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丝绸在国际上享有高信誉，一直是大宗出口商品。丝绸对外贸易是江苏丝绸业赖以生存、发展和繁荣的必备条件之一。在论及这一时期江苏丝绸对外贸易状况时，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近代中国及江苏丝绸外贸的大致情况。

中国丝绸输出在18世纪前仅为丝织品，丝类产品几乎不见输出，即便如此，清政府也严格控制丝绸对外贸易。1757年，清政府宣布撤销江海、浙海、闽海三关，“夷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从此，中国的海外贸易集中于广州。这给丝绸商人带来好处，他们将江苏丝绸贩运至粤，卖与广州行商，转售外船，获利甚厚。“他们不拘贵贱采买丝织品下洋以图厚利，”一时间走广商人趋之若鹜，苏州织造安宁惊呼：“苏杭二处走广商人……不知凡几。”大量丝绸走粤外输，引起江苏丝织原料缺乏，丝织品昂贵，机匠失业，机户倒闭时有发生，安宁对此曾提出警告，“若不早为节制，恐将来军民益困，所关似非浅鲜”。清政府对此重视起来，1759年令“江浙各省督抚转管滨地方各武官，严禁查禁。倘有违例出洋，丝一百斤，发边卫充军；不及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枷号一月，杖一百……船只货物俱入官”，可见惩罚之严厉。但不久，在洋人及国内商贾反对下，清政府于1762年下令弛禁，然仍有各项苛刻之规定，如由江苏往闽粤安南等商船，每船搭带糙丝以300斤之限。

当中国封建政府正扭扭捏捏地窥视世界时，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取得很大成功，社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纺织工业突飞猛进，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大量丝织原料，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丝绸大国——中国的生丝成了他们主要的掠取对象。最早经营中国生丝出口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1760年至1764年间，该公司运销出口的生丝值银3.749两，占中国出口总值的0.4%，1770年至1779年十年间，增至每年30万—40万两，占出口总值的25%—38%，到1785年至1789年间，其出口值达到50万两。就中国对外贸易而言，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对外贸易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关税自主，这是一个国家进行平等的对外贸易、保护和发展本国民族经济的重要主权。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协定关税”的特权。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第十款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是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的肇始。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清政府接受了第一个片面协定税则，该税则所载大部分的主要进口货的税率为值百抽五，这个税率比中国原有粤海关实征税率降低了58%—79%。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除例外（茶、丝、鸦片）及免税（洋人日用品）以外，进口货物一律按值百抽五征税，正式固定了值百抽五税则，比1843年的税率降低了13%—65%，此征税原则长期成为旧中国进出口税率的标准和基础。在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尽管物价、银价在不断变动，中国的税率却不能相应提高，实际征税率一般还不及真实货物的3%，中国关税完全丧失了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此外，资本主义列强还千方百计地控制中国海关，使中国丧失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权。鸦片战争前，中国海关自主，1853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Alcock）借口上海小刀会起义，派兵占领上海海关，并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H.Marshall）勾结，宣布实行“领事代征制”，即由英、美领事代中国向其本国商人征收、保管税款。1854年6月29日，英、美、法三国领事与上海道台吴健彰签订“海关征税税则”，由三国委派之人组成所谓关税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上海海关，上海海关就这样落入了外国人之手。1859年，英国人李泰国被任命为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由英国人赫德（Robet Hart）接任，赫德充任总税务司之职达45年之久，直至1909年才去职回国。总税务司掌握了中国海关行政和人事大权，连中国总理衙门也无法干涉，海关完全成了一个受洋人控制的独立于中国行政管辖之外的殖民机构，资本主义列强将中国海关变为控制中国对外贸易、支配中国经济和政治的重要工具。

随着通商口岸的接连开辟，关税自主权的丧失，海关受制于洋人，中国出口商品的具体内容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需要而变化，中国丝绸生产更日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19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丝绸的出口值超过茶叶，居中国出口商品首位（详见下表）。

表7-11 丝绸、茶叶、豆类出口情况（1868—1913）

其中生丝的出口在1870—1928年间，总值提高了7倍以上，从23 518关两提高到169347关两，由于机械缫丝工厂在中国迅速发展，丝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首要地位一直维持到20世纪20年代。19世纪末，机械缫丝厂的厂丝很快达到出口量的45%，1920年达到80%以上。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世界生丝市场萎缩以及日本厂丝的激烈竞争，中国生丝出口受阻，1936年仅占出口总值的7.8%。究其原因，主观上是中国丝业还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激烈变化，客观上主要是日本作为生丝的主要生产国和输出国加入了国际市场。“当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丝业尚处于形成阶段时，美国人更喜欢中国丝，但当华丝价格上涨得太高时也购买日本丝……不过，日本人注意到了外国顾客的需要，并很快作出了标准化和机械化的努力，到1909年，日本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丝输出国。”日本的生丝出口量从1870年的0.7万担上升到1928年的54.9万担，是该年中国生丝出口量18万担的3倍多。美国作为最大的生丝市场，其进口额在1916年占到当年世界生丝贸易额的60%，到了1928年，日丝占了美国进口生丝总量的89.9%，而华丝仅占9.1%。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国际市场生丝需要量增加，美国纽约、法国里昂成了国际生丝大市场，中国生丝出口的绝对数还是很大的，江苏生产的白厂丝在国际上供不应求，每担白厂丝销售价高达银1600余两，生丝外销看好，厂商获利甚丰，无锡出现了一片建厂添车的景象。1925年，江苏丝厂达38家，丝车10 416部。1928年，无锡生产白厂丝26 661担，外销总值银3733.24万两。

1929年，爆发了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世界各国的消费能力大幅度下降，生丝市场需要量也随之下跌。生丝消费量最多的美国，丝销滞缓，存丝充塞。美国生丝消费若以1929年为100，1930年则为93.6，1931年为96.0，1932年为89.3，1933年为75.7，1934年为75.4，逐年递减。1930年的国际生丝市场几乎无市，生丝价格暴跌，1929年10月纽约市场上等厂丝每磅6.22美元，到1932年10月就跌至每磅2.54美元，下跌了60%。中国生丝的出口量也由1929年的189980担下降为1930年的151429担，减少20.3%，1932年降为78219担，比1929年减少58.8%。

1932年底，江苏、浙江两省积压的陈丝就有3万担，江苏生丝出口几乎断绝，当时江苏丝厂坚持开工的仅有无锡永泰、华新、乾生3家。1933年春，海外生丝市场有所松动，江苏各丝厂渐活。1935年，欧美诸国随着经济危机的结束，生丝需要量渐增，江苏生丝出口回升。1936年江苏产丝34000余担，除千余担内销外，绝大多数销往了国外。

从另一角度看，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丝及丝织品在中国出口总值中的比重是迅速下降的，20世纪20年代末被豆类超过，30年代又被籽仁和油类超过，且不到出口总值的十分之一（详见下表）：

表7-12 丝织品、茶叶、豆类出口情况（1913—1936）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江浙主要丝绸生产地，摧残丝绸生产，限制并控制丝绸对外贸易，欧洲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丝绸的出口基本停顿。这种状况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也未见好转，并一直延续至1949年全国解放。

江苏丝绸的对外贸易在这一历史阶段有着同样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特征一：生丝贸易摆脱洋行控制，建立直接对外销售系统。

中国的生丝贸易长期受外国洋行控制，且生丝的生产流通过程发展到近代，有农—工—贸的形态。在手工缫丝时期，农家及手工缫丝者无力将生丝运至国外销售，国外丝织厂也不可能直接到中国农村收购生丝，于是出现了中介人，即中外丝商。外国丝织工厂向在华经营生丝的洋行购买，或从法国里昂、美国纽约、日本横滨三大生丝市场购买。各国在华洋行则通过经营出口业务的华丝行或买办收购内地生丝运至上海、广州等口岸。中国机械缫丝兴起以后，生丝由机械缫制，但流通过程并无多大变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专家学者明达人士纷纷指出间接贸易对中国生丝外贸带来的恶果，外国洋行“对于丝厂家欺压行为，那所受的有形无形的损失，更是不堪一言……洋行家对于丝厂家，正好比地主对佃户一样……丝厂家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把产品如何改良，成本如何减少，而受洋行家的轻轻数语，又那得不失败呢”。“间接贸易之弊，不但利息外溢，即丝价之高低，完全外商之操纵”，更有进一步分析原因者，“我国丝茧，向无海外贸易机构之组织，所有出口，多假乎外国洋行，而不能直接销售于用丝外商，因之海处情形，无由知悉，每由洋人操纵愚弄”。此言极是，由于中国丝厂商和国外用户受洋行阻隔不能直接见面，无法了解国际生丝市场真实行情，受洋行摆布，盲目经营，损失惨重。例如，1882年春夏，丝商胡光墉见近几年生丝市场上涨，上海丝商获利甚厚，便大量收购生丝，以图善价。其实，当时国际丝市已下落，他因信息不灵蒙在鼓里，至该年秋冬，行情续跌，洋行杀价收购，只落得倾家荡产境地。日本丝厂商更视我国生丝为竞争死敌，利用我间接贸易之弱点，打击我海外市场。“如数年前苏丝价本在六七百两左右，而日本人故意抬高到八九百两，收买我一部分华丝。再以市价亏本卖出，国人不明内情，以为丝价真有起色，遂竞相放价收购（蚕茧），卒至成本过高，无法出售，中其奸计，受其困乏，而犹不明究竟，亦可痛矣。”如1929年日本片仓日华蚕丝会社委托华人陈仲行父子在吴县和无锡开原乡一带租行收茧，故意抬价至80元以上，较之无锡茧业协会议决限盘每担50元竟超过30元，致开原等地茧行几乎无茧可收。在日商任意放盘；故意捣乱下，茧价普遍上涨，从而增加了沪、锡丝厂的生产成本，削弱了其在国际生丝市场的能力。

长期的间接贸易，受尽洋行及外国商人欺诈、愚弄，付出了巨大代价后，中国丝厂商才懂得一个道理，“世界上无论为何种贸易，均贵乎直接”，“欲求中国生丝的海外发展，非把中间的虫挑去不可，而和（外国）丝绸厂直接交易去”。中国丝厂商首先摆脱洋行控制，开展直接对外贸易的，是江苏无锡永泰丝厂薛寿萱。

薛寿萱接管永泰丝厂后，锐意改革，打破陈规陋习，改良了蚕种，改造了技术装备，改变了旧式工厂管理使之资本主义管理化，永泰丝厂以新的面貌走在了丝厂业的前列。永泰丝厂的金、银双鹿牌生丝销路虽然尚好，但仍受洋行控制，常遭意外损失，企业前途没有可靠保障。薛寿萱深知其利害关系，遂打算直接出口。1929年10月，薛寿萱以中国代表团团友身份，与丝厂商黄橙宇、李安、韩有光、缪钟秀等5人出席了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万国生丝博览会，会议期间，薛寿萱做了详细考察。当时美国经营生丝最大的公司是乾利公司，该公司年销生丝量达15万包，其中日丝占13万包。通过比较，薛寿萱认为：“华丝如能改良，增加出口数，则亦可同样（在美国）拍板。”

1930年薛寿萱与无乾甡、振艺和瑞纶等厂联合组建了通运生丝股份有限公司，薛寿萱任董事长，吴申伯、周君梅为常务董事，李述初为经理，高龙木为副经理，公司设在美国纽约57街通运文物商店内。专雇女秘书一名处理生丝贸易有关业务，薪金为贸易额的百分之一，此外在法国里昂还委托里昂丝织厂独家代理经销。参加通运公司的丝厂，可将自己的产品直接运往外国销售，当然，公司外销生丝以永泰丝厂产品为主，约占80%。生丝直接外销后的外汇结算比通过洋行有利，例如， 1931年永泰外销一批300件生丝，外汇结算的纯利润比通过洋行销售高出一倍以上。

薛寿萱在与人合伙开展直接贸易取得一些初步经验后，亦谋求独自创办永泰系的贸易机构。1932年，薛寿萱派华新制丝养成所所长薛祖康去纽约调查。薛祖康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美国比较熟悉，他通过友人介绍直接会见了生丝掮客，得知美国华丝用户多采用永泰产品，特别是匀度高达94分的“金双鹿”牌生丝，为其他华丝所不及。薛祖康回国后，立即建议在美自设永泰公司，直接对美贸易，同时还可省去支付通运公司2%的手续费。不久，薛寿萱又赴美国亲自考察，筹备设立办事机构。薛寿萱还拜会了纽约丝业巨头陶迪、欠纳、乾利，成为纽约生丝交易所的会员，通过掮客罗纳德直接推销永泰系各厂产品。薛寿萱回国后，聘费福寿去美办理永泰业务，1935年又以魏菊峰接替，并正式在美国建立永泰公司。

永泰公司设在纽约东40区34街14楼1408室。公司注册人员为：经理薛寿萱，副经理薛祖康，司库费福寿，书记魏菊峰，并请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人奥洽德为董事，美国法学博士里甫斯为法律顾问。然而公司实际工作人员是书记魏菊峰，技术员吕焕泰和苏尔沃尔小姐。永泰公司在纽约的来往银行是欧文信托银行、纽约化学银行、大通银行、纽约中国银行、花旗很行。

1938年，永泰公司除作为美国纽约生丝交易所会员外，还进入其他物品交易所，以图在美扩展市场。不仅如此，薛寿萱还派人到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市场调查，在法国聘请代理商销售，在英国直接与客商订约，独家经营，在澳大利亚也聘请了代销人。

贸易机构的建立和代理商的聘定，使永泰公司终于摆脱了洋行控制，产品销售顺畅，获利丰厚。薛寿萱并不满足，他进一步调查了欧美国家300多个用户丝织厂，哪一家需要哪一级生丝，每月的需要量是多少，逐个排队分析，有计划安排生产，在品种和时间上尽量满足用户。1935年，美国风行丝袜，永泰公司在纽约的贸易公司看准行头，及时送去丝样品，组织生产，争取了新用户，扩大了销路。

中国的生丝对外贸易不通过洋行，由本企业自建外贸机构或聘请代理商，开展直接贸易，在中国近代丝绸史上，仅有江苏无锡的永泰丝厂一家。厂主薛寿萱的开拓性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特征二：丝织品贸易在逆境中力求产品适销对路，优质取胜。

江苏丝织品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对外贸易大宗出口商品，主要有两个原因。(www.daowen.com)

第一，江苏丝织品生产历史悠久，量多质优，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江苏丝织品种多质量优，闻名遐迩。例如，吴江盛泽一乡所织“绫、罗、绉、纱、纺等类，岁可出数十万匹至一百万匹”。1915年盛泽汪永昌绸缎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名誉奖，张沅生绸庄获金奖，广昌成、升记各得银奖。1919年美国费城万国展览会上，苏州振亚织物公司展出的纱、文华缎、华顿缎、巴黎缎、振亚绉、香妃绸、花襄绸等九种产品，获最高优等奖。江苏丝绸精良的质量成为吸引顾客最有力的手段。

第二，顺应时代潮流，注意采集信息，务使产品适销。江苏丝织业以往习故蹈常，不太注意市场行情。随着近代科技的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的活跃与发展，国外消费水平的提高，江苏丝织业也在努力顺应时代，改造自己。除尽快更新技术与改造设备外，大多数丝织厂或绸庄甩掉了单一的或产或销方式，开始集产销为一身，在国内商业中心和最大口岸上海设立分庄或销售处，以此为窗口，把国内外市场对丝织商品的需求情况及时反馈给厂家，在一定程度上“以销定产”，适销对路，把流通与生产过程紧密联系，这对于改善丝织品对外贸易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当外国客商反映“中国绸缎门面太窄，不合外国妇女裁定之用”情况后，江苏各丝织厂、绸庄纷纷改置阔幅织机。1931年，江苏丝织业还对国外丝织品畅销地的时尚、税率、品质、花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先后调查了日本长崎、大阪，朝鲜新义州、京城、仁川，越南南圻，印度加尔各答，以及檀香山、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了解掌握了许多情况。如越南“对于丝绸品的好尚，色以黑、白二色为主，花纹宜小或素身者”；檀香山“最易销者首推绉纱，次为文绉……卖与西人者，花色要旧；卖于华侨者，花色要新”；而菲律宾“当地人民无分老幼，均喜着颜色新鲜，花样新奇之质料，且因天气炎热，质料尚轻尚薄，与吾国质料以分两季者适相反”；印度加尔各答人民对丝织品“好新鲜，不善平淡，所著服色多光彩炫目，兼以气候关系，丝绸质料尤喜轻软”。这番详尽调查，使江苏丝织界进一步了解国际市场，掌握市场行情，由此改进丝织产品，适销上述地区，为江苏丝织品畅销南洋创造了条件。再如，江苏生产的一种专销印度与南洋的印度绸，轻薄飘逸，多为热带妇女用作丽莎；南京出品的一种灰白或英白色的织绸，适合做夏季西服之用，亦专销印度和南洋。苏州在1925年销往南洋的丝织品总值就有210万元。在越南，江苏各类丝织品盛销；在新加坡，江苏丝织品以匹头为大宗，次为丝线、丝手帕，以后又增加了丝织半成品的输入。江苏生产的高丽纱以销往朝鲜为最，1917—1923年间，高丽纱年销量为356万两，绸缎销量几十万元。还有一个种披风，也很受朝鲜人喜欢，年销量40万件，计160万米。享有盛名的盛纺销往朝鲜颇多，也行销欧美等国。江苏丝商毕康侯1921年赴美参加万国绸博览会期间，曾见美国的一家大公司出售盛纺，1915年《农商公报》也有此类报道。江苏洋纺销往美国，其年销量值也有50万—60万元。

江苏丝织品外销品种很多，大宗产品有花累缎、素累缎、贡缎、元缎、织锦缎、高丽纱、盛纺、府纱、江绸等，还有宋锦、云锦、玄生纺、印度绸、色仿绸、洋纺等。江苏丝织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加拿大、智利、苏联、墨西哥、日本、朝鲜、瑞典、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印度、缅甸、越南、澳大利亚及南洋诸岛国等。销往最多的国家为朝鲜、印度、南洋诸岛国。

根据上述情况，江苏丝织品对外贸易应该得以维持和发展，然而实际情况并非那样美好，外贸出口大都保持原有水平，甚或不断下降，江苏丝织品在国外的市场也不断丢失。例如，镇江在1909年至1918年间共输出丝织品3489.51担，价值4429.497海关两，平均每年输出387.73担，价值4921.66海关两。其中输出最多的1912年为1490担，价值822.352海关两，1917年与1912年相比，丝织品的出口数量下降了53.69%。南京丝织品出口下降更多，1921年输出量为9151担，1924年就降为3587担，1930年锐减至101担，而1931年则只有8担了， 1921年与1931年相比，下降幅度几乎为100%。

苏州地区丝织品出口量1918年为63740匹。1923年至1925年苏州输出的纱缎平均每天175000斤，每斤价值12元；1929年时苏州外销丝织品为21204匹，1918年与1929年相比，苏州丝织出口量下降了66.73%。

经分析，江苏丝织品出口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绸进口课以重税。率先对我丝织品课以重税的国家是日本。朝鲜原来是江苏丝织品的一大市场，日本占领朝鲜后，高筑关税，排挤我国丝织品。1920年8月日本宣布，输往朝鲜的丝织品由“从价改为从量，较之从前所征税率有加至三四倍不等”，每斤丝织品征收510元，沉重打击了江苏丝织品在朝市场。以往盛泽产的高丽纱每年输往朝鲜的销售额是300万元，新关税以后，降至60万元，下降20%。1924年，日本又将输朝丝织品从原有税率的15%—30%提到75%—100%，即值百抽百，税重于本了。江苏丝织品不得不丢弃朝鲜的市场。再说南洋一带，时为英、法、美、荷的殖民地，江苏丝织品输入该地，常受到宗主国加税的威胁。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了限制进口和对外倾销产品的措施，先后有26个国家提高了中国丝织品进口税，由值百抽五加征至值百抽三十，其中尤以法属越南最盛。1926年前，江苏丝织品输入越南每百基罗征收200法郎，1929年10月增至每百基罗征收14000法郎，一下子猛增70倍，为此江苏丝织产品在越南断绝了销路。欧美各国关税也由值百抽十五加征至值百抽六十五，外销成了无利可图的亏本生意，国外市场逐个丧失。

第二，政府不行保护本国工商业之事，反而多有困商虐政之实。由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府腐败无能，长期以来视江苏丝织业为出口换汇的摇钱树，只顾索取，很少加以扶持和保护，阻碍了丝织业产销。苛重的税收不仅限制了丝织业资金积累的规模和速度，也是对丝织业技术设备改造的釜底抽薪。外国资本主义政府对我丝织品输入高额征税，而我国政府却无应对措施，江苏丝织业的发展困难重重。鉴于此，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吴县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及纱缎庄业同业公会于1932年前后纷纷致函政府，要求政府予以扶植与保护，并指出丝织业致所以不振的原因：一为出口税太重；二为舶来呢绒绸缎布匹等织物课税太轻，输运简便易于推销，致国产丝绸受其攘夺；三为国产丝织品出口不受鼓励。

外国政府以轻税、免税甚至补贴等措施鼓励本国丝织产品出口，而我国却对丝织产品外销征收高额出口税，全然不顾本国工商业利益。还有，江苏丝织工业技术设备落后，资本有机构成低，劳动生产率也低，加上被征收高额出口税，大大增加了丝织产品成本，使江苏丝织业在国际竞争中一落千丈。以苏州为例，1932年苏州丝织品销售24000匹， 1934年只有12000匹，下降了50%，且自1933年以后输出境外的只有香港一地了。

以上诸种因素严重影响了江苏丝织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归根结底，是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紧密相连的，历届政府代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因而很少真正关心民族工商业的生存与发展，不仅不是保护者和扶植者，反而是损害者和摧残者，对外贸易不仅得不到政府的鼓励和资助，而且还受到政府的勒索。而外国列强恃仗不平等条约中的“协定关税”和“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肆无忌惮地提高我国丝绸产品进口税，中国政府则无相应报复措施，这更助长了外国列强迭次加税，造成了“运销国外之货，受帝国主义之苛抵制完全停顿，国内行销又为税轻价廉之舶来品充溢集市”的十分矛盾的状况。

特征三：抗议资本主义列强的关税壁垒，要求本国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提出振兴丝织业良策。

帝国主义的欺凌，本国政府的无能，激起了江苏丝织界同仁强烈不满，他们或致电政府各有关部门请求采取有力措施，或直接驰电外国政府进行抗议。

第一，坚决反对加重华绸进口税。1920年，日本即将增加朝鲜进口税率的风声传至江苏，苏州丝织工商界感到关系重大，立即致电大总统、国务总理、外交部、农商部，“叩请速赐维持，速与交涉，务达免予重征”。同时直接驰函日本政府，对日本国行径表示“五个不理解”和“五个不承认”，严厉谴责日本政府的做法，严正要求日本政府迅速“依照法定税序改正税率，务使平等”。1929年当法国政府对中国丝织品输入越南滥加苛税时，苏州云锦公所和铁机业同业公会联合声明，敦促政府“据约力争……无稍退让，幸勿受其压迫，激起华人公愤，致起反响”。

第二，坚决反对“片面不公”的贸易协定。1926年中国和日本的商业条约期满即将改订，江苏丝织业许多组织致书中国驻日公使，呼吁政府“速行另订互惠平等新约，以挽国权而维商业”，要求政府“将我国可销朝之绸缎、夏布等大宗货一并列入，方符平等互惠，而免铸大错”，还多次上书外交部、财政部、农商部、税务处关税委员会等部门，要求采取措施以报复别国对中国货物的排斥；提醒政府仔细研究，“对某国应以何种货品为交换，对某国宜以何种条件相要求”，“以期得对等之优惠而免片面之偏枯”。

第三，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主权。丝织产品出口之所以受阻，关键问题就是税率的制定和不平等条约之束缚，要展开丝绸国际贸易，“非实行同等税率”不可。因此，江苏丝织业强烈要求政府与外国严重交涉，“除力争收回自主之独立外，举凡一切税收法概由自定，切不可与各国协商”，“还关税自由独立主权”。1926年，听说各国代表横生枝节，拒不交还中国关税主权，江苏丝绸界联合全国21个团体，强烈要求政府“届时照案执行，径自宣布关税实行自主，借顺舆情而维国本，勿再以柄授人，自弃自权”。

第四，积极提出建议，挽救丝织对外贸易。江苏丝织业在反对外国列强不平等待遇的同时，也积极想办法，向政府提出建议，以摆脱丝织生产困境。首先要“改善国产丝织品征收转口税方法……以致国内贸易不致因转口而重叠征税”；其次，奖励丝织品出口，“以攻破列强关税壁垒”，对出口丝织产品除免税外，每担再请补助；再次，“增加舶来各种丝棉毛织品之进口税”以保护本国丝织业，同时可以“抵偿上项免税及补助金之损失”。

虽然以上建议是治标良策，虽然民族资产阶级有发展本国工商业、抵制外洋侵略、收回关税自主权等正当要求并为其斗争，但他们的这种要求和斗争是不自觉的，没有也不能找到问题的实质和正确的斗争方式，只热衷于集会请愿，发函哀求，无法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欺压，也无法摆脱受屈辱的地位。因而，江苏丝织品的对外贸易由盛而衰、由衰而落的悲剧在所难免。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江苏全面沦陷，丝及丝织品外销受日伪控制，生丝的外销全由日本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即华中蚕丝绸公司）掌握，1939年至1941年间是华中蚕丝公司输出生丝旺季，共输出51082担，获得1700余万美元，其中以1940年的21031担为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生丝输出明显减少，只输出2040担，1943年则只有1605担了（详见下表）：

表7-13 华中蚕丝公司历年销售生丝数量统计 单位：件（担）

华中蚕丝公司将其掠夺的江浙区生丝外销后，获取大量外汇，至1941年就获1700余万美元（详见下表）：

表7-14 华中蚕丝公司输出生丝获外汇统计 单位：美元

在华中蚕丝公司强制统制外销生丝的情况下，江苏一些缫丝厂商采取走单帮、货船夹层混装方式，偷运上海售于租界洋行。丝织品也仅有少量偷运上海，辗转洋行输往欧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江苏丝织业与南洋地区的经济联系断绝，丝织业失去了唯一可苦苦挣扎的外销市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江苏丝绸业本想励精图治，重振昔日雄威，无奈内战爆发，社会经济一片混乱，丝绸业再度陷入绝境，丝类出口的生丝成本与销售价之间相差太大。1947年，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确定厂丝收购价为每担3100元，而生产成本却在3855元以上。1948年，每担生丝成本达20200元，出口收购却不过300美元，折合金圆券12000元，厂丝出口剧减，1948年我国生丝出口低至1161担。江苏丝织业在横遭日伪摧残之余，又受到了新的毁灭性打击，国统区内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丝织工厂普遍关机停产或倒闭，丝织产品产销急剧下降。1949年时，只剩下织机660台，年产丝织品162万米，加上通货恶性膨胀，外汇汇率狂涨，与1937后相比，上涨310倍，丝织品因“国外市场受外汇汇率失调的关系，丧失殆尽，无法恢复”。在连续不断的战乱摧残下，江苏丝绸业对外贸易全面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