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反映在丝织技术的提高和丝织品种的改进上。官营织造旨在满足朝廷贵族奢靡需要，其丝织品质、花色品种的要求都比民间高。明朝规定：“凡局院成造缎匹，务要紧密，颜色鲜明，丈尺斤两，不失原样。”清朝也规定，官局所织缎匹，“务要经纬匀停，阔长合式，花样精巧，颜色鲜明”。特别是“织锦妆花之丽，五彩闪色之华”的龙袍，“一袍费至百余金，一匹价可十余两”。织造这种“针指结龙凤之奇形，式样费机杼之巧指”的缎匹，需要在机张设置、织工搭配、图案构思、花本设计乃至织造工序等方面进行合理、科学的安排调度。

以结花本一道工序为例。“画师先画何等花色于纸上，结本者以丝线随画量度，算计分寸杪忽而结之，张悬花楼之上，即织者不知成何花色。穿带经，随其尺寸度数提起衢脚，梭过之后，居上花现”，可见技术要求之高。

因此，相较官织可以集中大批技术娴熟的工匠不惜工本织造，民间丝织业必然力所难及，这就是所谓“上用龙袍及各样新出细巧花样颜色，总非民间所易知”的缘故。

民间丝织技术在官织织造技术不断提高的促进下，发展也很迅速。如明代苏州织造的海马、云鹤、宝相花、方胜等锦，“五彩炫耀，工巧殊过，尤胜于台”；“宣德间尝织昼锦堂记，或织词曲，联为帷帐，又有紫白落花流水，充装潢卷册之用”，令蜀锦自惭逊色。到清代更是“精妙绝伦，殆人巧极而天工错矣”。纻丝，“有素有花纹，有金镂彩妆，其制不一，皆其精巧……上品者名清水，次冒料，又次例挽”；清代时“所制上供平花、云蟒诸缎，尤精巧，几夺天工”。绢，有生绢、熟绢、花绢，稍厚而密的罗底绢，以及用白生丝绢织成缜密如蝉翼、幅广至4尺的画绢。以上种种，足见官局织造技术对民间织造技术影响之大。

此外，浙江的湖州也是蚕丝重镇，其织造“技巧之精独出苏杭之下”，原因就在于明代官营织造没有苏、杭那样显赫，清代又未设立织局。再说吴江县的盛泽、震泽、新城、濮院、王江泾等镇以及周边的南浔镇、嘉兴府都是丝织重镇，但织造技术也远远不如百里外的苏州城。江苏丝织业发展进程表明，江宁、苏州的丝织业在明、清时代一路领先，官营织造的存在和作用是一个重要原因。

官营织造在生产方式上对民间丝织亦有影响。如前所述，明代领织是按“预领丝料”和“领取银价”两种方式进行的。由官局预发丝料给机户，对领织的小生产者来说，就可以不必为缺少资金无力购丝而发愁，即使在经济境遇恶劣情形下，也可以免除破产之危险。这样的小机户，通过领织获得微薄报酬，赖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领一段料，举家惊持，妻络子馈，日工夜缩，所系者一月四斗”的历史记载反映了这一情况。而对于较为富裕的机户来说，从官局预领丝料，可减少生产资金，尤其是原料资金的投入，减少因买丝而支付的劳动人手和运输设备等，这样就能增加雇工人数，扩大生产规模。其实，这种形式很短暂，不久就被“领取银价”所取代。领织者先向官局预领织造缎匹的银两，自己买丝购料，织造完毕上交。这种形式，不论是自织还是雇人织造，都无须改变生产方式。(www.daowen.com)

图5-24 清代苏州织造局染色图

图5-25 清代苏州织造局摇纺图

清代的“买丝招匠”形式与明代的“领织”形式有所差异。清代的领织机户既要应付官差，又要维持自家的织机运转，当然，可随时雇募劳动力。

比较官营领织形式和民间私营作坊形式的优劣，领织者当然乐于参与官局生产形式，担当起官局购买丝料的职能，发放丝料给织造生产者，改作坊生产为领织生产；同时，让织工在自己家中织造，不增加资金就可以获取更大效益。这样，领织机户由官营织造的中间人，变为民间织造的承包人。因此，在官营织造的推波助澜下，明清时代的江苏民间丝绸业织造技艺更臻精娴，丝织品“奇巧日增，不可弹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