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买丝招匠”是由织局按照额定织造钱粮，自行购买丝料，从民间招募工匠在织局织造。这是清朝在刚刚稳定全国局势时，于顺治八年（1651年）为江南三织造确定的经营体制。其实，在真正执行时略有变通。织造局一方面以“招匠”名义通过官府招募民间一般机户机匠，另一方面佥派“机户中殷实之尤者”充当堂长、管事，作为织局内具体管理生产的负责人。他们负责领银买丝，再雇觅“织挽者”进局织造。这样的生产关系很有特点，虽然与顺治三年苏州织局佥报富户充当机户雇工织挽的办法相似，但那时的机户为民间独立的不受官局制约的较自由的机户，而此时这种“招匠”式机户，是官府招募的机户，其地位已沦为官局的“机匠”，虽然这种机匠不直接参加织挽劳作，但必为官府所左右。因此，官局通过佥派堂长、管事和“招匠”方式，使江南三织造奠定了对民间丝织业机户直接控制和支配的基础，自此以后，织局的机匠从民间机匠中招募也就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定制。当年苏州织造局经营管理模式：在堂长、管事分头料理下，局内“催僭有所官；登记有管数；烘焙有小甲；司限期者有管工；看花样者有高手；领银卖（买）料、雇觅织挽者有机匠；移交州县吊取钱粮者有承差”。

清代织造局的生产情况可以从黄册档案中进一步了解。从顺治十年（1653年）下半年起，织造上供袍缎褂匹工502匹，用银8093.360两，岁造缎匹用银13384.191两，于顺治十年农历三月春运解京。春运时在机未织完的缎匹及库料银18051.814两，三项合计工银49529.365两。需要指出的是，工料均按照制品件数按工计算，所用工匠亦以某一织品的匹件计算，不仅需要说明用哪几种工匠，而且对每一种工匠需要若干工才完成的织品，都有详细记载。

清朝政府在沿用明末旧制，采取临时性过渡措施的同时，又确立了“买丝招匠”制，改变了明末织造“散处民居”的领织经营方式，而集中于织局生产。一则便于机户管理，二则不至于机户星散难查。对于督造官员，虽曾派遣太监督管，但“鉴于明任用中官之失，与顺治三年以工部侍郎一员总理织务”。这是清代官营织造顺应时代的变化。

至于被官局“机匠”雇募、直接从事丝织生产的工匠，其身份虽不同于明代“住坐人匠”和“存留匠”，他们享有一定报酬，但他们仍不是完全自由者，他们被招募到官局织造，仍然是一种当差服役性质，不但带有浓厚的封建劳役性，而且是一种“世业相传”的终身职业，他们同样无法摆脱封建强制的束缚，并表现为对官局的人身隶属。当然，这是封建社会性质决定的。

清代江南三织造使用的招募工匠来源有二。

一是官府招募。这是织造局机匠的主要来源。被招募的工匠因为是官局编制内供给口粮的额设人匠，因此也被称为“局匠”或“食粮官匠”。这类工匠被招募进织局后，若不被革除，就会成为终身职业，并且以子孙“世业相传”。乾隆六年（1741年），苏州织造衙门就曾警告织局内的所官、管事、高手、管工等，对年老告退或病故机匠子侄应行顶补，若隐瞒不报、若恣意需所、若“得满所欲方肯代为禀报”者，将受严厉惩罚。这种以子侄继承父辈职业的做法，是机匠人身依附官府织造局的一种形式，既是机匠对官局的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官府织局之所以大力维持并推行这种“顶补”，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为局匠们能“保持家业”着想，起着笼络人心的作用，实际上是通过这种顶补传袭制，将技术人才掌握在官局手中，为织局技术人手不断得到补充和不断新老交替提供可靠保证，使之世世代代为皇室服务。

二是招收幼匠。官府织局工匠的后备源泉是招收幼匠。这种幼匠主要是织局中工匠的子侄准其带局学艺，或以继承父业以“顶补”形式自幼在局学艺。一般先经学徒阶段，然后升级为正匠，就成为织局的“养成工”。这类幼匠养成工以江宁织局最多。如南京的供应机房在乾隆三年至乾隆十二年（1735—1747），挑花匠有幼匠6名，摇纺匠有幼匠 526名。这些摇纺匠“皆自幼在局习成，与民间外户各别，难以临时募补，仍按旧制，以在局学成之幼匠，补充斥革病故之原数，照旧例按每月给食米三斗”。这表明清代官营织造使用了一批学徒工，并且能注意对这类学徒养成工的培养和技艺的提高。(www.daowen.com)

图5-8 江宁织局领机执照图

以上两种工匠是官局工匠的基本组成。但单靠这些工匠往往完不成上差织造任务，因此还有其他补充形式，即领机给贴和承值应差。

所谓“领机给贴”，就是指织局择选民间谙熟织物的机户机匠承领，将姓名、年貌、籍贯等造册存案，给其印帖，由领机人雇揽民间丝织水平较高工匠织挽，但织机属于官局所有。江宁织局的领机俗称“机头”，一般领1—2张机；苏州南北织局在乾隆四年（1739年）左右有720名机户，6个所管各管约120名机户，每个机户至少有一张另有“机照”的织机。有织造任务时，由领机给贴的机匠机户负责向织局领取原料，自行雇揽织匠进局织造，织完交给织局，工价则按件或按工计算。如苏州织局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式规定：“令机匠赴堂领银，赴库领料，以杜所官等役扣尅诸端；亦不许机匠透领经纬，擅行质当，致误上供，历经严禁。”领机人直接去织局领银、领料，以防官员克扣；丝料按定额领织，不得多领。领机人雇佣的机匠进局织造期间，由领机人负责供应伙食，并送饭到局。苏州织局在“机匠工价”项下有“织挽匠每日盐菜银五分，每日送饭工银一分”的记载。由此看来，领机给贴的机户对织局实际上是中间承包人，他们从官局领取工银和原料，雇工进局织造，这不仅能有效地替官局解决织造人手，而且能保证织造任务的顺利完成。这有点类似清初苏州织造局佥报机户、堂长雇工在局织造之法，但并不相同。领机给贴的“机头”，原来就是民间独立的丝织手工业者，家中都有织机，从事丝织生产。但在领贴以后，一方面替官局当差，一方面自营丝织，往往因在官局当差肩负责任而精力分散，自营的丝织不得不受影响。加上官局的盘剥，使他们微薄的资财日渐耗尽。这是官局对民间机户盘剥带来的后果。

图5-9 匹头——江南织造臣七十四

图5-10 匹头——张象发织造厂

所谓“承值应差”，其实质是官局向民间丝织机户摊派的一种无偿劳役。如苏州织局向来没有固定的摇纺匠和染匠，所有经丝染整以及圆金、扁金和色绒的炼染，完全利用苏州民间各业铺户和工匠以“承值”的形式代为加工。凡“大红、南红、水红三项，大红染匠承值，浅色绒铺炼染，查苏城绒铺繁多，最易承值”，因此，苏州城绒铺户染匠例由织造局“遍给编号招牌悬挂，概免一应差役”。至于民间摇纺纱经纬丝的车匠和染匠，则以“招募充役”的形式在官局登记下来，名为额设，实际“例不给粮”“向无食米”，若有“死绝逃亡及改业者”，则由官局“另募补充”。南京的丝织老艺人回忆过去在织局应差情景时说，只有饭吃，没有钱拿，完全是一种白当差。从实际情况看，“承值应差”的一般是民间丝织业中靠出卖手艺为生的技术工匠，这种无偿劳役是他们的沉重负担，也是对他们的强制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