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历代王朝一样，清王朝在推翻前朝的征战中，对被征服者实行残酷的镇压和掠夺，江南发达的丝绸业区域受到空前浩劫。松江几经屠城，“满目伤痍，积棘载道”，震泽地区也因“兵燹之祸，市里为墟”。而丝织业的中心、数百年来繁荣富庶的锦绣之城苏州，则“六门闭，留于城中者死无算，道路践死者相枕藉”，清兵“由盘门屠至饮马桥”。扬州十日内，清兵连人杀光，其他更不用谈及了。然而，明末清初长期的战争，使原有的生产关系受到冲击，产生松动，为清初生产关系的调整及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

首先是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耕地面积扩大。顺治八年（1651年），清政府掌握的耕地只有200多万顷，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增加到607余万顷，已接近明代万历时期的田亩数量，嘉庆十七年（1812年）达到790余万顷，超过了明代万历时期。耕地扩大，人口也随之增加。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册的户口人数1900余万，康熙六十年（1721年）增加到2900余万，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增加到2亿多，而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已有3亿多了。

明末清初，黄河下游堵塞，多处决口，黄河、淮河合流，给两岸农田带来严重灾害。康熙年间，清政府大力整治黄河，康熙把“三藩”“河务”“漕运”三项列为亲政以来的头等大事，特地写下来挂在宫廷柱子上，提醒自己日夜观看思考。治理黄河的经费高达300万两银子，足见康熙帝对治理黄河的重视。经过广大人民20年的辛勤劳动，终将“黄、淮故道次第修复”，缓和了黄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灾害的威胁。雍正年间，扩大修筑江苏、浙江的海塘，还将部分海滩改为良田。桑、麻、棉、茶、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量随之增长，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来源。

其次是手工业的发展。纺织、陶瓷、制糖、印刷、矿冶、造船、造纸、制盐等行业都有显著进步，尤其是纺织业，而在纺织业中又首推丝绸业。南京、苏州、杭州为丝绸业最发达地区，均设置了官府丝织机构。民间丝织业更为发达，乾隆、嘉庆期间，南京民间的织机就有3万余张，所产丝绸畅销全国。苏州也是“在东城比户皆织，不啻万家”。清朝政权稳定后，统治者开始重视育蚕丝织，康熙十年（1671年），康熙数令督抚“严饬有司，加意督课，勿误农时，勿废桑林”；更有意义的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亲自为《耕织图》赋序题诗。他在序文中写道：“观之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惓惓于此至深且切也。爰临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用以示子孙庶臣，俾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且欲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劳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可见康熙帝对耕织的重视非同一般。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又颁布政令：“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度量择宜，种植树木。桑拓可以饲蚕。”江苏丝绸业在清政府政策调整下蓬勃发展。“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三、四月为蚕月……自陌上桑提笼采叶……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缫丝，昼夜操作”，“茧丝既出，各负至城，卖于郡城隍庙之收丝客。每岁四月始聚市，至晚蚕成而散，谓之卖丝业”。吴江丝绸久负盛名，其丝“在元初充贡，今邑中盛有之”。正因为吴江诸乡的蚕丝“天下衣被多赖之”，且“岁有百十万之益”的厚利，所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这都是育蚕、治丝、织造的缘故。(www.daowen.com)

除江浙丝绸外，广州等地的丝绸业也有长足发展，其他手工业也蒸蒸日上，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台湾、广东、四川的制糖业，云南、贵州的矿冶业，广东佛山的铁器制造业等都有明显进步。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商品经济趋于活跃，城镇与乡村、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蚕桑丝绸行业的生产进一步扩大，呈现繁荣景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初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