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由于战争和人为因素，江南的织局一度停织。清朝政府一边着手恢复江南官营织局，一边沿袭明代旧制，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搜罗上供丝织品。顺治二年至顺治三年（1645—1646），征解的上供缎匹，仍然采用民间机户领织的方法。这种明代后期的领织方式，清初地方官府仍沿用，后因各地官府应上供的缎匹折银缴纳，或免停征，领织机户的方式才随即停止。而清政府需要大量丝织品全依赖江南三织造了。

清代江宁、苏州织局上供缎匹采取“雇觅应工”的方式，即利用民间机户，雇佣寻觅机匠进入织局织造。顺治二年（1645年），江宁织局最早恢复时，在倭缎机房和诰帛机房应工织造的各匠，“虽有工价名目，实皆民间各户雇觅应工”，这种“雇觅应工”方式，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还继续推行。

顺治三年（1646年），苏州织局着手恢复重建时，督理苏、杭织造的工部右侍郎陈有明曾“佥报苏、松、常三府巨室，充当机户”。官府佥派巨室充当机户，主要是他们既是富户，又是原丝织从业者。因为，当时苏、松地区的“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此种做法，有利于清朝政府解决当时织造“钱粮不及付”的困难。由此，苏州织局设立了苏州堂、松江堂、常州堂。三堂又分别编为若干号，共有23号，每号织机最多者为30张，最少者5张，三堂有花素织机450张。派充的机户按财富资力的大小分派机张，然后根据分派的机张数，分派其织造任务。此外，织局按官价预付织造银两，并规定完成上交期限。而被派充的机户负责丝料的购买，以工价向民间“雇机匠织成异品，金彩龙凤蟒缎，解往燕京”。织局对机户雇觅进局织造的机匠，则供给口粮，免其徭役。因此，机户在织局生产中实际上是承包人的角色，和明代领织形式中包揽承造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明后期机匠完全散处于民居，或者各往自家织染，清朝大多数机匠集中于织局内各堂号织造生产，但也有些散于民居。所以，就生产而言是集中的，然而就生产形式而言，却是由这些承包人大大小小地分散经营所组成。这样的生产状况，造成了“局中机杼杂沓，织造浩繁，且匠役千有余名，卯进酉出”，不易管理。苏州织局为便于“约束稽查”，乃设置了各种员役加强管理。顺治四年（1647年）所设置员役有：所官3员，专司点闸；管事11名，分头料理；管工12名，崔僭工程；高手匠12名，指导织挽。(www.daowen.com)

图5-7 官营织造挑花图

与此同时，苏州织局为适应集中生产，分散经营的格局，还加强制度管理，实行生产责任制和工票制。比如，“经纬不细净，缺乏料作，致误织挽，责在管事机户；颜色不鲜明，责在染房；织造稀松，丈尺短少，错配颜色，责在织匠”。而织造的“蟒缎、粧花、织锦、抹绒、平花等段，定为限期，给以工票，责令依限交纳”。凡“织挽精美者，立赏银牌一面，造作不堪者，责治示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