张恩深于1938年在无锡办的绪兴协、大丰等小型丝场，就是在一厂内分领执照，挂出几块牌子经营。日寇禁止华商从事产品销售，对外输出更需经日本人之手，而小型丝场主或商人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方法掩护，逃避日军检查，秘密运至上海，或内地经缅甸辗转出口。其主要方式有：(www.daowen.com)

图8-2 华中蚕丝公司运销统制图

（1）通过水路，将生丝与其他货物混装。一般是将生丝藏入船舱夹板下，大多是5件整档生丝，闯过日寇“验关”抵沪。偶尔被扣，即以重金贿赂。

（2）跑单帮化整为零。事先联系好人员（一般找妇女或小孩），交给几小包生丝（每包三十绞，三十包一件，五件为一档），由承运人拆散系在身上、臂上、腿上，或缝在衣服内，想方设法送至上海，到指定地点交货。

（3）借助日本轮船装运。表面上船面装的是干茧，船舱内夹带成件厂丝，到上海报关后，在外滩七号码头日本渡边洋行前卸货，卸货时间在半夜至翌日两三点钟，由预先准备好的汽车直接送往丝厂或堆栈，每次能运100件左右。总之采取五花八门之方法，千方百计将生丝运出，显示了江苏丝绸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斗争艺术，日寇明知如此，也无良策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