缫丝业是我国民族资本三大支柱之一。当时上海、江苏为全国现代缫丝重点区域。据1929年的调查，上海、江苏共有丝厂140余家，丝车3万余台，每年产丝5万担，其间江苏有缫丝厂60家左右，尤以无锡缫丝工业发展快，丝厂多，1919年时已有缫丝厂11家，3990台丝车。以后恰逢当时世界市场生丝缺乏，特别是美国对生丝需求的迫切，“盖在美国，凡丝袜等物，无论男女，几皆不见为华丽物品，而视为必需物品也”。中国生丝出口量增长，价格上涨幅度也出人意料，中等厂丝1921年6月时每担值规银 700两，12月竟涨至1150两。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强烈地震，使日本“丝产品大半化为灰尘，而各工场亦尽付一炬”。日本处于世界缫丝工业优势的地位惨遭打击，生丝输出锐减，“横滨仅就生丝一项，输出不过千捆，比较往年殊形减色”。中国缫丝工业在国际市场上暂减一强硬对手，生丝输出激增，1923年生丝出口138423担，价值138915000两，占全国出口总值的19.80%；1925年生丝出口169619担，价值140357000两，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8.10%。生丝出口量大幅增加，大大刺激了无锡缫丝工业的发展，至1931年无锡已有缫丝厂50家，丝车15478台，丝厂数比1919年增长4.64倍，丝车数增长4.28倍，生丝产量增长4倍，发展之猛为江、浙、沪之冠。

无锡地区缫丝工业的经营方式并没有遵循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经营缫丝工业的固定模式，而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大背景下，结合无锡的自然地理环境、人员素质、风俗习惯等因素，产生了实业厂和营业厂的模式。

所谓实业厂，即筹款建造厂房及购买机器者，也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者；所谓营业厂，即向实业厂租用厂房机器开工生产者，也就是生产承租者。这种经营模式的特点是固定资产与生产经营相脱离。营业厂向实业厂承租厂房设备，根据契约向实业厂支付租金，所有盈亏由营业厂承担，与实业厂无关。有的实业厂资本家不施经营，专门坐收租金；就营业厂方面来说，虽然租金较重（一般每台缫丝车的租金为规银三至四两），但可以节省一大笔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资金。有的实业厂资本家则一身兼二任，除照收租金外，同时也参加营业厂经营，作为合伙人之一。这是薛南溟在无锡首创的，其好处显而易见，一则以厂房和设备投资作为实业，游离于生产经营之外，可以不负经营上的风险，按月收取丰厚而稳定的租金，一般5年内即可收回全部投资；二则自己加入营业厂方面的投资，即使亏损甚至倒闭，实业厂的固定资产仍可超然度外，不受牵连，并能弥补营业方面之损失。而只“营业”无“实业”的承租人，则要担很大风险，营业失利，租金分文难少，欲维持生产，势必在工人及职员工资上克扣。其实，由于营业租金较重，盈利总额无形中就以租金的形式抽取了相当一部分，结算红利分配时，职员方面应得的份额就相应减少。所以，实业厂与营业厂的“一分为二”或“合二而一”，是一种巧妙的剥削手段，是封建性租金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混合一体的一种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

无锡较普遍地采用营业、实业分开的经营模式是在1919年前后，它源于1896年上海意商丝厂出租给华商经营，又源自薛南溟租办无锡锦记丝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的买办或地主兼资本家不谙经营之道，就将丝厂出租，一些投机资本家因可以较少投资、较快获取暴利，也乐于承租。有人计算过，当时投资建造一个208—272台丝车的缫丝厂，一般需资金8万—10万银圆，而每台丝车的租金一般收规元2两以上，加上房屋建筑及机器设备等租费，一个月的租金约可收800—1000银圆，相当于资金的月息一分。尔后的租金每台丝车最高达规元4两以上，月息在一分半以上，这对于保守的地主兼资本家的人士有较大吸引力。而善于经营的资本家，租厂经营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当时，国际市场丝价看涨，华丝出口逐年增加，经营丝业牟利很大，客观上又促使一些资本家投机经营。

承租丝厂经营的投机性，高景岳先生曾举例说明。假定经营300台丝车的缫丝厂，其常年开支有4项：一为厂租，平均每车每日需4元，每月1200元，每年14400元；二为燃料，平均每日用煤6吨，日需约70元，每月1960元，每年23500元；三为职员薪金（包括蚕蛾费）、伙食，每月1700元，每年20400元；四为女工工资，每月8000元，每年96000元。此外还有税金、保险、运输、售丝费及其他一切开支，但同时也有蚕蛹和下脚的收入，假定这两项相抵，那么就上述4项而言，总数为154300元，就是说，丝厂每年的营业额至少要盈余154300元方能保本。若该厂每年产丝600担，那么每担至少比成本盈余257.16元才能敷衍而过。若比这个数目少1元，则损失1元，少万元，则损失万元。但当时承租经营的资本家资本最多是10万元，最少的银2万两，平均为5万元。5万元的资本与前项所需15万元的开支相距甚远，如何能承租经营丝厂？投机性又在何处？

承租经营的资本家先把5万元资本的十分之一充作厂基的押租和添置杂用品费用，同时又收入蚕蛹厂给予的蚕蛹押租，于是将所有的款项充作押茧的资金。事前，由厂经理和钱庄家接洽信用押款，把所购的干茧统统作押款，而把押得的款项再充作购买干茧的资金。如此辗转，则1万元资金至少可做3万元以上的押款，5万元的资金亦就可以做15万元的流动资金，其资金周转活了。而且在缫丝业兴盛时的1929年前后，丝厂家信用良好的竟可做到十足的信用用款，承租经营者购买原料干茧的数量就可以随心所欲了。这就是承租经营丝厂的资本家为什么只用少数流动资金就可以经营丝厂的原因所在。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风险颇大。经营者虽能用少数流动资金购买大批原料，但是他应付的利金也不小，且信用用款的利率又比较贵。最危险的是价格。原料茧的价格是比照当时丝价预算的。丝价上涨，固然能赚得比资本额更多的数目，如干茧每担涨50元，亦能赚5万元。但丝价一下跌，同样也能损失比资本额更多的数目，而且只要每担亏损10—20元，本金就开始动荡。1930年丝市狂跌，没有一家丝厂的亏损不是比资本额大出一两倍甚至三四倍以上。所以当时有人说，缫丝业是百分之百的投机事业，并非危言耸听。

无锡的缫丝工业在江苏首屈一指，江苏其他地区的缫丝工厂也有所兴建，镇江有萃纶、纬纶两丝厂，苏州有严庆祥、兴业两厂。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5月日本商人在苏州盘门外租界内设立瑞丰丝厂，时有复摇式缫丝机240台（配有自动索绪装置），职工400余人，年产厂丝720担。1929年建立的吴江震泽镇的震丰缫丝厂，时有意大利直缫车208台，后发展到460台，资本4万两，工人1300人，该厂干茧年需要量约2600担，年产丝约400担，质量较好，商标采用“金双豹”“丰泰”“五佛”，产品行销国内外。还有1929年兴办的震泽镇开弦弓村生丝产销合作社，是我国第一家农民集资兴办的乡村缫丝厂，可以说是中国乡镇企业之滥觞。

图7-1 吴江震泽震丰缫丝厂（1929年）

图7-2 吴江震泽开弦弓生丝产销合作社（1929年）

1929年是江苏省缫丝工业的鼎盛时期，全省共有缫丝厂57家，缫丝机15362台，其中无锡缫丝厂49家，缫丝机1578台，占全省缫丝机总数的88.39%。据调查，1930年2月无锡缫丝工业在12种主要工业中，投资额238.8万元，占总投资金额1177.144万元的20.29%，营业额5408.4万元，占总营业金额9882.7元的54.73%。无锡各丝厂共产生丝22210担，价值2201万两，折合3059.39万规元，超过纱厂和面粉厂产业的总和。缫丝工业的发展走向，不仅促进了无锡城乡经济的开发，而且对于整个苏南经济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7-3 无锡禾丰缫丝厂（1929年）

图7-4 无锡嘉禾缫丝（1929年）

江苏缫丝工业大发展期间，各地的手工缫丝极度衰落，蚕农从出售蚕丝转变为以卖鲜茧为主，无锡的手工缫丝几乎全部被摧毁，其他各地手工缫丝只在苦苦挣扎，尚能生存的比较好的是吴江缫丝手工业。由于该地区手工缫丝历史悠久，现代缫丝工业不像无锡那样发展迅猛。1929年时，吴江有桑田340000亩，养蚕户54000户，产茧200000斤，手工制丝人工有50000人，出产土丝700000斤，价值750万元。鲜茧销往无锡、上海和浙江南浔；生丝销往苏州、杭州、上海及海外。据1934年的调查，吴江县震泽镇1930年至1932年共产茧22200担，产丝5310担。所产生丝一般制成苏经丝，它是由各地购入的土丝经过接续剔糙等工序，再用摇车摇成与厂丝相似的丝经，是一种接近厂丝的丝经，这是为适应机器丝织的需要，当然价格略逊于厂丝，故一般丝厂商乐于用之。由此表明，吴江县的手工缫丝在1934年前后尚能维持。除此而外，江苏金坛、溧阳、高淳、吴县、丹阳、江宁、溧水、泰县、泰兴、泗阳、沭阳、如皋、高邮等县尚有些家庭手工缫丝，绝大多数仍是出售鲜茧。据1933年江苏各县政府调查，缫丝手工业年产量首推吴江县，为6170包，其次为丹阳827担，再次为金坛县200担，然而大多数县的缫丝手工业为零（详见下表）。

表7-1 江苏省丝茧产量调查表（1933年）

于表所列表明，手工缫丝毕竟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在机械缫丝工业的竞争下，江苏各地手工缫丝的衰落以至消亡乃必然趋势。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着中国社会经济，已纳入世界经济轨道的江苏缫丝工业遭到沉重打击，以无锡为主的缫丝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到了1930年时进入了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其实，由于科学的进步，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危机早已蕴蓄。人造丝在美国的试制成功并大量生产，无疑是中国天然丝（即蚕丝）的潜在威胁，尽管人造丝各方面性能比不上天然丝（详见下表）。

表7-2 世界人造丝与生丝出产额比较表（1924—1933）

由上表可见，1924年至1933年的10年间，人造丝增长4倍多，而生丝却徘徊不前。1934年世界人造丝总产额为82318.1万磅，比1933年增产16302.6万磅，1935年为106990.2万磅，其中美国人造丝产量最高，为26165.9万磅，其次为日本、意大利、德国、英国。美国是丝的消费大国，以往中国生丝在美畅销，但自美国生产人造丝后，生丝的消费就远不如人造丝了（详见下表）。(www.daowen.com)

表7-3 美国人造丝、生丝消费增长情况表（1924—1933）

由上表可以看出，10年间美国人造丝的消费增至490%，而生丝消费只增至128%，两者增长速度一目了然。人造丝生产与消费增长迅速，生丝消费增长缓慢，美国的织绸厂十分之七采用人造丝原料。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为转嫁危机，把过剩商品大量向中国倾销，人造丝对中国的输入激增，请看海关数据：

表7-4 1923—1932年人造丝输入情况

于表所见，1923年输入的人造丝为8327担，2604401海关两，十年后的1932年人造丝输入猛增至103388担，11404630海关两。当时有人引述以上数据评论说：“在表面上，最近四五年内入口的数目虽然减少，但这是经济恐慌的影响，全部的贸易是在一般的降低，而不是人造丝的特殊现象。反之，我们若从人造丝在整个国际贸易上的比例看来，则人造丝入口还是有增无减的。”此论很有见的。人造丝能大量输入，除了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因素外，还有中国国内市场上经不住人造丝价格低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宣传与推销的攻势。此外，中国用生丝生产的丝织品的品质远不及人造丝鲜明整洁，抑制了国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兴趣。种种原因造成了中国丝绸市场“舍此就彼”的趋势。人造丝被大量倾销于江、浙、沪地区，仅日本人造丝每年输入就达2万余箱，在苏州地区和上海附近每月的销量约2000余箱。

在人造丝占夺中国蚕丝市场、排斥蚕丝消费的同时，世界经济危机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空前增加，整个世界被“贫乏、不稳、骚动、战争”笼罩着。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生产总量较1929年减少了25%以上。失业剧增，英国的失业人数有300万，德国有500万，而美国增至2000万，其他欧洲各国，总计亦不下数千万。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各国的购买力大大降低，生产因消费的不足而衰退，以丝为原料的企业当然也不例外，大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中国的缫丝工业不仅倍受冲击，还受到日本缫丝工业强力竞争。华丝销美素为居重，英法等国亦是主要销场。但日本政府为同华丝竞争，予日丝以津贴，廉价倾销。另外，日本重视科学技术，日丝经过蚕桑改良，丝的品质超过中国，更有竞争力，华丝输出的市场渐被日丝夺去。1930年至1931年，华丝输出尚在13万担至15万担之间，但1934年时仅5万担。中国生丝输出量减少，价值也相应降低。据海关报告，1931年生丝出口总值为14704.1万元，1932年为564.19万元，1933年为5773.6万元。1933年生丝出口总值比1931年减少了60%左右。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衰落状况，在民族工业结构中占优势的缫丝工业同样逃脱不了厄运。丝价暴跌，丝厂亏损乃至大批破产倒闭。

江、浙、沪地区各丝厂也难逃厄运，亏损金额均已超过资本额一两倍，大部分难以维持生产。据1930年官方对上海97家丝厂的调查，有65家停工，失业工人达31500人。江、浙、沪地区丝厂因资金无法周转而停闭者，超过三分之一。无锡原有丝厂48家，先后关停瑞丰、永恒丰、德大裕等十五六家，仅存30余家，失业工人达2万余人。无锡的首创丝厂裕昌丝厂也无法摆脱丝市惨落的影响，资不抵债，宣告破产，房产也不得不拍卖充偿，可见当时丝业之惨况。

面对缫丝业之现状，有识之士及丝业厂商痛心疾首，行业巨头与民间行业组织相互磋商研究，纷纷上书，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以图挽救，并提出建议若干：一是发行丝业公债；二是减免丝茧税，增加人造丝进口税；三是制止洋商在华设厂制丝。国民政府面对众多呼吁、建议，不得不做出反应并采取一些救济措施。

关于丝业公债问题。批准江浙沪丝厂商的请求，委派财政部次长张咏霓在上海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发行丝业公债700万元，并对领取公债厂商的资格做了规定。此公债于1931年1月5日发行。同年5月，修正了江浙丝业公债条例，公债定额为800万元，年息8厘，发行日期改为4月15日。虽然政府同意发放丝业公债，但为治标不治本之举。例如公债第三条规定：以四分之一公债（即200万元）为改良部分机器之用。政府认为，100万元用于开办中央模范丝厂，100万元奖励改良缫丝机器。其奖励标准为：凡用新式改良缫丝机或改装新式缫丝机（如日本群马立缫式），其出品生丝在80分以上者，每部机器奖励12元，公债72万元，预备将江浙旧丝车更换5万余部，并可奖励新式丝车1万余部；凡改良烘灶茧设备者（如意大利简单气热式），每座奖400元，共备公债19万元，可奖励475座；凡改良煮茧机者（如日本千叶式），每台奖励300元，备公债9万元，可奖励300台。

然而，丝厂商却不以为然，他们以为，改良机器固然重要，但要使华丝质量上去，应有三个要素，即原料优良、工人技术高、机器先进。若仅注意机器先进，而不求训练工人技术及选用优质蚕茧原料，华丝亦难与日丝抗衡。丝厂商之所以请求发行公债，是因为历年来受日本丝市影响，失败亏蚀已达破产境地，不得已而为之；此外，就当时江浙丝业而论，租厂经营者多，承租人以重利借来公债替厂主改造机器，好比挖自己的肉补他人之疮，不符常理；再者，用200万元拨交机器制造厂，专制新式缫丝机，照原本售价，分配5万部（上海27000部，江苏17000部，浙江7800部），每部只有40元票面，售7折得28元，对于改良缫丝机械究竟有多少效果，丝厂商们深表疑虑。

但无论怎么说，国民政府发行丝业公债，对奄奄一息的江苏缫丝业注入了强心剂，各地缫丝厂根据丝业公债条例和要求，纷纷申请救济公债。公债的发行由财政部、实业部按照缫丝车台数支配，1931年8月19日起，海关奉令征收公债基金，每担征收30元。因丝业公债的还本付息全由中央、国货、中国、交通4家银行经办，所有申请公债的丝厂商均将丝厂财产抵押给银行，所以受惠最大的是政府控制的银行业。

关于减免丝茧税，增加人造丝进口税这个问题，事关政府财政。但由于茧丝业困难重重，政府被迫同意停征一年的茧行营业税、茧灶营业税，茧行的房捐亦准免纳。生丝方面，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财政部、实业部关于救济江浙丝业的办法，即停止征收生丝出口税及特捐；生丝出口由政府给予每担100两的补助金，以资鼓励。另外，拟定了补助金交付及收茧押款办法：第一，由江浙两省发行库券220万两，年利息6厘，分4年还清，前项补助金以库券交付；第二，江浙金融界开放收茧押款300万元，丝茧押款400万元；第三，由江浙两省政府通知两省商会转劝银行、钱庄、丝茧各界共同合作维持民生；第四，上述办法由实业部主持，并由江苏省实业厅、浙江省建设厅遵照办理。至于人造丝进口增加关税，当时实业部也认为应利用关税保护政策，然而，上呈行政院后再无下文，不了了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政府对外的懦弱。

关于制止外商在华设厂制丝。外国资本势力不仅掠夺丝绸市场，还妄图挤垮中国民族资本的缫丝工业，此况尤以日本最为恶劣。日本的片仓日华蚕丝会社，为打入江苏缫丝业，在苏州开办瑞丰丝厂，以大量吸收江苏、浙江产茧区之蚕茧。收茧时节，瑞丰丝厂经理日人网野一布即派人窜至无锡等产茧区域，故意放盘，高抬茧价，扰乱茧市，以使华人丝厂收不到茧或收茧甚少而无法开车缫丝，民族缫丝业叫苦不迭。这一状况国民政府均很清楚，当时的行政院还接连不断地收到茧业公会等民间团体请求制止日本人行为的电文，但行政院一转实业部了之。实业部见行政院不敢得罪日本，自己当然是敷衍而已。1931年5月1日，实业部在给行政院的回文中称：“查限制外人在华设厂问题……当以此事关系至巨，必将条约及国情详细查考，通盘筹划，方能实施有济，拟召集财政、外交、军政及有关各部商榷……”皮球又踢回行政院，踢来踢去，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当然，话说回来，作为最高行政领导机关的行政院不出面主持召集有关各方讨论，区区实业部有何能耐？实业部要求将“条约及国情详细查考”是说实话。但不论是行政院还是实业部，均不敢得罪外国势力，迟迟没有解决方案，最后不了了之。

1935年，世界经济危机结束，社会经济渐渐复苏。中国国民经济有所发展，到1936年达到高峰。全国登记的厂矿企业达2441家，其中新设厂矿193家，缫丝工业经前几年惨落后，又开始回升，无锡、上海、浙江开工的丝厂有70家，其中上海23家，无锡32家，浙江15家。到1936年，江、浙、沪各地的丝厂开工数又有增加，上海49家，丝车11094台；江苏58家，丝车13051台；浙江32家，丝车7808台。丝厂开工增多既与世界经济复苏有关，也与白厂丝的市场需要量及出口量增多有关。1935年6月上海出口生丝3580包，7月份5800包，8月份增至6981包，几乎是6月份的一倍。高等白厂丝经价格7月份为510元，8月份为580元；高等黄厂丝经价格7月份为380元，8月份为460元，分别上涨了14%和21%。1934年7—8月，中国生丝输美仅742包，1935年7—8月输美2340包，激增215.3%。1934年从上海输往国外厂丝23 332包，1935年输出55012包，增长了137.55%。

经考查，江苏缫丝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和运行，主要受到国际生丝市场的制约。1929年前，国际生丝市场对生丝需要量逐渐加大，江苏缫丝工业基本正常发展，1928年全省有丝厂38家，丝车10416部。1929年秋，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生丝市场需要量锐减，价格下跌，我国生丝出口急剧下降，又由于流通渠道不畅，生丝积压，供给相对过剩，而全省的丝厂却在1931年增加到54家，丝车增加到16716部。其中无锡48家丝厂，占全省88.88%，丝车15324台，占全省91.67%。其实，丝厂的增加并不能完全反映缫丝工业的真实情况，这是不了解国际生丝市场行情，将资金盲目投向缫丝工业的结果。1930年，无锡各丝厂全年亏损600万两，到1931年初，无锡仅有永泰分设的华新丝厂维持开工。陈丝陈茧堆积如山，到春茧上市前，无锡勉强开工的只有永泰、华新、乾甡3家。直到1935年世界经济危机结束，日本因遭天灾蚕茧产量剧减，意大利也因意阿战争影响停止输出意丝，江苏生丝出口才开始回升，得以恢复与发展，到1936年，无锡丝厂恢复到40家，年产生丝34000担。

于上所见，江苏缫丝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虽然有民族资本势力的图谋发展，但其市场机制及运行无不带着外有帝国主义欺凌、内有封建传统生产方式制约的特性，因而发展十分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