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由于政治统治残酷和经济剥削严重，加上延续17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破坏。明朝初期，土地荒芜，居民鲜少。龙凤三年（1357年），昔日繁华的扬州城，居民仅剩18家，苏北、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面对这种局面，明王朝要巩固政权，就得采取措施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封建阶级的政治家，由于特殊的经历，他不但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而且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比较了解百姓的要求，懂得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所在。他说：“民富则亲，民贫则乱，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朱元璋审时度势，颁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措施。

首先，用移民垦田、鼓励开垦的办法调剂人力的不足。洪武年间，开始将农民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叫“窄乡移宽乡”。凡移民垦田的，官府提供牛具、种子、路费等。洪武三年（1370年），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4000多户人家被迁徙至濠州（今安徽凤阳临淮关西一带）垦田，且有激励规定：凡新开垦田地，不论多寡，都不科税。地方官员科税扰民的要被治罪。

其次，注重兴修水利。明朝初期，朱元璋就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大规模地进行水利修治工程。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全国开挖塘堰40987处，疏浚河道4162处，修整陂渠堤岸5048处。永乐年间，山东、徐州、应天、镇江等地30万农民开挖疏浚了淤塞多年的会通河，打通了大运河全线的运输，再也不用走危险的海路了。

再次，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早在龙凤十一年（1366年），朱元璋为吴国公时就曾下令：“凡民有田四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不种桑罚每年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罚出麻布、棉布各一匹。”不久又下令：“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树，每一里种二亩秧。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八百株。栽种树木造册回奏，违者罚云南、金凿充军。”这些措施非常有利于桑蚕业的恢复和生产，为丝绸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明初采取鼓励耕织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全国耕地面积明显扩大。洪武年间，各州县每年垦田少则以千亩计，多则达20万亩。据不完全统计，从洪武元年至洪武十三年（1368—1380）全国新垦田地180.3171万顷，约占当时全国土地总数的一半。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耕地总面积850.7623万顷，是洪武元年的4倍多。(www.daowen.com)

耕地面积扩大，粮食和经济作物总产量也提高了，从田赋收入可见一斑。洪武十八年（1385年），全国征收麦、米、豆、谷2088.9617万石，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增至3278.98万石。8年间增收了三分之一。和元代年收入税粮1211.47万石相比，增加了近两倍。

当然，丝织产品的征收也多了起来。洪武十八年（1385年）前，明朝廷仅用于赏赐的布帛一年就高达100万匹。永乐十七年（1419年），朝廷征收布帛120.6877万匹。由此可见，全国布帛产量之多，已成为明朝赋税的重要部分。

江、浙丝绸业基础原本就好，在明朝奖励耕织政策下，丝绸生产恢复得很快。浙产之丝、苏产之绸最为有名。苏州地区织机用丝都喜爱取湖州蚕丝，所织的绸缎质量上乘，“紫光可鉴”。此时，苏州吴江地区的丝绸业业已发展，盛泽镇更“俱以蚕桑为业”，“江南养蚕，所在最多唯此镇最盛”。苏南三吴地区的丝绸业盛况，连洪武十八年的进士夏止善也不禁感慨：“桑麻两岸三洲接，财赋江南亦壮哉。”

明中叶以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由于实行了一条鞭法和匠班银制度，匠户们为了以银代役，必须生产且出售更多的劳动产品，丝织品与其他手工制品大量涌向市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苏州地区的绫罗纱缎“转贸四方”。明代史学家郭子章（1542—1681）曾说：今天下蚕事“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多”。当时，苏杭区域是全国五大手工业地区之一，而苏、松、常、杭、嘉、湖又是江南最繁华的城市。一批新兴的丝绸城镇在江南兴起，如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浙江的枫泾镇等。此时，我国丝绸业重要地理标志产生，即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全国丝绸业中心形成，并且一直延绵至今。明代的工部尚书张瀚（1510—1593）在《松窗梦语》里说：“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