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由于大运河的开凿成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大为便利，全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江南地区的经济有了超越前代的发展。手工业兴盛，尤其丝织手工业进步突出。虽然当时河南、河北、山东一带仍然是丝绸业的主要区域，但江苏一带的丝绸生产有明显赶上趋势。

隋文帝灭陈后，杨坚采取了平毁建康（南京）的政策。他为了建康城池不再被他人占领称帝，下令将建康城邑平毁。城中原有的宫宇、官署和附属建筑几乎全被拆除。

唐朝建立后，也继续推行隋朝贬抑建康的政策。武德七年（624年），唐朝在平息辅公祐叛乱后，更将建康行政级别尽量抑低，而将江北扬州行政级别提高，治所迁往江都，称为广陵。同时，还把很多原建康城的居民迁往广陵，建康仅为县治，最低时归镇江管辖。南北朝以来的南京丝绸业被破坏殆尽，而扬州的丝绸业却因此迅速发展起来。加之扬州“土甚平旷”，易于农业生产，襟江带海，有“鱼盐之殷”，运河开通后，“四会五达，此为咽颐”，使得扬州城繁花似锦，正如唐代诗人徐凝所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如此繁华区域，丝绸业想必也很发达。“扬州纺绩最甚”的记载就是有力的证明。当时广陵郡朝贡的丝织品大部分是中高档的“蕃客袍锦”“被锦“独窠锦”，这些表明扬州当时是江苏重要的丝绸生产地。

唐朝的强大兴盛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当时来唐的使臣和商贾不断。由南海来唐的商船，除驶往广州、泉州外，也有向北直驶扬州，再由扬州中转驶向洛阳、长安。因此，扬州的外国人也比较多，其中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最。这些商贾使臣被称为“蕃客”，仿照他们服饰纹样织造或专供蕃客袍服之用的丝织品被称为“蕃客袍锦”。由于扬州的丝织技术精良，每年要织造“蕃客袍锦”250件以供朝廷赠送远方来使，或作为特殊礼品之用。

唐代的徐州也是江苏重要丝绸生产地，其茧丝绸技术领先。当时徐州所辖的彭城、萧县、砀山、丰县、沛县、宿迁六县的丝绸织品作为“上品”上贡朝廷。据《唐宋地理志》记载，徐州“丝缯之属则有绫”；《六合志》记载“徐贡上细绢、绵绢”；《宋史地理志》记载：“宋，徐、邳亦贡绢，徐贡绵、。丝、绵二种出丰县者尤佳。”这些丝织品都是当时朝廷指定徐州的贡赋。

唐代的丝绸业不仅苏北地区发达，苏南诸郡也颇为可观。润州（丹阳郡）的“京口绫”“衫缎”，常州（晋陵郡的）的“绫绣”渐次闻名，有的已被选入贡品。苏州地区的丝绸业本来就较发达，到了唐代更有所长进。苏州地区的蚕一年四五熟，当地的人民勤于纺绩。据《新唐书》等古籍记载，苏州地区上贡的丝织品种非常多，如方丈绫、丝葛、绯绫、经丝绢、绫绢、乌眼绫等。其中以方丈绫、乌眼绫质地最佳。唐代丝织物贡品最多的区域有三处：一是河南道（今河南、山东一带）之各州；二是河北道（今河北及河南一带）之各州；三是江南道（今江苏、浙江一带）之各州。可见，江苏丝绸业发展水平已经迅速赶上中原地区。

从《唐代江苏各郡上贡丝织品表》可以看出唐代江苏地区上贡的丝织品品种之丰富。苏北上贡的主要是绫，品种单一。苏南上贡的有丝、绸、绫、纹，品种较多。苏南地区成为唐代的丝绸业中心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北方不少丝织工匠流入江南。据李肇的《国史补》记载：江南东道节度使薛兼训在大历二年（767年）曾密令军中尚未结婚之人去北方“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绫纱妙称”。二是中原地区藩镇割据，生产遭破坏，朝廷御服供给困难，从而统治者转求于南方。故而促进了江苏丝绸业的发展。

表3-1 唐代江苏各郡上贡丝织品表

唐代，官营的手工作坊比较庞大，分工很细。少府监下设织染署，署下设绫锦院，掌管织造皇室贵族的冠冕、组绶，并织染绢、丝、锦、纱、绫、罗、绮等，工匠主要从各地挑选，以徭役的形式到长安丝织作坊操织。唐代在江苏地区的官营织造机构暂无史料可考，但民间丝织普遍存在，就全国而言，唐王朝每年征赋民间的丝织品数量相当可观。天宝年间，朝廷每年消耗绢740万匹（每匹约合6.27平方米），丝185万屯（一屯等于六两），数量之大，堪称空前。若民间丝织不普遍，朝廷是无法征收到如此大数量的丝织品的。

中唐以后，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城镇的兴起，丝织手工作坊也有增多。如定州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是少有的丝织大户。江苏广陵郡的丝织作坊也不少，且技术精良。褚遂良的后裔褚载，因长久住在广陵，在丝织作坊中学得机杼之巧，回到杭州后传授给当地人，对杭州的丝绸生产技术提高起了重要作用。后代丝绸人为纪念褚载，在杭州城内褚家堂（后改为“忠清里”）建立通圣土地庙，以示后人。以后该地又成为杭州绸业公会的“观成堂”。可见，当时扬州的丝织技术是比较高的。

不仅如此，唐代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兼容诸多异域文化，在艺术设计上表现更为突出。特别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拓展，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日益活跃。唐中期后人们服饰款式、色彩及纹样较多地融入了西域特色，丝绸图案艺术也因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其时流行的图案风格主要有团窠纹、花鸟纹、狩猎纹、几何纹。

图3-1 花瓣团窠对鹿纹锦（团窠纹）

图3-2 大窠宝花纹锦（花鸟纹）

图3-3 花树对鹿纹锦（狩猎纹）

图3-4 菱形网格填花双面锦（几何纹）

唐代城镇的民间丝织生产主要存在于手工作坊，而农村，丝绸生产作为农民的主要副业大量存在。到了唐代后期，江南的民间丝绸业已极为普及，超越了北方，江浙一带自然形成江南丝绸业的中心。贞元（785—805）以后，江浙地区向朝廷进贡的丝织品已达数十种之多。尤其是苏州地区的丝绸以其绚丽多彩而为世人叹服、钦慕，更深得文人墨客的大加赞誉。

缭绫

白居易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www.daowen.com)

应似天台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

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

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官姬。

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

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

异彩奇纹相隐映，转测看花花不定。

邵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值千金。

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塌泥无惜心。

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

丝细缲多女手痛，轧轧千声不盈尺。

邵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也应惜。

在丝织技术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唐代的染色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唐代发明的夹缬，是指用两块对称花纹的木板夹住织物，就雕空处染色，产生花纹对称的效果，这种染法很快传遍于天下。再一种为臈缬，即蜡染。先在帛上绘制图案，再依图样抹以蜜蜡，浸入染料中，待蜡脱落，花样重现，再蒸而精制之。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别样风格的丝织品，这种方法在唐代也较普遍。

还有一种特殊的印染法，即缬法。它是用线在绢帛上扎束成绺，染后放开自成花纹，形成撮晕的效果，别有韵味。这种方法现代称之为“扎染”。可惜，缬法自北宋末后就很少见到了，其原因不明，也许此染色法费工、费时、费力。江苏在1976年后恢复了扎染法，南通等地有数家，其中南通扎染厂恢复最早，规模也较大，当时该厂职工300余人，各扎染点的工人约有2万余人，其销售额自1976年至1983年平均每年以64%速度递增。1983年的产值为3000多万元，创汇1000多万美元。南通扎染厂恢复生产颇有戏剧性。1976年，日本一家商社带了一盘日本扎染操作的录像来南通，寻求江苏的加工生产企业，南通扎染厂抓住机会，决定恢复生产。日本商人说，扎染技术是中国于唐代传入日本的，此话颇有道理。日本明石一位染人所著的《织染史考》一书曾谈及，今日本的东大寺还保存着许多唐代中国的五彩缬丝织品。中国古代扎染是在织物上按一定规律，以撮取织物扎结，或以谷粒作为衬垫物，在外部扎结，因此扎眼较大。而现代扎染以粒为眼，为小粒扎，称为“疋田绞”。一件普通的扎染服饰，比如日本的和服，仅粒眼就有16万—17万粒，再经一个“疋田”，两手不停息地扎8个月到12个月，才算完成“扎”的任务，劳动量确实很大。

从古代中国撮扎结到当代的以粒疋田，这是中国的扎染技术自唐代传入日本后，日本在扎染技术上的发展。当然，具有无级层次色晕的扎染工艺技术，首先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巧妙地利用染色工艺化学物理的作用而发明的。扎染技术在江苏得以恢复，是在汲取古代中国和当代日本的扎染技术的同时，又有了创新与发展，为恢复和发展我国自东晋以来的扎染技术做出了贡献。遗憾的是，现今的扎染丝织品随着丝绸行业整体的下滑而难见踪迹了。

图3-5 扎染中振袖产品

图3-6 手描加工扎染丝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