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封建王朝岌岌可危。1851年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太平天国起义，猛烈地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基础。长久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力带来很大破坏，江苏地区丝绸业损失严重，直至1880年才有所好转，但大大不如以前。

以南京而言，咸丰三年（1853年）以前，丝绸业是南京的巨业，南京城内用于织缎的织机有35000台，附近乡村也有15000台。织缎的产量每年约20万匹。其中织摹本缎的织机2500台，年产量10000匹；织妆花描金缎的织机1000台，年产量3000匹；织造建绒的织机有7000台，年产量800匹；织造茧绸的织机4000台，年产量20000匹。

咸丰三年以后，机户们为躲避战争，纷纷出逃。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曾国藩率兵进入南京城，整饬秩序。但机户们心有余悸，不愿轻易返乡操业，曾国藩知道，丝绸乃南京之巨业，恢复昔日丝绸，不但要号召，还得有优惠措施。同治三年十月，曾国藩下令，南京“缎业用人较多，使贫户有觅食工所，典铺挟资较厚，使贫户有通财之处，无非借商之力养农，借稍富之力，以养极贫之民”。曾国藩为召回机户、典商还下令，江宁、苏州的丝绸贩运，各水路陆路的卡厘税一律免除，以示关怀体恤。措施得力，道路打开，避居外地的机户陆续返回，与留城的机户一道重振南京丝织业。时集中之地为城南东，西南隅。至 1880年，南京丝织机台数恢复到5000余台，虽不及以前，但产量颇高，其年产各种绸缎20万匹，总价值260万海关两，直接从事丝绸业的机工有7000余人。

光绪三十年（1904年），江宁织造局奉旨裁撤，宫廷所需要的锦缎由专人每年到南京向民间采办，民间织造的锦缎开始步入宫廷。又因为少数民族地区也需要较多的锦缎，官办的织造局裁撤后，只有依赖民间织造供给，因而刺激了南京。

民间丝织业的恢复和发展，呈现了一段繁荣期。我们从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晚清锦缎丝织品种，可以看到许多南京民间作坊的产品，其制品为短织有机房商号的字牌。这一时期南京丝绸业变化情况详见下表：

表6-1 1853年与1880年南京丝织业情况比较表

苏州是全国丝绸业中心，不论产量质量，还是品种色彩，一直闻名遐迩，极享盛誉。从1860年6月太平天国攻占苏州，到1863年12月太平军失败退出苏州的三年时间里，苏州丝织业有一特殊现象：苏州的生丝出口迅速增长与大量丝织机停机状态并存。有的调研文章说：“该地为被太平军破坏的许多城市之一，机户所有藏书均已根除或被毁……丝织业的普遍衰落就是这几年骚乱的结果。”其实不然，太平军对苏州生产力的发展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从《太平军占领苏州前后生丝输出总额表》所列的数据可以看出。

表6-2 太平军占领苏州前后生丝输出总额表

表中所示，1853年以前的8年中，苏州的生丝输出在1.8万包至2.5万包之间。1853年生丝输出为25571包，1854年猛增至61984包，增长142.6%。1860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后，实际上已经掌控了主要产丝区域，包括吴县、吴江与浙江交界的产丝区。太平军占领苏州前的1859年生丝输出为69137包，太平军占领苏州的最后一年1863年生丝输出83264包，1863年比1859年多输出生丝14127包，增长20.4%。然而，1863年清军占领苏州后，生丝输出降为46863包，下降44%。由此可见，“这些数字，并没有证明太平军的统治使商业受到摧残，奇迹反而是太平军一面进行生死斗争，一面还能够如此拓展其商业”。外国人卡希尔的话比较客观。英国人林利说：“当太平军守住并治理着蚕丝地区时，生丝产量和输出量之大，为前所未闻。但当英国使此一产区沦为战场并赶走太平军之后，丝的供应量立刻降至太平军统治时输出额的半数至次一年则更少。”当时，英国对中国生丝出口依赖性很大，故而尤为关注苏州产丝区域。1863年，英商怡和洋行上海支行负责人惠特尔在致香港的普希佛尔信中称：“关于丝产的消息，仍旧非常之好，已有大量蚕籽孵化出来，桑叶亦盛，所以大量产丝的可能性极大，叛党（指太平军）正在为一切努力鼓励蚕户……叛党是最急于鼓励商务的。”

苏州地区生丝输出不断增加而丝织生产停滞的状况，很值得探讨。

生丝输出增加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太平天国运动，代表了农民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和农村蚕丝生产的积极性。 1861年，太平军在苏州地区普遍建立收租局，办理地主收租事宜。但许多地主不愿领凭收租，太平军就把田凭发给佃农，佃农直接向太平军纳粮而不向地主交租。租额比清政府规定的每亩1石至1.5石有明显下降，一般每亩2斗至5斗，最高8斗。另外，太平军采取保护耕牛、整修水利措施，实行自由贸易的商业政策，缫丝者只要向太平军缴纳生产税，即“丝车税”，就可以自由买卖，出入境自如，于官于民两利。第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生丝需求较大。英国认为，“中国丝在英国消费中代替大部分土耳其、意大利和法国丝的地位，大大有利于英国制造商”。因此，怡和洋行以及各外国洋行多方搜求生丝出口。

苏州丝织生产停滞有多方面原因。首先，太平天国虽然占领了苏州，但政权并没有巩固，还在应对战争，一大批丝织工匠被征调参军或编入诸匠营为军队和指挥机构的物资供应服役；其次，太平军采取“打先锋”“抽大捐”的方式打击地主和丝商，这无疑损害了一些丝商和绸缎商的利益，许多商人选择逃往外埠，丝绸的正常贸易停止，影响了丝织品的流通；再次，战争造成交通阻塞，商旅不通。苏州交通要道万年桥在战争中被毁，娄门外的倪桥、氺泾桥、吴泾桥、北洋泾桥、丰港桥相继毁于战火，使通往昆山等地的要道被阻，严重影响了商品流通。正因为如此，苏州的丝织生产停滞，丝织品的输出自1861年后几乎停顿。

太平天国失败后，苏州遭受空前浩劫，社会生产力惨遭摧残，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平时产丝区域，亦桑枯蚕死，寂寞荒凉”，城镇丝织工匠星散离去，“大量无辜农民被驱出家乡或遭受屠杀……经过战祸还活着的人正在渐渐回返他们的家园，但比起平时稠密的人口来，残留的人数是不多的。如果有更多的劳动力，则生丝生产比现在大得多”。(www.daowen.com)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朝政府恢复了统治秩序，招佃垦荒，苏州地区桑田面积逐渐扩大，民间的丝织生产也渐渐恢复，旧丝坊复业，新丝坊开业。据调查，1878年苏州拥有织机1816台，绸缎产量为65376匹； 1879年织机增加到2127台，绸缎年产量为76572匹，比1878年多产11 196匹。详见下表：

表6-3 1878—1879年苏州丝织业情况

19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州的丝织生产有了新发展，1880年时已有织机5500余台，但“其中许多不是全年开机的”，表明当时的生产还不稳定。以后，“纱缎业营业兴盛，年销六百万余元，其销路远至俄国、高丽、缅甸、印度等处”。最盛时，“共有木机就千余架之多，织工三万人”。

除南京和苏州以外，江苏各地的丝绸生产也同样有所恢复。

咸丰初年（1851年），镇江地方政府曾免费发给桑苗，供人民植桑育蚕。1871年，地方政府再度提倡，并从湖州运来嫩桑，免费发放蚕农育蚕，镇江丝织生产渐渐恢复，接近1851年的水平。1880年，镇江生丝产量约重6万两，价值7500海关两。绸缎生产每年8万匹，价值70万海关两。各种绸缎共计96300匹，价值近80万海关两。此外，丝线、丝绒的产量也很高，详见下表：

表6-4 1880年镇江丝绸业情况

镇江当时的织机台数并不多，只有1300余台，到了光绪年间的1894年，增加到3000余台，是镇江丝绸业的鼎盛期。

丹阳在历史上产丝不多，同治时（1862—1874）开始育蚕，此后年年增长，至1880年产丝量为11万至12万两，价值15000海关两。相传光绪初年，北乡的农民为谋生到浙江湖州学习丝织技艺，后赴湖州人数渐多。丹阳人聪慧，学习丝织技艺很快，湖州的机匠排外日甚，丹阳人遂返回故里，自备织机丝织，至此，丹阳的丝织生产兴起。光绪时有织机200台，所产绸称为“阳绸”。丹阳每年绉的产量为14000—15000匹，价值11万海关两。

再说吴江盛泽镇，自明代中叶以来就是全国丝织重镇，有“衣被天下”之美誉。由于盛泽镇偏于苏州城100里，处江浙交界地，地缘环境特殊，长期以来较少战争破坏，即便太平天国运动时，受损也很小，所以，丝绸业的发展一直很平稳。清咸丰、同治年间，盛泽已有各种织机8000余台，机户全部在方圆25里内。据海关资料，1880年时，盛泽“每天的正常产量为3000匹，当然包括各种绸缎在内。一年有300个工作日，年产90万匹。每匹平均重量以9两计，共重506250斤，即303750斤。在准备工作中，生丝的损耗，苏州为35%，而盛泽已减至15%，因此，再加上15%的重量，则全年用去生丝总数为582187斤，即349312公斤”，年产量相当高。盛泽镇内绸庄林立，交易发达，为招揽生意，盛泽许多绸庄都在苏州、上海设立分庄或分店，将盛泽丝织品销往外地，客商不必亲自到盛泽也能采办盛泽丝织品。同时，绸庄根据市场需求与变化，及时调整产品，以利适销对路。

除此以外，江苏南面的溧阳、常州、宜兴、无锡，北面的六合、江浦、扬州、高邮、如皋、通州等地，丝绸生产渐渐恢复与发展，尤其无锡的蚕丝业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异军突起，推动了江苏丝绸业的发展。据调查，江苏各地缫丝场所至1880年时，有75000处以上，织机总数在10 000台以上，丝的产量约重1750万两，各种绸缎35万匹，全部总价值约1000万海关两。

江苏丝绸业自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衰弱，经七八十年代恢复发展，又呈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