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活跃，江苏民间丝织业发展突飞猛进。

江苏地区的城镇市民多赖工商为生，乡村的农民多以家庭纺绩来补贴、维持生计。例如，苏松地区的农民“耕鱼之外，男妇并工捆屦、澼麻、织布”。淮安“恒产之民，百无一二……唯女工手针黹履舄之外，更工麻枲、丝蚕、织纴也”。松江府乡村“纺织尤尚精敏”，“里媪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丝织业是苏州地区的“拳头”手工业，“地绕桑田，蚕丝成市，四方大贾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山”是当时真实写照。苏州区域成了当时丝织业中心，每年的纻、丝、罗、绫等丝织品有37400余端。城内“居民大半工织……机声轧轧，子夜不休……郡城之东，皆习机业”。不仅如此，苏州地区蚕丝产量也很高，桑田每亩产1600斤，可产鲜茧154斤，缫制生丝12.64斤。

南京地区，由于明朝政府用于赏赐的锦缎、纻丝等官服数量需求大，每年数万匹之多，加上宫廷生活的奢侈和挥霍无度，锦缎的耗费是官营织造无法完成的，因此，官服只得向民间采办，以弥补官营织造的不足。如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曾“诏取后湖赎银，发机户织造太庙乐舞生祭服”。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南京地区丝织业的发展繁荣。

图5-26 纱缎庄景象

明代苏州的官营织造设立织机173张，每年织造缎匹1534匹，平均每张机每年织造仅9匹，生产效率是很低的。这些官服织造的缎匹是供给皇室度用，作为赏赐的除外，因而这部分的缎匹只得向民间添织增造。从天顺四年（1460年）起，苏、松、杭、嘉、湖五府增添了7000余匹，历代频频增加，到了万历年间，苏、杭织造每年的添织达15万匹。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苏州丝织业各类制品的年产量，平均为82.6万匹，杭州平均为71.7万匹。如果以15万匹派织，苏、杭各一半就是7.5万匹。按官府织造每年织造9匹推算，需要民间织机8000余张才能完成，可见，当时民间丝织很是繁盛。明代尚书张瀚在他著名的《松窗梦语》中说：“余尝总览市例，大抵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以三吴为最多。”苏州民间丝织的纱缎庄、机户、机匠较有特色。

纱缎庄亦称丝账房。他们一般没有织机，主要是“放料取货，以货出售”，就是把染色好的经丝原料发给机户加工，机户织好后交货给纱缎庄，纱缎庄随时与机户清算工料付银。然后，将收货的缎匹待价而沽，从中牟利。据《吴县志》记载，当时有纱缎庄57家，多开设在闾邱坊、古市巷一带。

图5-27 立桥(www.daowen.com)

机户是指家里备有织机的业主，可代加工，亦可自产自销。多数机户是雇佣机匠的手工业主，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描写嘉靖年间盛泽镇的施复就是这样的机户。机匠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机户出资，机匠出力。有的机匠在机户那里做长工，大量的机匠则为临时短工，他们每天早晨都要集中在一地，等待机户“叫找”。据清顾震涛《吴门表隐》和乾隆《元和县志》记载，织花锦的短工常聚集在临顿路花桥，织素段的短工常待在皮市街狮子桥，纺丝的短工则在濂溪坊。他们百十成群地站在桥堍附近，伸长脖子，东张西望，等待机户“叫找”，此情景被称为“立桥”。

苏南如此，苏北亦然。扬州古城本来丝绸生产就有历史，明代又有发展，这可从嘉靖年间《惟扬志·田赋》中看出，当时朝廷在扬州征办“锦袍二十领，锦被五张，半臂锦百段……独窠细绫十匹”。扬州所辖江都、泰兴等十个州县，共有桑23875株，可以缫制生丝16452.5两，折绢840.2匹，每年能产纻丝230匹，生丝绢700匹，罗缎310匹。由此可见，苏北的丝绸生产也非同一般。

清初，朝廷规定机户的织机不得逾百张，若超过须要纳税50金，还需要向衙门申请，批准后发给执照方能开机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丝织业发展。到了康熙时曹寅任织造，民间机户联合具文请求撤销此规定，曹寅体察民情，奏请康熙批准，取消了织机不得逾百张的限制。机户们很感激曹寅，在南京雨花岗建“曹公祠”以示感恩颂祀。

图5-28 云锦织机

南京的民间丝织机数量增长很快，资力雄厚者极力扩张，400—500张机的大机户开始出现，到乾隆、嘉庆年间，南京民间的丝织机已经发展至3万多张。至道光年间，仅单缎机（包括花、素锦缎）就有3万多张，且纱、绸、绒、绫等机张尚不在内。时南京城厢各类丝织机总数达5万多张。就织锦而言，“据世职斯业者云，当极盛时代，织锦机户约200余家，每家机数两三张至五六张不等，十张以上者几稀。每年出品总数约值银二百余万两，依此求生活之人如织染、绘图、挑花者等等当有万数千，由知当时之盛况。业此因以致富者，亦颇不乏人。”离南京不远的镇江，当时曾出现过一家千余架丝织机的工场。

苏州“东城比户皆织，不啻万家”。乾隆三十五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70—1780），苏州的民间丝织机数已达到一万数千台，染色的工场也有三四百家之多。一些比较大的绸缎铺场，如石恒茂、英记、李启泰、李宏兴等都是在乾隆前后开设的，直到清末还存在。清末苏州城乡的织机已达15000多台，赖以生活者达十数万人，年产绸缎30万余匹，全年的营业额达600余万两，而吴江盛泽镇乡的织机亦达2万余台。在众多织机中，大都是小商品生产者或独立的丝织手工业者。当时，从事丝织业是赚钱的行当，一般民家多以此为业。据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记载：“宋氏，董礼存妻……礼存以暴疾亡，父母以哭子过哀，亦相继殁，家徒壁立，三世丧未葬。节妇时年二十，无子亦无家族可为后者……内更僦一椽，独居，以纺绩自给。凡四十年，得十四万有奇……卒尽葬其三世棺。节妇曰：吾纺绩可得五六十钱，日取十钱贮之，终岁得三千六百钱，凡僦屋之租。祖茔之税，岁时伏腊之享祀，皆取给焉……后二年，以病卒，年六十五，乾隆五十四年也。”一方面说明了宋氏节俭，另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丝织生产确实能赚钱。当然，这也是民间丝织业生产繁荣兴旺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