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是封建王朝财力及奢侈生活的主要来源，而绢帛历来是主要征税对象。

隋遵北齐均田制，丁男给永业田20亩以课种桑麻。缴纳的租调一般以“床”（即夫妇）计。一床一年纳租粟3石，调绢1匹，绵3两。

唐初也实行均田制，丁男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不久推行租庸调制：丁男每年缴纳粟2石，称作“租”；缴纳绢2丈、绵3两或布2.5丈、麻3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20天，如若不服役，按每天缴纳绢3尺或布3.75尺的标准，缴足20天数额以代役，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当然，贵族阶层会找各种理由享有免除租庸调的特权。

租庸调中的“庸”，是唐朝改前朝徭役而成，并作为一项制度普遍推行。“输庸代役”客观上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进行生产，农民为了缴纳“调”之绢和免徭役的“庸”，必竭力植桑育蚕丝织，进而刺激了丝绸业的生产发展。

后唐时，由于生产关系及社会矛盾的变化，均田制逐步瓦解，致使唐王朝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无法维持。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建议免除租庸调，推行“两税法”，按住地立户籍，按贫富定等级，分夏秋两季纳税，户税征钱，地税征米。但实际上，农民仍需将大部分钱折算成绢帛缴纳，征钱的很少，因此，育蚕丝织一直在发展。(www.daowen.com)

唐代生产关系的几番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丝绸业也大步前进。当时的丝织品的产量很高，丝绸成了广大农民手中唯一值钱的物品，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与之比值，可为部分商品的媒介，具有一定的货币功能。贞观、永徽年间（627—655），1匹缣可换1匹马，1匹绢可买1斗米。贞观十一年（637年），因连年丰收，1匹绢可买粟10余石。玄宗执政时，通过法令对丝绸作为货币予以肯定。开元二年（714年）玄宗下令：市面上必须用钱交易的规定不合理，绫罗绢等在交易时均可作为流通的货币，不服者治罪。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玄宗下令更明确：布帛是本，钱刀（货币）是末，贱本贵末，流弊就深，从今以后，钱物兼用，违者科罪。这样一来，将绢帛作货币者渐渐增多。建中年间（780—804），“农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少”。

当时，江苏南部地区丝织品产量很高，是唐朝主要赋税地之一。除了正常的赋税外，还有各种名义的苛杂。唐敬宗曾两次向时任浙西（治所在苏州市）观察使的李德裕下诏，索要盘条绫和缭绫各一千匹及罗纱袍缎一千匹。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今以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

可见，江南丝绸业之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