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提高和丝织业的发展，上层统治者也在不断调整赋税内容和政策。三国时，曹魏首创“户调制”，将绢帛作为专项税种输纳。户调规定每户缴纳“绢2匹、绵2斤”。晋时，户调为“丁男之户，岁输绢3匹，绵3斤”，比曹魏时增加了一半。到了南朝，“丁男绸布绢各2丈，丝3两，绵8两，禄绢8尺，禄绵3两2分……丁女并半之”。注意，晋代的统治者将户调由“户赀”变成“丁口”，也就是由原先的按户缴纳变为按人口缴纳，将户调征收的范围扩大了。不仅如此，实际征收时，往往“赋税多少，因时增减”，也就是想怎么征就怎么征，想征多少就征多少。难怪后人评注：“其军国所需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

南京当时为六朝的都城，其周边及江南广大地区是“随土”征收的主要区域，广大农户在户调政策的刺激下，原来不养蚕的，不得不竞相栽桑育蚕，原来养蚕的，更努力扩大生产。“业蚕者滋，勤励兼倍”应该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宋孝武时（454—464），“斋库上绢，年调巨万匹，锦亦如此”。官府库房的锦绢如此充盈，民间生产的兴盛和产量的丰富可见一斑了。

丝织品的价格在汉代时很昂贵。根据文献及《居廷汉简释文》来看，汉代的1斤丝值300钱，1匹缣值600钱，1匹白素值800钱。与当时的米价比较，1石米100钱左右，1匹缣等于6石米价值，可做1件成人长袍，且缝纫的工钱尚未计算在内。而1匹上等白素相当于8石米的价值。普通的丝织品如此高价，其他上等品种更是昂贵。如襄邑之锦等，每匹价值2000钱，高级的甚至2万钱。手工业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当时一般农业创造的价值。当然，劳动人民是不敢问津这些高级丝织品的，还是粗糙麻衣裹身。丝织品与麻织品产量相比还是较少的，大部分丝织品还被官府征调掠夺去，所以，丝织品价格一直上涨。至南朝时，“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www.daowen.com)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丝织品产量增多，绢帛的价格开始下跌，到齐永明年间（483—493），绢每匹只值300文了，仅为宋初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当时的丝绸业发展多么迅速。然而，对劳动人民来说，无论是价格上涨还是下跌都是不利的。价格上涨，丝织品产量少，基本上满足官府的索要，蚕妇织工忙于纳绢帛；价格下跌，丝织品产量多了，茧、丝、绸卖不出好价钱，吃苦的还是劳动人民。真是“蚕农罕获，饥寒尤甚”。