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5-13 康熙朝服像

六朝古都的南京，是明朝遗老、江南士子、名流望族集中之地。康熙除了在行政管辖上派遣得力官员予以监管，同时授予任职于江宁织造的曹氏父子职权，对江南文士进行安抚，若有不轨，即行密报。因此，康熙一朝的曹家织造的任务远远超出了“织造”范围。他们秉承康熙旨意，忠实为其服务。

从曹玺开始，曹家在江南就和一些前朝遗老应酬交往，到曹寅时，更是结交文士名流，吟咏酬唱，诗酒往来。曹玺为结交方便，曾在江宁织造署中建造了一所花园，园中筑有一亭，亭旁种有楝树，故此亭名为“楝亭”。至曹寅继任时，楝亭已成为当时江南文士集聚中心之一。至于楝亭所在之处，清嘉庆《江宁府志》卷十二中的记载说得很清楚：“江宁行宫在江宁府治利济巷大街，向为织造廨署”，“江宁织造署，旧在府城东北督院署前，乾隆十六年已改建行宫，时藩司监管织造，故无署。乾隆三十三年，织造署买淮清桥东北民房，改建织造署”。

可见，曹玺任职时的江宁织造署，在今南京市长江路与原大行宫小学附近。而楝亭当在大行宫小学内（大行宫小学早已拆并，现南京市政府已在原地复建“江宁织造博物馆”并“曹雪芹纪念馆”）。清初的文学家叶燮在他的《己畦文集》中也说；“公（指曹玺）在事二十余年，其初至也，手植一楝对于庭；久之，树大可荫，爰作亭于其下，因名之曰‘楝亭’公以暇辄偃息于斯，以寓先忧后乐之意。”

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本义系其父筑亭课子，示其不忘教导之意），是一个颇有文采的封建官僚。他工骑射，能诗赋，善词曲，有《楝亭诗抄》《词抄》，还刻有音韵书5种，以及《楝亭藏书十二种》，校勘颇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曹寅奉旨于五月初一在扬州天宁寺开局刻印《全唐诗集》。其间，所有大小事务全经曹寅督办。曹寅不时上折奏陈刻印大小事宜，并随时呈上凡例、序文、样本等，诸事均由康熙过目定夺。康熙对曹寅所刻之书甚为满意，曾在一奏折上批复：“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又命将曹寅及有关人员官衔姓名一律刻上。曹寅对此上折谢恩，“遵旨补入刊刻”，因“亦得列名之上而感愧无地”。后一年（1706年），康熙又命曹寅刻印《佩文韵府》。(www.daowen.com)

江宁织造一职无常品，可曹氏父子以皇室亲信任江宁织造，其地位和权势远远超出地方官员。他们为康熙刊刻的“钦点”书籍，不仅在江南，在全国影响也是极大的。康熙为稳固清朝政局，一方面对反清复明者进行镇压，一方面竭力笼络汉族士大夫阶层，特别是云集江南的士子。曹氏织造府实际是直接听从康熙指挥并按康熙旨意办事的场所，担负着安抚、笼络江南前明遗老、义士名流等任务。这一举措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因此，江宁织造府西花园内“楝亭”就成了当时的江南文化中心。

曹寅有《楝亭图》四卷，为之题咏、作画的诗人名流，几乎无有遗漏。诸如满族正黄旗人、大学士纳兰明珠的长子纳兰性德；岭南三大家之一，其父陈邦彦因抗清而牺牲，自己因避匿而免祸，其诗隐寓家国之痛，多有歌颂抗清之士的大诗人陈恭尹；岭南三大家的梁佩兰；山东的王士祯等。这些门第极高、文学造诣颇深、风格迥异的文士，他们非但民族不同，门第、经历、政见也各有异，但都在《楝亭图》上留下墨迹。由此看来，曹氏父子，尤其是曹寅，为康熙在织造外所做的安抚、笼络、亲近士大夫阶层的工作的确非常出色。

江宁织造在康熙一朝，是康熙直线耳目。织造府每月必奏报当地的气候、年景、水旱病虫以及丝价行情的变化等情况。康熙也常在奏折中批问江南的人事动态，并令曹寅“以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曹寅谨遵康熙旨意，一一奏报。大的方面，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乡试江南科举舞弊案，因牵涉的人多，康熙派出满汉官员在扬州详审，至康熙五十二年方定谳，曹寅根据康熙在奏折后的朱批：“再打听，再奏。”先后上折六次，具体且详细禀报该案的具体情况及外界的反映。小的方面，如官员上任理事的具体日期，真是事无巨细！另如明朝太祖明孝陵的塌陷、修补和因此产生的种种传闻，曹寅在“洪武陵塌陷折”中写道：“恐谣言流播，讹传失实，有廑宸衷，合先奏闻。”后又将这暗中牵涉的两朝兴废大事的各种说法，语似清淡实则详陈地禀报一番，使康熙得以放心。康熙也一再嘱咐曹寅：“倘有疑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一连4个“小心”，可见多么谨慎，其目的无非是不露痕迹地通过曹寅，掌控江南大片土地上的真实情况和各种动态，使自己能耳聪目明。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康熙与曹寅之间的君臣关系非同一般，江宁织造实有比“织造”更重要的任务。所以在曹寅死后，康熙命曹颙继任江宁织造，并寄予厚望。无奈曹颙任职不久即染疾病故，康熙又令曹雪芹父亲曹頫继任江宁织造。可见，康熙希望江宁织造一直掌握在曹氏手中，能像曹寅那样为自己办差。这也是江宁织造一门祖孙三代四人在康熙年间连任江宁织造官员达65年之久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