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业发展到20世纪，社会化大生产分工越来越细，缫丝与丝织的分工亦就愈加明显。就生产方式而言，由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的缫丝、丝织手工生产，逐渐演变为集中于工厂的机器生产，这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与此同时，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新式生产工具得以输入，促使丝绸传统手工业尽快完成向机器工业的过渡。在这段时期内，江苏丝织业有三个重大变化。

第一，江苏机器丝织工业发展不平衡。以苏州为代表的丝织业率先改革生产设备，吹响了向机器丝织工业进军的号角，而以南京为代表的丝织业，却墨守成规，在手工丝织上苟延残喘。

江苏苏州、南京丝织业历史悠久，品质优良，技艺精湛。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0世纪时，两地的丝织业却有了不同的选择。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州、盛泽、丹阳三地，率先改进丝织手工设备，兴办丝织工厂，变分散的手工劳动为集中的工厂生产，逐步以铁木机、全铁机、电力织机取而代之。至1921年时，苏州已有21家丝织厂，吴江盛泽亦有数家； 1927年苏州的丝织厂发展到36家，丹阳也有数家丝织厂，1934年前后，江苏的丝织工厂有65家。下面通过两张表格的数据，分析对比江苏各地丝织业的发展情况。

表7-5 江苏省丝织业生产情况（清光绪后期）

表7-6 江苏省丝织业生产情况（1934年前后）

首先，江苏以木机生产为主要手段的丝织手工业急剧衰落，以电力织机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机器丝织业发展迅速，苏州、吴江、丹阳最为明显。苏、吴、丹三地原有木机45000台，至1934年前后锐减至12700台，而手拉织机、电力织机从无到有，分别增至1900台和2700台。三地中，苏州的电力织机发展最快，有2000台，占电力织机总数75%。其次，南京与镇江没有兴办丝织工厂或引进机械织机，木机数量却从18000台锐减至1000台，丝织生产不仅没有发展，还在急剧衰退。

江苏丝织工业的建立，首先是从改进生产设备开始的。传统的丝织生产工具是古老的木机，它速度慢、工效低、适合小生产方式。随着机器工业的来临，有人开始仿造国外手拉织机。1913年前后，仿造出一种日本式手拉织机，即在原手织木机上开轴，工效略有提高，丝织界纷纷效仿。到1915年手织木机几乎被手拉织机代替。尔后，苏州有的丝织工厂开始将木机改为铁木织机。1916年，盛泽镇的沈鹏、仲云乔筹建丝织厂，从日本进口提花机20余台，生产出了一批品质较高的丝织品，名声大振，尤其在1920年生产出了中山葛，使盛泽丝织手工业受到极大冲击，从此织造素累缎改用手拉机，花累缎改用手拉提花机。但是，这种织机仍属于手工丝织机具，只是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效和质量，是对手工木织机的改良。使用电力织机，才能摆脱手工劳动，丝织生产才能有质的飞跃。江苏采用电力织机始于1921年的苏经丝厂，但因技术不过关试产失败而终止。1924年，苏州延龄绸厂购买了6台电力织机，但不曾对外公开。1926年，苏州振亚织物公司试产第一台电力织机成功后扩充到30台。至此，电力织机在苏州广泛推开，各丝织工厂竞相仿效，舍弃木机、手拉机改用电力织机。不仅如此，还纷纷配备整经机、络丝机、捻丝机、并丝机、上浆机等整套设备，使整个丝织生产工序全由机器操作。到1937年时，苏州的电力织机已达到2100台。电力丝织机的飞速发展，不但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便于工厂集中生产，工效比木机高4—5倍，而且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中，能及时了解社会生活需要，抢先翻改花色品种，适时投放市场。1951年3月的《工展特刊》曾对此评论：“从事于丝织业的同业……改用电力织机，同样做到了价廉物美，足与日、法等国的舶来品媲美，而尤过之。于是我们被日本帝国主义等掠夺殆尽的市场相继收复。”电力织机的采用和发展是工业生产发展的潮流，顺应这一潮流，丝织生产就向前进；反之，生产会受到阻碍，甚至衰落。吴江盛泽紧跟上海、苏州。1928年，盛泽的诸巧林、郎梅春、张绍勤从上海、杭州购买铁木机10台，“用引擎电动力开动，至于电流，有盛泽镇沈鹏发起创办电气厂，日夜送电”。生产产品的品种、品质、产量均上一层楼。例如，郎梅春开设的郎琴记丝织厂，改用电力织机后，在原生产品种上，研发了电力纺、格子纺产品，受到欢迎。盛泽的电力织机用3马力的马达牵动，主要产品有绉、印度绸两种，年产量各有400匹，每匹5丈，即2000丈。电力织机的影响波及全镇。至此，盛泽镇上购买铁木织机用电带动丝织的厂商很快多了起来。

当然，新式的先进的生产设备不可能马上全部取代旧式的落后的生产设备，况且江苏的传统手工业历史悠久。但是，先进的生产设备有着旺盛活力，代表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因此，江苏的丝织业形成了个体丝织工业（广大农村中的家庭丝织）、工场手工业（纱缎庄、账房丝织）、和机器丝织工业并存的多层次结构。这个特点吴江盛泽较为显著。盛泽镇当时将农村家庭从事丝织副业的称为“纺绸业”，将新兴机器丝织工厂称为“电机织绸业”，由于纺绸业历史悠久，有广大的基础，所以，盛泽周围依靠此业为生者2万余人，产品产量也颇为可观（详见下表）。

表7-7 吴江盛泽丝织品种

虽然盛泽有着普遍的纺绸业，当机器丝织新兴时，盛泽丝织界也积极兴办，1931年至1932年的短短2年间就发展到8家丝织厂，拥有117台电力织机，188马力的动力，工人186人（详见下表）。

表7-8 吴江盛泽丝织厂情况

与此同时，丹阳的机器丝织工厂也有所发展，1927—1931年发展到5家，电力织机有82台。

苏州、盛泽、丹阳的丝织业向机器丝织发展的时候，南京丝织业却没有顺应丝织生产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潮流。当时“南京的缎子已经不能与苏州、杭州铁机织造的优良产品竞争，更不用说与华丽的外国棉毛织物的衣料竞争了，缎业之逐渐衰落，显然由于织造方法上缺乏像苏州和杭州绸缎的那样改良。把市场出售的各种绸缎加以比较，就足以证明苏州和杭州产品光泽上确居上乘，这种绸缎比南京的素缎更吸引公众的喜爱。南京缎式样陈旧，已不合于时髦的衣着，只能用来作帘幔及垫子。如果该业不设法现代化，恐怕终究要归于消灭”。南京丝织业从停滞不前到逐渐衰落，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原因。

客观因素主要有三点：（1）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凭借雄厚资本，大量向中国倾销人造丝，“舶来品”充斥市场。虽然人造丝品质不如天然丝织物，但价格低廉，色彩华丽，颇受顾客青睐。（2）主要服务对象消失。南京生产的丝织品种主要为宫廷、贵族使用，工艺也是为宫廷服务为主。封建王朝被推翻以后，其主要服务对象自然消失。（3）时局动荡不安。南京的云锦、绸缎内销传统区域为东北、西北。因军阀连年混战，通往这些地区的交通时常阻塞。即使有部分丝织品销往内蒙古、西藏，数量也极为有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伪满洲国成立，邮政封锁，销路断绝。运销东北要遭到日伪政权“抽百五十”关税的敲诈。销往西北地区的云锦，在国民政府经济挤压下，税率为“值百抽百”，南京丝织业复遭摧残。在整个丝织业不景气的状况下，大部分账房、机户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甚至无力以整笔款项从原料产地购置原料，只好在本地丝行零星购买，勉强维持。原料的贵买，丝织生产成本增加，本该提高丝织产品销售价格，然而，往往在资金周转不灵急于脱手求现款时，货品又受到客商的任意杀价。种种方面的夹击，资金短少的账房、机户承受不了，只能停机改行，另谋生路，勉强支撑的，也丧失了生产和经营的信心。

主观因素主要有两点：（1）无改革设备意识，囿于陈法织造。改革设备，以机器丝织代替手工丝织，乃是丝织业转变的契机。苏州等地抓住了契机，采用机器丝织，工效提高，成本降低，产量增加，管理方便，渡过了危机。而南京丝织业由于诸种因素，似乎无改革设备、采用机器丝织的意识，自始至终处于手工业阶段。据1931年对南京云锦生产的调查，从事云锦生产的有117家，木织机498台，但资本额甚少，一般在200—300元之间，最少的仅50元，千元以上只有3家，即千章巷的张象发，资本3000元；锦绣坊的吴槐记，资本1000元；估衣廊的胡忆兴，资本1000元。不仅资本短少，木织机台数亦少，一般在2—8台之间，显然是手工式的机户生产。由此可见，南京丝织业无论在资金上还是在生产方式上都不具备工业大生产的条件。木织机以每年每机平均织造25匹的能力与机器丝织抗衡，当然是“成本大而生产量少，与新潮流不能适应”，“逐渐入于淘汰之途”。面临严峻局面，当时的有识之士惊呼，南京丝织业“若不早图改良，前途实不堪想”。可惜的是，南京的丝织界并未真正引起重视，加上其他原因，始终没有振奋起来。（2）丝织业内部自相倾轧。保守、自私、狭隘是大部分家庭手工丝织生产者的特点。在工业革命面前，在“舶来品”进攻下，他们没有勇敢地丢弃落后的生产方式，采用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设备，改良品种以适应新的潮流，而是互相拆台，暗地里搞小动作竞争。尤其是资本较少的机户，往往采用劣质丝经，粗制滥造，以低价推销。即使有机户创立了新品种，也无法占据市场主要地位，结果品种愈来愈少，品质愈来愈劣，精品荡然无存，丝织业必然走向穷途末路。1932年时，南京丝织业存留缎号60家，织机1129台，织工3287人，年产缎17500匹，产值81万元。

从以上情况看，江苏丝织业发展到近代，同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南京、苏州丝织业，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究其原因，除了上述之外，地理环境也是一个制约因素。

从宏观上讲，江苏省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位于长江下游，东临黄海，苏南地区又紧靠我国工业发达城市上海。就微观而言，苏州距上海最近，仅70余公里，而上海是我国最早接受工业革命信息的城市。当江苏传统丝织手工业主要服务对象——清皇室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而寿终正寝时，苏州地区的丝织业经过短暂迷惘，很快地接受从上海传来的工业信息，改木机为铁木手拉织机，后又用电力带动织机，使用铁龙装置进行提花，机械投梭，素机车速每分钟为160梭，花机为120梭，比手拉铁木机先进。另外，由于无锡机械行业的兴起与发展，为机器丝织提供了既好又充裕的原料，因此，苏州地区的丝织业走出了绝境，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格局之雏形。

然而，南京距上海200余公里，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相当落后以及封建保守势力顽固的情况下，工业革命信息的反馈自然要慢得多。加上南京丝织业中一些固有的问题无法解决，因此陷入困境后始终摆脱不了。于此，江苏丝绸生产的重心东移，以无锡为代表的缫丝、以苏州为代表的丝织新格局形成，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第二，江苏丝织业一方面迫于人造丝不断输入的压力积极改进花色品种，一方面坚持传统丝织品生产。

人造丝自发明以来在大部分丝绸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据1928年调查，世界人造丝产量约为33842.9万磅。在中国市场上，人造丝织品由于价格低廉，品质鲜明整洁，引起了消费者的兴趣。人造丝逐渐在中国打开销路，输入不断增加。据1933年海关报告，1923年人造丝输入8327担，1932年人造丝输入103388担。人造丝输入突飞猛进，直接影响着江苏丝织业。面对人造丝的强力挑战，当时丝织业中产生了迎、拒两派。主张“拒”的一派认为，当地人民依靠蚕丝为生计，若任由人造丝大量输入，天然丝必将受影响，人民生计亦难以为继。“拒”派多系传统的丝织业机户或丝行。主张“迎”的一派系新式机器丝织业厂家，他们认为，人造丝及其丝织品输入的逐年增加，与其任舶来品源源而入，何如用其原料，而加工一部，以国人自任之，漏危犹可减去其半。1925年8月的《新盛泽报》也曾载文论述丝织改良：“盖织绸责于工，售绸在于商，工商不联，真相莫辨。吾侪绸商在外，大都不明造货之内容，而机户坐井观天，难知外面销路之状况，岂非工商完全隔膜，欲求发达，难乎其难。但入手办法，必须先设工商研究所，将申地之光怪陆离舶来品以及全国所出之各种绸缎，由绸商搜罗，分别陈列所中，然后聚绸商、机户于一室，时常研究，将来必可驾舶来品而上。以后如有新发明之精良出品，得由公所核定后，对发明人给予相当之奖励。”此论代表“迎”派主张汲取外国先进丝织技术，打破坐井观天狭隘意识，学习外国丝织品种花式，仿制新产品，奖励创造发明，最终赶上舶来品。借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赶上或超过借鉴对象，若囿于传统，则裹足不前。如前所述，江苏丝织业主张“迎”的系苏州地区，主张“拒”的系南京地区。苏州地区在坚持传统品种生产的同时，也掺用人造丝生产交织物，而南京地区几无交织物可言。当时苏州地区主要丝织品种有9类，每类又有诸多品种：

纱类：织金织银实地纱、实地花纱、素纱等16种；

缎类：富光缎、丽华缎、素累缎等44种；

绸类：花襄绸、月华绸、花香绸等18种；(www.daowen.com)

绒类：漳丝绒、绵文绒等4种；

葛类：华丝葛、苏经葛、电力葛等5种；

绢类：富光绢、铁机绢、延年绢等3种；

锦类：宋锦、古锦等6种；

绉类：振亚绉、奇异绉、西贡绉等7种；

绫类：东华绫、长乐绫、宝珠绫等3种。

可以看出，9类产品中大部分是传统真丝产品，也有一些人造丝掺入的交织品，如葛类中的毛葛。以后，掺用人造丝的比例愈来愈大，至1934年时，在机器丝织工厂中，人造丝的丝织占66.5%，真丝仅为33.5%。在用人造丝为部分原料的丝织生产中，盛泽较有代表性，资料亦丰富。盛泽出产的传统丝织品，总的分为4种，即盛纺、素绸、生绸、华丝布。盛纺分花纺和素纺，且有轻重之分；素绸无花纹，唯颜色不同，用途一般为衣服夹里，亦有轻重之分；生绸则可为衬衫、衬裤，夏季可做夏服；华丝布系未经精炼熟之绸，性质较硬，凉爽透风，宜做夏服。盛泽丝织品一时有一时的花色和名目，仅绸的花色就多达1000多种（详见下表）。

表7-9 盛泽绸类简明表

需要说明的是，此表并未包举一切，如沈鹏创立的盛泽第一家丝织厂——经成丝织厂所生产的提花经成绉（又称华丝葛）、熟纬纱、改良罗等均未入此表，其中又以经成绉影响最大，仿制者最多，在1921年举行的江苏省物品展览会上，经成绉获一等奖。

从此表可以看出，盛绸的主要品类有绫、罗、纱、绢、界、院、巾、濮、纺等，其中纺、濮销量最大。濮与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为射梭机所织，门幅较窄；后者为拉机所织，门幅较宽。盛纺飘逸滑爽，适宜夏季面料。由于盛纺名闻天下，以致许多人以盛纺作为盛绸的代名词。人造丝大量输入并投入市场后，盛泽生产的丝织品发生了较大变化，有两种新产品投入市场：一种是人造丝与蚕丝交织的绸缎，一种是洋纱线与蚕丝夹织的织品。华丝布就是这种纱与丝夹织而成的织物，约一半用洋纱线，即在纺绸内用纱线以提起条纹（直条或横条均有）。这种织物因价廉物美，销路甚广，质地如华丝葛，花纹镂空，做夏服颇宜。再有蜡线纬绸一种，行销亦广。人造丝与蚕丝夹织品流行日甚，不久就成为盛泽一种主要仿制产品。据1928年10月江苏省建设厅调查表明，美丽绉、毛葛、中山葛、线布、串绸的主要原料系人造丝与蜡线。

表7-10 盛泽丝织品调查简表

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盛纺外销锐减，“中山葛已夺取盛纺市场，占全额百分之七十以上，纯丝织品销路日减，新出品印度纺亦仅年销万余匹，而人造丝新品如条子纺及天真纱等，年销竟达十万匹……良以人造丝光泽佳而价值廉，蜡线价值廉而织造易”。

苏州、盛泽地区的丝织工业掺用人造丝、洋纱线、蜡线纺制新产品，使这一地区传统丝织品种发生了深刻变化，丝织业在原料上日益与资本主义发生联系，卷入世界市场。但是，南京地区丝织品种仍在传统中徘徊。

南京的丝织品有5类，即缎、云锦、绒、漳缎、绸，在人造丝及舶来品的攻击下，这5类丝织品虽以手工方式勉强维持，却岌岌可危。缎类俗称“南京缎子”，素负盛名，1924年以后渐趋衰弱；云锦类系南京特产，虽因销路及生产手段落后等因素大受影响，但一直坚持少量生产；绒业，包括建绒和漳绒两种，漳绒即天鹅绒，也为南京特产，其他地方无此品种，建绒在苏州、上海均有生产，但多系人造丝织成，而南京建绒则为天然蚕丝，不屑起用人造丝；漳缎原来南京生产很多，1933年前后只有一家独撑其面了；绸类南京主要是绢绸和榨绸，也只一家生产。以上种种可见，南京丝织业光辉灿烂的历史时代已消逝，进入20世纪以后，只能维持少量传统产品的生产。

坚持传统产品生产的还有镇江和丹阳，镇江丝织品种主要是线绉、绫绸、塔绸、缣绸，统称为“江绸”，颇受日本、朝鲜人民欢迎。丹阳丝织品种较镇江丰富，有加阳绉、木机阳绉、素纺、直罗、汗巾5种。前4种每年产量约为103 700匹，价值3 076 000元；汗巾1 200联，价值12000元。

既坚持传统产品生产，也利用人造丝交织，反映了江苏丝织业不甘心被外人扼杀，图谋闯新路的精神。

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严重影响着江苏丝织工业，由于国内外市场缩小，丝织工业苦苦挣扎。

1929年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冲击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为摆脱危机，在经济上，加强对国内劳动人民的压榨，对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疯狂掠夺；在政策上，对内采取“保护关税”政策，对外推行商品倾销政策。

所谓“保护关税”政策，原本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免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品竞争而采取的一种进口高税率政策。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各资本主义国家为避免其他国家转嫁经济危机，保障本国的经济，也争相采用这种政策。因而在经济危机发生初期的一两年间，改定关税的国家竟达24个，税率之高也前所未有，有的税率甚至高达90%—100%。中国丝绸业在资本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下，出口减少，外销停滞，国外市场大大缩小，受到沉重打击。纽约市场上中国生丝价格下降26%，里昂下降37%，上海口岸丝价平均下跌37%。各国对中国丝织品的进口税率则大幅度提高，美国为60%以上，其他各国最低税率也达30%左右。同时中欧一些国家如德国，实行统治汇兑，对收取货款设置重重阻碍。在南洋、印度等市场，中国绸缎也因日货压价销售受到排挤。

丝织品出口减少，人造丝及交织品的倾销，必然直接影响江苏的丝织工业。以南京为例，南京丝织业极盛时，“每年出产总值在千万元以上，全境机数达三万张……惜近数年来受外货排挤，加之天灾人祸遍于内地，以致销路日减，营业日衰，而声誉素著之京缎，遂以濒于崩溃闻”。丝织业厂家从300余家，到1930年的60余家，1935年时只存52家了，衰减之快，前所未有。就是在这仅存的52家中，还有13家不断地歇业，不能保证全年开工。

国外市场缩小的同时，国内市场也日益萎缩。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东三省，交通梗阻，社会动荡不安，江苏丝织品在国内最大市场的销路被断绝。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借口，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上海战事爆发，江苏丝织品赖以出口的市场因战事而暂停交易，丝织工厂及收货庄相继倒闭，勉强维持者十有八九也停机。华北、天津、山东等地客商惧怕战火，不敢到江苏采购丝织品，因此，国内市场仅缩至江浙范围。而真丝织物又受到进口呢绒与人造丝织物的竞争，江苏丝织品花色单一古旧、色泽黯淡无辉，一时难与外货抗衡，一般消费者就舍内取外了。1934年江南发生旱灾，蚕丝减产，丝织原料来源困难，灾荒使社会购买力急速下降，中产之家也多购买人造丝织物，更不用说一般贫民了。丝绸制品供过于求，存货堆积，无人问津，资本较厚实的绸庄遂贬价竞卖，造成绸市混乱，大多数丝织厂主及商号均告亏本或濒于倒闭。

面对丝织业的种种困难，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江苏丝织业，尤其是苏州、盛泽地区的丝织业，并不甘心被内外困境逼死，仍在努力挣扎。他们一方面贬价竞争，一方面改人力织机为电力织机，以降低生产成本。以盛泽而言，在国内外市场缩小状况下，丝织机户为了生存，在品种上进行改进。他们大多生产人造丝为经、蜡线为纬的中山葛，销往川、滇各省。据1934年调查，中山葛年产15万匹左右，价值1000万元。盛泽镇于1931年7月开始使用电力织机，至1935年已有电力织绸厂7家，这也是为争夺市场、维持丝织、力图振兴之举。1934年，盛泽丝织业经衰落之后，开始有所复苏，产量增多，开发出印度纺与天真纱两种新产品，印度纺年产14000匹，天真纱年产10000匹，各种丝织品年产1064000匹。1936年，盛泽镇的电力织机从117部增至1000部，工人从近200人增至3000余人，其大宗产品为电力纺、格子纺、洋纺等，产品销售市场也渐开，东北、平、津、陕、川、粤占40%，其他省占30%，南洋、印度、朝鲜、南非占30%，使用人造丝为原料的丝织品增多，约占丝织品的25%。盛泽丝织业每月平均需要厂丝360担，土丝（辑里丝）1000担，人造丝200余箱，锦纱蜡线500件。从对原料的需求上可以看出，丝织业为摆脱困境，使用人造丝、蜡线与蚕丝交织，或以人造丝、蜡线为原料织造，以图在市场上与外国织物竞争。即使这样，江苏丝织业仍然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在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束缚下，走在一条艰难坎坷、前途渺茫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