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府手工业规模庞大，因此官府手工业中的工匠人数也最多。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各地到京师轮班役作匠户名额为232089名。永乐年间，由南京迁到北京的民匠户共27000户，假定以一户一役人计算，当有27000人。嘉靖时，革去老弱病残等15000人，还留存人匠12255名，其中内织染局有匠官80员，人匠1343名。

明代的工匠制度完全是徭役性的，官营织造的工匠也不例外。这些到官府织造供役的工匠是通过匠户制度强制征发而来，并以不同的形式编入各地织局。两京织染局使用的工匠以“住坐人匠”为主，即已经编入工匠，就名列籍士，终身不易更改；各地方织局则以“存留匠”为主，即固定在局内生产。

（1）住坐人匠。所谓“住坐人匠”，来源于“永乐间设有军民住坐匠役”制。于此，依户籍的不同，一般分为民匠和军匠两种。住坐民匠是直接从民间征发而来，隶于匠籍，属于工部；住坐军匠隶于军籍，属于都司卫所。军匠一般在军中供役制造军器，这是因为“海内燕安”，所以“外卫卒在京，只供营缮诸役”。嘉靖六年（1527年），兵部尚书李承勋奏：“臣知备操官军在京，止备工作之役。不若省行粮费，以募工作，何忧役乏。”因而军匠有时也被派往其他官局服役。其实，军匠服他役早已有之，如南京内织染局中的军匠，有早自洪武永乐年间选用者，至嘉靖三年（1524年）“皆存留勿他役”。苏州织染局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也启用苏卫军匠13名。

住坐人匠按规定每月享有月粮和直米的待遇，军匠较一般民匠为多，所以苏州织染局的军匠，每名月给本卫食粮8斗，而民匠每名月给粮4斗，相差一倍。这是因为住坐人匠大都“各有本色作行”，还可自行生计。住坐人匠服役时间，规定一月上工10日，歇20日，比轮班人匠役期要长得多。

北京织染局住坐人匠主要靠外省移运。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曾令南京、浙江等地工匠去北京。南京内织染局的住坐人匠，除了来自当地机织户因匠籍关系采取就地供役外，还来源于外府取用。天顺四年（1460年）秋，工部奏称，苏、松、杭、嘉、湖五府“巧匠多取赴内局”，嘉靖四十四年（1561年），内织染局缺乏织罗匠，工部“题行苏松二府各取织罗匠二十名，随带家少，赴部审实送局”。由此可知，南京内织染局的住坐人匠很多取自外府的“巧匠”，尤其取用苏松一带的为多。这些织造技艺很高的能手，一旦应命起移，连家小都要被强制迁走。

南京神帛堂使用的是住坐人匠，“洪武时定额四百户，后太监安宁奏增四十户，俱免杂差。奸民利之，夤缘窜籍其中，至一千一百十四户”。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王朝曾对正德年来投充神帛堂的匠役进行追究过。嘉靖二年（1523年），对正德年投充神帛堂匠役革除189名，并照“旧例复四百四十户之数”。于见，神帛堂的匠役自行投充者占很大比重，这是因为神帛堂的匠役照规定是要“俱免杂差”的。当时应天府（南京）百姓赋役繁重，“富人多投内监神帛堂以避”，争取依附，以逃避赋役。

图5-5 官营织造牵经图

至于南京供应机房使用的工匠，不是上述意义的住坐人匠，可能是所谓的“应用机户”。据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有关记载，当时内监吕贵因加派“乃预括民机，以恣朘削”，有人奏劾他时曾引用“敕书”的规定：“应用机户外，不许佥派，扰害平民。”于此推断，“应用机户”显然是官局以外的民间机户，他们是官局指派选定来应差，专门承造临时派织的工匠。

（2）存留匠。这是明代在各省府地方织染局系统中使用的工匠。存留匠属于轮班匠一类，以存留形式在本府织染局服役。存留匠来源于当地机户，“机户皆隶籍于局者”。如苏州织染局就是民间机户以存留形式供役，成为本府织局的工匠。这里的“隶籍”是指机户隶于匠籍，即通过明代匠户制度，从苏州府民间丝织业中的匠户中分批定期征调而来。

（3）雇募工匠（雇役）。通常在本地工匠不善于织造或制造数额大、工匠不够用的情况下，官营织造不得不雇募工匠来完成岁造任务。江宁、苏州织染局也雇募工匠，主要是因为派机任务增大，原有工匠不敷织造，雇匠来补充劳动人手。虽然江宁、苏州织局使用雇匠是基于生产需要，但情况也不尽相同。据隆庆元年（1567年）官府报告：“南京织染局，往年因积负数多，司局长随陈宪妄以添机雇匠为名，加派于应天府属者踚数万金，此非先帝意也。请自今罢工匠之招募，仍免派征未输者。以苏畿民之困。诏可。”由此表明，南京织局以增加生产，使“往年因积负数多”得以补偿为名招募工匠，实际上行加派赋役之实，这样的募役工匠成为加派勒索的一种手段。

苏州织局略有不同，据万历十四年（1586年）苏杭等处提督织造司礼监太监孙隆奏传：“内帑袍服归并五府织染局四千数内，通令食粮额匠织造，则前项见行民匠，可免雇募，而每岁工费可省数千余两。”这就是说，当时在制造上供袍服缎匹任务增加的情况下，不得不雇募民间织工来补充，派织任务由苏、松、杭、嘉、湖五府织局的食粮额设匠役来分担织造，就可免除对民匠的雇募。这表明，官府使用雇役工匠，完全取决于织造任务的需要与否，并不是经常性的。(www.daowen.com)

（4）领织。这是官营织染局为了完成岁造缎匹的贡纳任务，通过中间包揽人，利用民间织机进行订货加工的一种生产形式。实际上，这是官府对民间丝绸手工业进行控制和掠夺的一种手段。

领织的做法，早在明初已流行，到了明后期才发展为合法化。嘉靖十四年（1535年）间，刑科给事中王征奉派到苏州、杭州督察缎匹，并陈述有关织造十二条，从中可以看到领织的一些基本情况。

在“审织户”中说：“所司籍机户之贫富，分为上中二等，分派领织，勿使贫猾者蠹其间。”在“祛冒领”中说：“各省岁造，宜于在官织户量其产业高下，以为领织多寡。每十人为一连，许其互相觉察。有重名包揽，归图分例，及知而不举者，罪坐之。”在“清拖欠”中说：“节年缎匹银两。往往逋负，皆由收头机户侵牟所致。”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王征所说的“织户”即“机户”，也就是“在官织户”。第二，被分派领织的机户有贫富之分，并根据其产业的多少作为领织多寡的标准。第三，“在官织户”具有两重性。按明朝政府规定，匠户关系是被编制在本府织染局而就地供役的，他们除按匠户关系为官府供役生产外，还有一些剩余时间从事其他织造成产，但是他们又得服从官府分派的领织任务，这是匠户关系的封建劳役义务，因此，其身份既是民间机户，又是“在官织户”。第四，产生了“收头机户”，他们处于官府和领织机户之间的承揽人地位，并负责向官府领取织造缎匹银两，这就使得他们得以从中侵牟取利，甚至“重名包揽，规图分例”，机户们所领官发织造缎匹的银两，往往仅得其半。

鉴于此，王征在“戒专论”中认为：“出纳料价，郡县长吏，宜协僚佐，及专管官委，公同该局给散，毋得自专，以滋乾没。”由于经手官吏从中“乾没”情况严重，王征提出改进之法为，将织造的银两“公同”直接地分散给机户，以杜侵扣之弊。并建议，“宜令诸郡征价赴苏杭等处，机匠领织，官为督发”，也就是官匠直接见面领取织造银两。

但是，生产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到了明末，包揽领织的风气愈益盛行，以致完全成为官府直接从民间丝绸业获取丝织品的主要方式。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苏州织局在“局政坏，局事停，局工散，局舍亦顷圮”的情形下岁造和派织任务并未中止，只得向民间机户“表散督织”来完成。例如，天启六年（1626年），苏杭等府机户奏称，“先年织造钱粮，省直司府预给办料，近来解给衍期，解户赉段上纳……陪累倾家”，这表明，苏杭地区的织造绸缎在明末时，基本上是利用分散在民间的机户以领织的形式完成的。

领织的形式在南直隶各州府也普遍推行。南京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曾“诏取后湖赎银，发机户织造太庙乐舞生祭服”。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南京供应机房左少监杨志奏报，“参织匠项进举等，预领工银，刁诬侵赖，有妨工作” 。这里的“机户”“织匠”均是向官府领织的民间丝织手工业者。同年，机户王一卿与太监孙顺勾结，采取了由官局“选殷实机户，先纳后领，每匹扣羡余四钱，随段解进”的办法 ，这样，官局不仅可以操控“殷实机户”为其包揽领织缎匹，并且每年还可以获得8 000两“羡银”。松江府的领织，则由官局“举选殷实者”为堂长，充当包揽人，负责办理丝料，“分发小匠领织”，小匠们从堂长那里，“领一段料，举家惊持，妻络子馈，日工夜宿，所系者一月四斗”，缎匹织完解京起运后，料价银两由官局支付。这儿的“小匠”系民间机户以原有的留存匠身份领织，只不过供役的场所由官局移至自家生产，并使其家庭成员也跟着无偿劳作，月粮仅4斗。

图5-6 官营织造络丝图

明代包揽人领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由宋代揽户制演变而来。宋代的揽户是以承揽他人租赋输纳为业的牙侩，他一方面高价向税户收钱，一方面从机户那里以低价购买绸绢，从中牟利。到了明代，这样的揽纳钱粮仍很盛行。嘉靖、隆庆以后，东南大族的子孙奴仆甚至为此交结官府，由此，包揽人的身份则从明初的“无籍之徒”转而为世家大户了。

领织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机户到官局或官府领取丝料，代织成匹，缴还时领取工价；一种是领取价银包织，而领取银两时间有先后，或先领后织，或先织后领。前为加工方式，后为订货方式。明代的领织方式多为先领后织。明代官营织局生产关系如图示：

明代南京、苏州织染局生产关系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