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官营织造规模庞大，分布区域广，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明制：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便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等府亦各有织染，岁造有定数。”从《明史》这段记载来看，中央系统的织染机构有二，北京的外织染局和南京的内织染局，且设置了神帛堂和供应机房。至于地方系统，根据《大明会典》记载，共有22处之多，即浙江的杭州府、绍兴府、严州府、金华府、衢州府、台州府、温州府、宁波府、湖州府、嘉兴府；直隶的镇江府、苏州府、松江府、徽州府、宁国府、广德府；福建的福州府、泉州府；山东的济南府；以及江苏布政司、四川布政司、河南布政司。

可以看出，地方系统的织染机构，以江、浙为多，浙江10处，江苏次之。但就规模、作用、声望而言，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系统，江苏为最。因此，明代的官织机构虽然全国有20多处，但经营的重心在江南，并且以南京、苏州、杭州三地为中心。

南京织染局，亦称南局，即江宁织染局，隶属于工部。额定织机300余张，军民人匠3000余名。嘉庆七年（1528年）清查时，尚存留军民人匠1317名；嘉靖四十年（1561年）存留官匠1461名；隆庆元年（1567年）存留官匠1420名。

南局的生产每十年一题，料造进宫各色绢布50000匹，其中阔生绢染练生熟绢20 000匹，白布16 000匹，苧布14 000匹。嘉靖十四年（1535年）以后，改为七年一题；至隆庆四年（1570年）仍旧恢复以十年为例。各类制品每年织造5000匹，绢占2000匹。

南京织染局的地点，在今南京玄武湖，根据《明史·食货志》的记载：“洪武时，置四川、山东诸行省，浙江绍兴织染局。又置蓝靛所于仪征、六合，种青蓝以供染事，未几悉罢。又罢天下有司岁织缎匹。有赏赉，给以绢帛，于后湖置局织造。”这里的“后湖”就是指南京玄武湖，“置局织造”则指明初在南京设立的内织染局。

南京除设立织染局，还设有神帛堂和供应机房。

神帛堂的主要任务是织造用于各种祭祀内容的绢帛织品，以供官府调用，也称为“神帛诰命堂”。神帛堂设织机40张，人匠1200余名，每10年一次料造，供织帛13690段，每年织造1369段。

神帛堂地点似在今南京后宰门，《续纂江宁府志·秩官》记述：“神帛诰命堂，向在皇城后载门内。”这里的“皇城”指的是明初南京城东的“紫禁城”，即现在南京午朝门明故宫一带；而“后载门”即今南京后宰门。《同治上江两县志·秩官》中也说：“往时又有神帛堂，在驻防城北安门内。”这里的“北安门”在“紫禁城”的北面。据以上史料，大致可以推断神帛堂的地点在今南京城东，南京博物院后面的后宰门附近。

根据“原备不时织造，工料取之南工部”的记载来看，供应机房并不是经常性的生产单位，可能是专门承造临时性派织任务的单位。但自万历以来，派织浩繁，南京的“内织染局与供应机房，岁费数万金”。供应机房由“原备不时织造”的临时机构成了维持经常性生产的单位。(www.daowen.com)

供应机房的地点，史载有两处，一处是竺桥，一处是汉王府。

根据明万历年间修撰的《上元县志》所附“京城图”上面标注的供应机房方位，在今逸仙桥以北的竺桥附近。可以佐证的还有清代《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二十七所附的江宁织局地点图，在“标志2”处，标有“竹桥小织造”字样，“竹桥”即“竺桥”，与明万历《上元县志》吻合。因此，供应机房在南京珠江路东头与龙蟠中路相交处的竺桥附近。

根据明司理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内府织掌》记载：“南京供应机房太监一员，则本库外差，有敕谕关防，所谓汉府织造是也，其署汉庶人高煦遗址。”供应机房所在地为明代汉王府。所谓“汉王”，系明初封陈友谅之子陈理为汉王，建府邸西华门外，后迁徙高丽。永乐时又封其子高煦为汉王，居住原来府邸，后高煦被废，府邸遗址即改为供应机房。

汉王府在今南京总统府以东汉府街一带，竺桥是今南京珠江路东头竺桥，虽然相邻，却是两个地点。不过，据以上情况看，供应机房最初的地点在竺桥，明后期，汉王被废，才在被废遗址上改做供应机房。

明代地方系统官营织造最具代表性的为苏州织染局。其他地方织局岁造的缎匹不供皇室，主要用于赏赐及“以待四夷”。而苏州织染局则以皇室用缎匹为主，生产的丝织品“只供内府之用。赏给诸项，概属之府，而局不与焉”。

苏州织染局于洪武元年（1368年）建立，洪熙元年（1425年）扩建，局址在天心桥东（今苏州市人民商场一带），到16世纪60年代末，尚有房屋250间，内织作87间，分为6堂，东纻丝堂（天字号）48张织机，西纻丝堂（地字号）24张织机，纱堂（元字号）42张织机，横罗堂（黄字号） 18张织机，东后罗堂（宇字号）24张织机，西后罗号（宙字号）17张织机，共设织机173张。除织作外，还有掉络作、染作、打线作72间。

苏州织染局每年规定皇室用纻丝1534匹，闰月时加织1673匹。织局设置各种官役：大使1员、副使2员以及司史、堂长（均不给粮）；工匠分为写字、高手、扒手、染手、接综、掉络、接经、画匠、花匠、绣匠、折断匠、织挽匠等（每月每名给粮4斗）。此外，苏州还有卫军匠（每月每名给粮8斗）。根据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记载，当时在织局工作的各色人匠有667名，并起用苏州卫军匠13名。

明代的官营织造，每年有缎匹定额的织造任务，然而，由于统治者的奢靡和赏赐的无度，正常的定额缎匹根本无法满足统治者庞大的消费需要，因此在定额之外，往往以“添派”的名目增加织造缎匹，且增加的数目远比定额数大。据官府的报告，明代“累朝制造缎匹不过三万匹，上用赏赐，俱在其中”，“一岁所造，供费有余”。但自天顺四年（1460年）起，“添派”日益增多。据史载：“天顺四年，遣中官往苏、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额之外增造彩缎七千匹。工部侍郎翁世资请减之，下锦衣狱，谪衡州知府。增造坐派于此始。”一次增造7000匹，数量之大，而请求减少的官员，还落得个下狱降职的处分，可见统治者滥用丝织品的无度。至此后，“添派”就一发不可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