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行是蚕农与缫丝厂之间的商业机构。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状态下，丝绸生产历来是自养（蚕）、自缫（丝）、自织（绸）的单体生产方式。明清时，丝织手工业生产繁荣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自然经济状态逐渐解体，育蚕、缫丝、织绸开始专业分工，专门从事收茧的行当也孕育而生。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丝绸业的复苏以及机器织绸的兴起，丝绸生产各道环节愈来愈专业化，且分工愈来愈细。针对大量蚕茧无法直接送往缫丝工厂，而缫丝工厂也不可能挨家挨户向蚕农收茧的状况，蚕户与丝厂之间的中间机构——茧行就应时而生了。茧行首先在浙江嘉兴出现，不久便在江浙主要蚕茧区普遍推开。

茧行由收丝商人创办。收丝商人在蚕区收购土丝，转手倒卖到苏州、上海等地。后来发现收购蚕茧就地烘干，比收土丝得利更多，便携带重资到蚕桑发达地区创立烘灶，名为“鲜茧行”。鲜茧行开始时均是英美商人借用当地地主、乡绅名义收购鲜茧，因为比收买生丝获利高，国人竞相效仿。不久，政府发现茧行混乱且有利可图，便着手管理，规定：设立茧行需向牙厘总局请领行贴，每证缴纳120两，若未领证而开业者，除苛多额罚金外，没收其所设之茧。各茧行在开业期间必须将许可证张贴，备受官吏检查。由此可知，茧行开设需取得当地政府许可，发给茧帖，按时缴纳捐税，以示合法。

图6-1 茧行行帖

江苏茧行数无锡最多。无锡第一家茧行为洛社镇仁昌茧行，设双灶40具，该茧行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由西北乡孟里镇的孙伯瑜同浙江丝商顾勉夫合作设立，请看合同：

立合同人：顾勉夫 孙伯瑜

今议得顾姓自捐洛社、钱桥两帖，施姓自捐浜口壹帖，此三处茧行各事共同办理。无论用以前之帖或换新帖，行中诸事总归各自协办，不得推诿。所收三分行佣均归对派，各无异言。现在公请杨墅园及北新桥两帖，议由孙处出名，其帖本由两姓公垫，所收行佣亦归对派，嗣后有增出之行，无论子孙出名领帖，悉照以上所议办理，两愿非逼，立此合同两纸，各执一纸为照。

光绪十三年三月[ ]日 立合同 顾勉夫

孙伯瑜

见 中 张子瀛

孙润生(www.daowen.com)

执 笔 李兰清

此后，南乡的薛南溟建立其均茧行，新渎桥建其隆茧行，东北乡太平浦建信裕茧行，这是无锡最早的一批茧行。

1900年后，江苏无锡、常州、江阴、江宁、句容、吴江、吴县、溧水、高淳等县的茧行开始普及。大的茧行设灶10—40副，一般可收鲜茧3000—6000担。有的还设立了分庄（只收不烘），少者一二十处，多者40处以上。茧行虽然最先在浙江产生，但1910年时江苏茧行数为250家，比浙江的92家多了158家，占两省合计数的73%。而江苏各地茧行又以无锡为最，计140家，1919年时无锡的茧行已达到223家，茧灶4812副，进展相当迅速。无锡产茧虽多，但干茧成本较高，经济效益不是最好。

茧行的大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有的茧行拼命抢收；有的茧行提前开秤，哄抬茧价；而有的茧行没有执照，非法收购，造成茧市较为混乱。为此，1917年江苏省政府为严格管理茧行，颁布了《江苏省取缔茧行条例》，共4条9款，明确规定：每县茧行开设20家以上者，县知事应即停发给新设茧行登录凭证；各县已设立茧行其灶数凡已满双灶8副者，不得添筑，其添设新行亦以8副双灶为限；旧帖换新证均限于民国六年（1917年）十二月三十日截止，逾期作废；凡新设茧行，必须取得本地殷实商号或同业两家之保证，始准发给登录凭证；蚕桑业特别发达（县市）之外，目前已达20家者，得由所在地之农商会叙述理由，会报县知事，转呈省长核准添设。但添设之数不得逾该县全境原有茧行十分之二。

《江苏省取缔茧行条例》的颁布执行，起到了一定作用，茧市混乱的局面有所好转。

茧行的主要任务是收购鲜茧，用烘灶将鲜茧烘干后，卖予丝厂缫丝。至于收购蚕茧的价格，各地虽略有不同，但基本一致。例如，1901年至1910年的10年间，无锡与浙江绍兴的鲜茧价格一般维持在50元/担，最高达70元/担，最低30元/担。详见下表：

表6-5 江苏无锡与浙江绍兴鲜茧价（1901—1910） 单位：担/元

上表所示，1902年和1910年鲜茧最高，其余年份茧价一般维持在50元/担左右，低价在35元/担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