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苏丝绸业的发达，带来了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商品贸易也随之扩大。就国内市场而言，江苏的丝织品几乎行销全国。

吴江盛泽是第一亮点。这一区域的丝织品“天下衣被多赖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联袂，如一都会焉”，可见当时绸市之盛况。

苏州是另一亮点。这个地区的丝绸，品质极佳，其绫罗绸缎“转贸四方”。苏州的织造技术先进，丝织品产量高，本地所产生丝往往不敷需要，因此民间常向湖州地区购买。官营织造所需的丝经更是每年“向系差委司库等员，带通书役，前往浙省之杭嘉湖三府，按照时价，公平采买，以供织作”。

南京再为一亮点。这个地区的丝织绸缎所需要原料也往湖州购买生丝。乾隆时，南京的丝商曾携万金至浙江德清新市镇购买丝经。南京的丝织品长期享有“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之美誉，销路极广。“北沂淮泗，达汝洛，趋京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陇；西南到巴蜀，抵滇黔；南泛湖湘。舟车四达，悉贸迁之所及耳。”

江浙丝绸交易不断。除江苏的丝商前往浙江购买丝经外，浙江的丝商也间道运往江苏出售。例如，浙江余杭的丝经“例由官塘河至亭子衖，挑运大关输税，入城货卖，此定例也。访闻余邑如此，有等不法奸脚牙人兜揽大起丝货，包雇车辆以及挑驼，越道经由千秋岭、独松关等处，绕境以达江宁”。可见长途贩运之景观，且江宁的绸缎销路经久不衰。同治时，其销路“北趋京师，东进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沂淮泗、道汝洛”。

南京云锦的贸易很红火，少数民族尤其喜爱云锦。云锦在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畅销不衰。除了因为少数民族人民崇尚云锦的华美外，还因西北地区多沙漠，气候干燥，风沙大，云锦服饰沾了沙土和灰尘，拍打几下即可弹尽，华丽而实用。当时北京和张家口是云锦销售的集散地，该地区的绸缎商号经营云锦利润丰厚，常年到南京采购。有的在南京设立采购分号，派人常驻，坐地收购；有的向织造机房定织各种花色的云锦匹料，运往北京、张家口销售。少数民族的官家或民间也每年派人去北京、张家口采办，有的通过北方经营的专号向江宁机房定织，或直接到南京向大的账房购买现货。据业内人士说，西藏地区每年到北京采办云锦数量相当大。前藏通过驻北京雍和宫的“扎萨喇嘛”采办，后藏通过驻北京皇寺的喇嘛采办。青海、西藏、蒙古等地区的“呼图克图”（活佛），各大寺庙的喇嘛，每每到北京也都要采购一批江宁云锦等丝织物带回。由此，每年从北京、张家口等地转销出去的各种云锦和其他丝织品甚为可观，就销售比例而言，蒙古地区约占60%，北京及西藏、青海、甘肃、新疆、西康等地约占40%。(www.daowen.com)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回、汉行脚商人从北京将云锦贩运到少数民族地区，用云锦换回羊毛、毛皮等当地名贵土特产品，其销售的方式是“以物易物”“协议论值”。由于交通极为不便，贩运一趟不仅时间长，而且非常辛苦。例如去西藏，有3条线路：一条由北京出发，经宁夏、甘肃、青海入藏，骑牲口要4个月时间；第二条也从北京出发，经四川，去西康，由康定入藏，但也要4个月时间；第三条虽路线长，但时间短，即由天津乘海船至香港，经印度入藏，约40天左右，这条路线时间虽短，但费用较大，所以，当时的行脚商贩一般还是走前两条路线。当然，由于当时运输条件的限制，每次贩运物品的数量很有限。

明清时期，由于东洋、西洋交通贸易渐行发达，国内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商民对海外贸易的要求愈来愈迫切。明代航海家郑和在永乐年间七下西洋，先后到亚非30多个国家，交易许多金银、丝绸、瓷器等珍贵货物，海外贸易渐次扩大。同时，明朝政府也采取措施，恢复了洪武年间废止的广州、泉州、宁波三个市舶司，以管理对外贸易事务。丝绸一直是我国重要的输出物资之一，中国丝织品在海外一直享有盛誉。傅元初在《清开洋禁疏》中说：“海外之夷有大西洋、东洋。大西洋则是暹罗、柬埔寨诸国……而东洋吕宋，其夷佛朗机也……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罗、杂缯。”当时的日本国与我国的贸易关系紧密。明初，日本使臣从宁波至北京，沿途在杭州、南京、扬州等地从事贸易活动，他们向中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是铜、硫黄、苏木、漆器、刀等，而我国向日本输出的是丝绸、金银、名画、书籍等。明宪宗成化三年至成化四年（1467—1468），日本国内兵乱，四民失业，各地养蚕不振，生丝减产且品质粗恶，需要大量中国生丝。又据日本木宫彦所著《中日交通史》记载，万历四十年（1612年）七月二十五日，明朝与日本商船26艘至长崎输入生丝26万余斤。江浙是丝绸生产重区，输出的丝织物自然很多。日本元和二年（公元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以后，中国输入日本的商品中，白丝和丝绸布匹占70%。当时江苏输入日本的丝和丝织品有：白丝、绫子、纱绫、绫机、罗、纱、、闪缎、南京缎子、锦、南京绡（生绢）、金缎、五丝、捻线绸、绢绸、丝绵、丝线。浙江输入日本的丝和丝织品有：白丝、绉绸、绫子、绫纨、纱绫、南京缎子、锦、绵、罗、南京绡。

清初，朝廷对外贸易控制很严，出口的商品须经广州洋行之手，因此丝绸产品在海外市场的拓展受到限制。但在仅有的出口商品中，丝织品仍占主要地位。广州的十三行是大宗丝织品出口海外的主要洋行。“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见当时官、民争相通过十三行出口丝织品的景象。此外，江苏丝织品出口还可从造船业发达上看出。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仅江苏一地的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齑银而归”。当时船的载重量，大的可载万余石，小的可载千余石，载重量如此大的船出海贸易，江苏产的丝织品当然是大宗。同时，外国商船到广州，也以采购丝织品为主，江浙商人见有利可图，从本地贩运丝织品至粤，卖于广州十三行，转售外船，比将丝织品运往日本等处，“多获利三四倍，少则亦有一二倍”。

据清《皇朝文献通考》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江苏巡抚陈宏谋说：“采办洋铜，向系置办绸缎丝经，并糖药等货，前往日本易铜。”以丝织品易铜有规定，“每船搭配三十三卷，分装十二船”，以后均循此为例，官商船去日本易铜一律搭配绸缎。然而，丝经和丝织品大量出口，曾引起江苏丝织原料缺乏，丝价昂贵，机户倒闭，机匠失业。苏州织造安宁对此警告说：“若不早为节制，恐将来军民益困，所关似非浅鲜。”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严令江浙两省地方官员查禁丝经违法出洋，倘若有私自出洋者，重者罚充军边戍，轻者徒刑3年。但效果并不佳。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为需铜等物资，在江浙设置了官商船，从事向日本每年输出大量丝织品货物以换取铜等物资的活动，因此，实际出口的丝织品有增无减。据林则徐估计，至鸦片战争前夕，我国丝织品、茶叶、大黄三项，每年出洋贸易约抵七八百万两。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